规则与动态演化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研究

摘要：对于中国基层治理的传统研究，往往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换一个视角，从动态博弈和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出发，就会发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一般性规则和随机性规则共同决定基层治理的成功程度和效率提高程度。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一般规则性因素，如产权、激励等更多的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效率，传统的因素的影响则逐步减少，这反映了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转型因素。

关键词：基层治理；博弈论；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产权；激励；随机；转型

一、 导论

对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研究，传统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展开，最著名的研究要属于费孝通关于江村经济的研究，在其《江村经济》 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些基本范式，他通过小规模区域--苏州江村的研究，分析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等多个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的研究了基层治理。当代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有王浦劬、李风华（2005）认为，如何平衡各种情况、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成本最小化，是基层治理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这构成了描述与评价基层治理模式的基本维度。因此，基层治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选择一种既减少决策成本同时又具有吸纳能力的治理模式。

中国基层治理看作是一个互动选择过程，在信息集不变的条件下，政府的基层治理博弈的策略将与个人反应策略产生互动的适应性关系。应用这些策略性的关系，从动态博弈的角度将能够从新审视中国的基层治理问题。规则与动态演化，随机性与一般性的问题将能够通过模型的分析展现出来。本文将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和归纳这些一般性和随机性的规则并通过大样本计量分析其影响因子，给出相关结论。

二、 理论分析与假设

假设有n个人参加一个博弈（在这里可以把博弈看作是基层治理视角下的个体之间的博弈，也可以看作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博弈），在信息完全，静态博弈的情况下，每一个都有自身所认为行动的最优策略。博弈中，所有人自身所认为的最优策略共同构成一组策略组合，在纳什均衡的条件下，所有人的最优策略都依赖于其他博弈对手的博弈策略，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均衡，在博弈中所有人即使达成一项有利于所有参与者的最优行为策略，

n个参与人在博弈之前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每个参与人只能选择一个特定策略，令s*=（s*1，s*i，…，s*n）表示这个事前达成的协议，其中S*i表示所达成协议中的第i人的参与策略。所有参与人的战略表述为博弈结构G=（S1，…，Sn；u1，…，un），s*=（s*1，…，s*i，…，s*n）为其策略组合，是一个纳什均衡，如果对于每一个参与人i，是给定其他参与人选择s*-i=（s*1，…，s*-i，s*i，s*i+1，…，s*n）的情况下，第i个参与人的最优策略即ui（s*i，s*-i）ui（si，s*-i），且Si∈Si，i，s*i∈argui（s*1，…，s*-i，s*i，s*i+1，…，s*n），i=1，2，…，n。

最大化问题的解，考虑策略组合s′=（s′1，…，s′i，…，s′n），说s′不是G的一个纳什均衡等于说至少对于部分i而言，s′i不是i的最佳策略，至少存在一个s″i∈Si，使得ui（s′i，s′-i）

假设不同博弈者之间的策略可以重复发生，动态博弈中的贴现因子大小就构成了动态博弈均衡结果的关键。正如弗里德曼（1971） 所分析的：在一个博弈矩阵中，令G为一个n人阶段博弈，G（∞，）为以G为阶段博弈的无限次重复博弈，a*是G的一个纳什均衡（混合或策略均衡），e=（e1，e2，…，en）是a*决定的支付，v=（v1，v2，…，vn）是一个任意可行的支付向量，V是可行的支付向量集合。那么，对于任何满足vi>ei的v，存在一个贴现因子*<1，使得对于所有的*，v=（v1，v2，…，vn）构成一个特定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总结上述分析，在概率【0，1】之间是连续的参与者的反应应对是对应于其他人的最佳策略。在这其中，制度的形成依赖于各方的反应，政府的基层治理行为与参与行动的社会其他各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随机变动的行为，这也要求政府的基层政策在依据一定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更加需要与实际的环境变量相切合。政府基层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当事人以政府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策略以及不同的贴现安排。

应用奥斯特罗姆关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并结合上述模型分析，基层治理包含和两个基本问题，即一般性规则和随机性规则，遵照奥斯特罗姆以及中国的相关具体情况，可以将这两大基本问题分解未三个基本要素即最为一般性约束行为的产权问题、解决行为动力的激励问题以及一般性随机问题的所谓环境适应性问题。这将能够解决传统基层治理中所面临的制度供给、可行承诺、以及相互监督问题。

产权问题，分析界定边界，实际等于界定了资源的实际所有权与使用权，包括无形的资源与有形的资源，包含资源所附属的法律权利，只有完整受到法律保护并且不残缺的产权制度，才能够引导资源的合理最优配置，对基层治理的效率改进的发展起到一个长期的推动作用。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激励的形成虽然受到随机因素的冲击，但能够与产权构成基层治理中的一般适应性规则。

基层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包含了不同利益格局与分配，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导致参与者之间的种种冲突，由于缺乏合适的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机制以及冲突解决机制，积累的矛盾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导致地方基层治理中的政策失败。因此随机冲突机制形成也是是基层治理中的关键问题。由自然人组成的政府和自然人一样存在信息不充分、执行困难、交易封闭的情况，基层治理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政策治理对象本身的相互监督与分级制裁，这形成了适应性的具体反应。这些随机因素的变化将和产权、激励等一般性规则在动态过程中，构成了基层治理的关键与核心。它们是如何影响基层治理的效率，如何将这三个因素进一步分解并进行评价，将通过下面几节的研究得到解决。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由于数据样本之间的分布在空间上不连续，采用最小二乘法或者向量自回归等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存在偏差。但采用二元选择类的模型在计量分析中能够取得较好的结果，在社会学或政治学以及部分经济学的分析中采用较多。因此，本文研究采用Logit模型，这一模型在许多的相关基层治理核心因素约束研究中得到应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研究结果。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在研究中，假设基层治理的三个核心要素即产权的清晰程度、制度的激励强度以及制度与环境的适应性程度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自变量。

在技术处理上，考虑到实际数据的可得性，将上述三个核心自变量进行分解，分解成三大类共计10个自变量，以便发放调查问卷，进行实际数据统计。最后通过离散因变量模型中的二元选择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分析上述三类核心自变量以及独立随机变量对区域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程度。在计量中，为了研究结果的精确性，调查案卷的发放将是大范围的，在区域选择上，将地区分为江苏无锡、苏州、南通、南京、连云港等地区。这样，在区域分布上，所取得的数据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基层治理效率问题。

考虑到下面潜在的因变量回归模型：

y*=xi+ui，i=1，2，…，N

其中：是比例系数，y*是潜在变量，被观察数据y与y*的关系如下：

yi=0，若y*0，yi=y*，若yi0，在这里所有y*的负的值被定义为0，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lnL=lnF[（ci-xi）/]+lnf[（yi-xi）/]+lnF[（ci-xi）/]

对上述方程求最大值就可以获得和的估计，F、f是u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在u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即u∈（0，1）时，对数似然函数变为：

lnL=-ln（2）+ln2++ln1-

以上给出本文的假设变量与估计模型，将基层治理效率y*看作是因变量，xi代表是自变量，x1，x2，x3代表产权清晰程度的三个需要调研的子变量，三个子变量共同构成了第一类核心基层治理的核心自变量。x4，x5，x6代表制度激励强度的三个需要调研的子变量，三个子变量共同构成了第二类核心基层治理的核心自变量。

x7，x8，x9代表制度与经济适应程度的三个需要调研的子变量，三个子变量共同构成了第三类核心基层治理的核心自变量。是研究所必须通过调研数据确立的参数大小，通过有关的计算，将能够观察 值的大小与显著性，将能够有效估计基层治理效率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将x1，x2，x3，x4，x5，x6，x7，x8，x9的实际设定如下：

x1表示所调查基层治理地区所属企业改制情况，调研所在地区的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情况。

x2表示所调查基层治理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

x3表示所调研基层治理地区的原有服务性机构推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情况。

x4表示所调研基层治理地区企业两权分离情况对区域经济以及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情况。

x5表示所调研基层治理地区高管及职工的工资、奖金、股权回报对区域经济及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情况。

x6表示所调研基层治理地区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回报情况。

x7表示政治因素对本地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情况。

x8表示本区域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等对本区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分析。

x9表示良好的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关系对本区域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效率影响情况。

x10表示其它因素的影响。

四、 实际计量结果与分析解释

根据相关的变量假设，企业改制、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情况，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原有服务性机构推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情况、区域企业两权分离开情况；高管及职工的工资、奖金、股权回报情况、地区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回报情况、政治因素对本地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效率的影响情况；本区域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等对本区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模式的影响情况、良好的政府、社会、个人三者关系对本区域经济发展与基层治理模式影响情况、其它因素的影响情况都对基层治理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将所收集的500份调研案卷的有关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表1是根据Logit模型分析得到的精确计量结果，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似然比统计量（Likelihood Ratio Statistics，LR Statistics）在9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EViews 6.0软件计算结果表明，在影响基层治理效率的几个关键要素中，企业改制、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状况、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与基层治理效率是否较高的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分别为8.029 4 和7.23E-06，z统计量分别是4.678 5和3.125 4，具备明显的统计特征，充分说明了产权清晰问题对基层治理效率的重要程度。产权清晰程度中的原有服务性机构推向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状况与基层治理效率的相关系数是1.038 4。

关于激励制度中区域企业两权分离开情况、高管及职工的工资、奖金、股权回报情况与基层治理效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估计值分别为4.03E-06、6.43E-06。这说明，企业两权分离后，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能够获得企业家经营性回报，促进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激励制度的改变，能够使得职工与区域内居民获得更大收入。高管及职工的工资、奖金、股权回报情况估计系数大于企业两权分离状况估计系数。

地区领导人的政治声望回报情况、政治因素与基层治理效率相关性为负，相关系数分别为-2.65E-06、-1.0005。这说明，更高的政治氛围不利于基层治理效率的提高。本区域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企业文化等对基层治理效率的提高相关性不明显，其相关系数为0.015 2。这说明，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传统文化及相关习俗对区域基层治理的影响逐渐减弱。良好的政府、社会、个人关系和基层治理效率的相关系数为2.407 8，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现代社会的法律、习俗成为调节国家、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其它因素和基层治理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其相关性系数为0.041 38。

五、 结论

动态博弈和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理论研究表明，中国基层治理的问题可以通过经济学中的博弈分析进一步深化研究。博弈的各个参与方的不同博弈策略在动态的情况下共同决定了博弈的结果，不同结果的组合决定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博弈论和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研究发现了基本的产权因素、制度的激励程度以及制度与环境的适应性是决定基层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这三个因素也是构成基层治理中一般性规则和随机性的核心因素。

对中国基层治理实际的计量研究表明，在大样本分析数据情况下，基本是符合理论推断的。在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规则和文化对于基层治理因素的影响力逐步减弱，现代的产权、公司治理等因素与其它相关因素逐步成为调节基层治理各参与博弈方的关键因素。一般性和随机性的因素构成了不同的博弈支付结果，但是在较大的可置信区间内依然符合理论的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3. V.W拉坦.诱致行制度变迁理论.节选于《诱致性创新：技术、制度与发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3：22-27.

4. 王浦劬，李风华.中国治理模式导言.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5）.

5. 康之国.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7，（2）.

作者简介：奥成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12-18。

推荐访问:演化 视角 基层 治理 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