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三重体认

摘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准确把握这一发展战略，有必要运用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和现象发生学等方法，从历史体认、自然体认和民主体认三个维度浔清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定位和演变路径，以确证创新驱动应遵循的历史嵌入、自然本位和民主导向等三个原则，为创新驱动战略的正确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创新驱动；历史体认；自然体认；民主体认

中图分类号：F062.3；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15） 03-0039-10

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体认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然而，我国“为何、因何、如何”提出该战略，就需要对其依存的情境脉络透彻认识，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只有了解这个战略缘生缘起，方能准确地把握该战略实施意义。创新说到底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产物，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才作为一种自觉的社会群体行为广泛地出现。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僵化停滞状态，例如农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保守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其突出特征就是维持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最重要特征就是“变”，“变是不变的真理”，资本主义通过“变”来应对冲突，从而激发自身的活力；创新则体现为“创造性毁灭过程”，双方在精神实质上非常契合；事实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孪生兄弟的创新内蕴着危机因子，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时，必然有相应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与之相适应，对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体制由此形成：例如，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早期资本主义）、全面管制的资本主义体制（中期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晚期资本主义）；“生产供给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应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直接呈现为生产过剩形态；“政府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应全面管制式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则呈现为集体消费过度；“信贷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则对应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危机反常地呈现为私人需求过度。

和资本主义的不同体制相对应，创新的内涵也具有阶段性的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富庶的地中海萌芽，在航运便利的北海勃兴；作为新兴事物，资本主义刚刚出场就面临着发展生产力，从而彻底摧毁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彼时，年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广阔的外部市场，但是，其技术基础却是脱胎于既得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手工业技术，这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遭遇的主要困难。快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以适应广袤且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是彼时资本主义面临的迫切任务，可行的办法就是尝试生产组织（主要是劳动组织）创新以打破封闭自守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重塑符合新形势需要的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也即借助企业外部规制来提高生产力。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仅是星星之火，周遭潮水般分散的原子型生产组织，对这些微型生产组织进行社会化改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创新主要内容所在。

马克思就一般意义上探讨了生产组织创新的历史和性质，阐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后生产组织形态的演变。纵观商品经济发展历史，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历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行会制度、包买商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协作、混成的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最后演变为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度等。马克思认为，作为积聚人、财、物等要素的生产组织形态的工厂，其出现是在封建行会手工业制度解体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它真正确立了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其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工厂生产组织形态的出现体现了技术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事实上，每次社会生产组织形态转变，都体现技术合理性的增加、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的主体性回归，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通过这些过程，生产组织渐渐型构为一种更加精致更加合理的劳动过程操控系统。通过新的时空范式重新整合生产系统，要么通过空间重整，将个体分散生产转变为社会集中生产，使资本能够真正控制生产过程；要么借助时间重整，消减时间碎片从而减少无效劳动时间，使动作的连贯性和密集程度加强。因此，五次社会生产组织形态的转变，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掣肘因素的解除和支撑因素的释放。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生产组织创新对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生产组织创新中，资本粉碎了以身份、血统和地缘等宗法手段维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扫荡了前进路上的所有障碍，资本的特权得到了空前申张，然而，资本所内蕴的野蛮性、狂野性也暴露无遗，正因为此，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被称之为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体制。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透扩展到整个欧美大陆，并逐渐取得了统治性地位，但是，自南放任资本主义存在利弊两端，极像脱缰野马，展现活力的同时又表现出超强破坏性：它一方面造就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商品的丰富，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生产相对过剩的恶果。政府的缺位放纵了资本对劳动的挤压，不断加深的剥削反过来侵蚀了消费基础，最终演变成1929-1933年间弥漫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人们对资本残暴统治开始心生畏惧，于是寄希望于政府来约束资本。它直接推动“罗斯福新政”的出台，这意味着中期资本主义社会来临，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就是管制，这个特征处处体现在广义生产过程创新中，包括消費过程创新和狭义生产过程创新等。福特主义大规模推广是彼时资本主义最大的创新，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和劳动控制的主要特征，而福特主义自身的主要特征则是刚性积累过程，其特点体现在生产的批量化和标准论（亦即非人化）和集体消费（公共消费）。就狭义生产过程创新来说，为了消费过剩的生产力，资本积累通过扩大固定资本的投入来进行，社会化程度更高的机器体系替代了单机生产体系，工序岗位更加同定空间更加紧凑的巨大规模流水生产线得以普及，它形成刚性生产模式，这种规模化、批量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一种更加精巧、可控的渠道；另一方面看，狭义生产过程创新中的刚性控制体系是一种新的时空规训，借助它来规训工人，工人日益片面化，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消费过程创新最大特征就是集体消费（或公共消费）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私人消费，政府通过公共权力，利用公共利益总代理人身份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政府这种强制消费的形式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力，某种程度上能够消化相对过剩产品，以至全社会消费也保持在相对可控水平。通过深入分析福特主义的实质内涵，我们发现它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借助集体力量（国家凯恩斯主义），运用刚性的管理和控制组织方式，通过技术更加紧精巧、设计更加合理的企业内部规制，资本主义将包括生产、消费以及政府等在内的社会主体借助操控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个全面受控且有序的资本主义模式得以形成。这种受控资本主义模式大力推广，使得社会商业信心重新建立，它极大地刺激了有效需求，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5-1973）也如影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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