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面开放合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全球动力

[摘 要]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21世纪乃至人类未来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具备全面启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要按照立足本国、胸怀世界、借鉴国外、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放合作;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开放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

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21世纪乃至人类未来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是由中国首倡、大力实践并藉此推动人类共有一个生态系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但就理论构建、理论体系、实践指导、国际话语、话语体系而言，中国做得还不够，国际影响还有限。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演讲时所指出的：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①。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事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崭新人类新文明，尤要按照立足中国、胸怀世界、借鉴国外、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特别是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绿色生态技术、社会绿色治理经验像当年引进技术、引进管理一样引进来，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变革;同时将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成熟经验推广到世界范围，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都是全人类的事

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马克思指出，历史“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②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文明才能兴盛。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智慧，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天地参、众生平等儒释道之核心精神，其本身即极大地维护和促进了农业文明时代长达两千多年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其中的生态治理智慧举世称道。如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变岷江水害为水利，使山、水、人三者高度和谐统一，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历史最为悠久、唯一留存至今、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大生态水利工程，创建两千多年来泽被天下、造福苍生，至今仍发挥着防泄灌溉的作用。反之，如果人类破坏自然，就将遭到自然的惩罚、报复，其文明就要衰落。历史上，作为西亚最早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居民为了耕地而毁灭了森林，渐为沙尘所掩埋，成为不毛之地，自此文明不复。历史的教训令人十分痛心。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姿态对地球立法、为世界定规则。它大规模地破坏、攫取和豪夺自然资源，体现出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20世纪中叶前后的二三十年间，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沉溺于高度发达的物质享受的人类社会，遭到了大自然生态系统无情的疯狂报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各类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致使众多人群非正常死亡、残废、患病的公害事件不断出现，且持续久、影响众。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全世界各地为了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类后代的生存问题，审慎地考虑每一个决策。

二、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文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和发展趋势

（一）工业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界的逆向巨变，生态危机是生态文明兴起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动因

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文明自其诞生起就“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③，就包含、内化和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工业文明自18世纪中后期诞生和兴起以来，至今不到300年。一方面，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与此相生相伴的精神财富、价值理念，令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讴歌和热情赞扬。他们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它）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④;“资产階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各代加起来还更多更大的生产力”⑤。可以预见，在21世纪头二三十年间，工业文明仍将处在鼎盛和繁荣时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仍将在重大和关键科学技术以及所谓“普世价值”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从“工业文明”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所起的作用来看，仅仅兴起200余年的工业文明，就使全球性资源、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使整个星球换了面貌，这或许连工业文明自身也没有预料到。德国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德国地质学家斯托默（Eugene F. Stoermer）指出，工业文明造就了“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人类世”（Anthroposophy）的时代。克鲁岑认为，人类从300万年前开始，又称为“人类纪”;地球地质的人类世，开端于1784年，即瓦特发明蒸汽机的那一年。工业革命使人类活动速度加快。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高速进步，已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地球已进入它的另一个发展时期——“人类世”，在这一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不亚于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其二，今天的地球因为工业文明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自然的了，这个改变过程可追溯到工业革命，因此“人类世”新的地质年代应从工业革命时期起始①。可以说，工业文明使人的地质作用力成为行星级的力量。或者说，在整个地球史上，包括人类世以前的地质时期，地球的自然价值朝着不断增殖的方向发展。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度开发、利用乃至掠夺自然价值，导致自然价值严重透支。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自然价值已经朝着负值的方向发展。这是“人类与自然界的逆向巨变”，是“地球新突变期”，是“人类与自然界的逆向巨变”，即“地球结构畸变、功能严重失衡的新突变期”②。当今时代，工业化发展仍然把地球作为获得自然资源的仓库，索取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仍然把地球作为排放废物的垃圾场，向自然排放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而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废弃物。工业文明治理环境的模式，基本上坚持了“一物降一物”的大机器化生产方式，一边生产产品，一边生产所谓防治污染的设备，却日复一日地不断制造出积重难返、难以为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

（二）人类社会整体按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螺旋式上升和前进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及其历史和文明形态走向更高层次、更高阶段，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形态的决定性力量。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基本文明形态。通过考察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本范畴，我们发现，原始文明是原始社会的文明，农业文明是农业社会的文明，工业文明是工业社会的文明;支配和决定原始社会走向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力量，是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或者说是生产工具的根本性变革。在原始社会，燧人氏发明火，是人类历史上“明于天人之分”最伟大的发明。恩格斯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③，进而又从发明最简单的石器工具开始萌发，人的自我意识逐步形成。在农业社会，恰如恩格斯所说：“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经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他又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④在工业社会，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1776年第一台瓦特蒸汽机的投产，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部发电机的问世，实现了电能和机械能的互换，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大踏步迈入工业文明社会。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合，推动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社会。20世纪末期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和人类对宇宙系统的无尽探索，都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对整个宇宙系统的认知。新技术革命、新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正以如火如荼、以分秒必争的速度对世界整体格局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以清洁能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能源等为代表的低碳绿色能源再生、再造、再循环技术与产业，以细胞生物学、基因工程、微生物学、酶工程、生命起源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及其产业，都已经孕育兴起并开始走向实用化、产业化和常态化，带来了新的產业革命。这都预示着一个以生态技术和生态产业变革为基础的生态社会及其文明形态的逐步到来。纵观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之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发展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及至更前阶段的发展内容与表征存在很大程度的竞合。一种社会及其文明形态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不断地从较低层次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变化，较低层次与较高层次交融并存、扬弃发展的“自然历史”的过程。可以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就其发展历史阶段本身而言又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较高阶段和全新文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这一历史潮流。他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①中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也曾预言指出：中国在21世纪必将迎来“第六次产业革命”，这就是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为代表的生物工程。当今时代，工业化与生物工程、信息工程高度融合，它们的共同作用使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产业、产业业态和产业集群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既影响和改变着全球产业发展新方向，也影响着国际经济发展新格局，使人类社会向着“智慧地球”的小小村落聚集，引发、推动和催生着新的重大的生态技术革命、绿色产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由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新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

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

（一）中国具备全面启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生态、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

我们曾经以为，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会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工业文明率先在那里发展并达到最完善的程度和最高的成就，而且又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而“危机是转变的起点”，是新文明出现的强大动力。或许基于：第一，工业化国家运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力量，建设庞大的环保产业，进行废弃物的净化处理，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同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把污染环境的肮脏工业和有毒有害的垃圾，转移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生态危机）有所缓解，从而失去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和强大动力。第二，工业化国家发达和完善的基于工业文明的文化有巨大的惯性，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惯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惯性，具有强大的历史定势②。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率先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这是因为：第一，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整体分析，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现时代，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2018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仍预计增长6.5%～6.7%，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增长仍居世界前列;全年粮食产量可望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从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看，中国经济运行都处于合理区间，综合国力大大加强③。中国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为实现这种转变打下了雄厚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物质基础。第二，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挑战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迅速实现工业化，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的种种问题同时并全面综合地凸现出来，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又同社会和民生的种种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种巨大的压力和严重的挑战。中国理性地回应挑战，负责任地履行使命，并逐步认识到：按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走老路，已经没有出路。第三，基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分析，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是中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在人类历史上，古代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现时代，从中华民族悠久优秀的生态文化中探求原动力和生态智慧，成为激发和增强全民建设生态文明自信心和使命感的力量源泉和不竭动力。第四，中国已经具备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高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旗帜上，闪耀着生态文明的绿色之光，绿色使命成为红色政党不懈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历史使命。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和社会等领域各项改革成果的制度化，形成一整套匹配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系，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为在整体上建设和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奠定党的意志基石和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二）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创造性地提出和确立了“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整体上成为反映和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景全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战略高度和比较范畴认知生态文明建设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即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无不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天然的浑然一体性，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①。其一，“中国梦”就是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既蕴含着天人合一、与天地参、民胞物与等中华传统文明观的复兴与引领，又描绘出人与自然和谐及“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人类大同愿景。其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建设的全面、整体和协调性发展，也从“木桶原理”“短板效应”等方面证实：生态不文明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尤要重视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凸显出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里“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要求我们既要在实现小康社会的不远将来，着力让人民群众在喝水、吸气、饮食方面有安全感和舒适感，又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的战略路径。其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本身既内含“绿色发展”之义，又将“创新”居首，表明我们要着力并率先通过绿色低碳生态的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奠定技术和产业基石，而不是在应对环保问题上“一刀切”“壮士断腕”“一关了之”。事实上，并没有多少手腕可断，如果不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和内生机制的话。其五，“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态势，既表明过去单纯依靠速度维持GDP总量的增长方式不可取也没有必要，更表明在新知识经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要主动以新业态发展水平提升来改造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其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注重转方式、调结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在“三去一降一补”中实现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绿色化转向，同时又坚持把生态文明放在更加突出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实现绿色发展常态化。在2018年5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个体系”，即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五个体系”首次系统界定生态文明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生态经济体系提供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制度保障，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目标责任体系和生态安全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和动力，是底线和红线。这种内在的逻辑一致表明，进入新时代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或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正在促进工业文明社会或后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社会面貌、文化形态实现现代化的绿色转向，正在开启、迈步和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四、以全球视野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設开放合作

（一）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中的生态文化国际话语引领远未成形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软实力的竞争。联合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对人类文明的创造性贡献。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列为“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从术语走向理念、思潮和实践，中国是当之无愧的创领者、实践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非常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理念和实践是舶来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都没有形成关于生态文明这一术语“约定俗成”的翻译。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和一些媒体指出，美国有个别学者赞扬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但这并不等于：为了迎合自己话语体系全球化的需要，我们非得要搞出个出口转内销的东西来。就其走向国际的术语而言，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时，中国主流媒体在汉译英的翻译中，将它译为“conservation culture”，这既没有反映出“生态”的系统性，显然也把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大哲学人为地放小为自然环境保护范畴，把表征人类的大“文明”人为地放小为“文化”范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后，中国的主流媒体汉译英时，有将其翻译为“ecological processes”的，也有翻译为“ecological progress”的。在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主流新闻媒体和学界才较一致地采用了“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表述。显而易见，在《巴黎协定》和《2030年人类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生效、走向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生态文明术语的英式表述如果不能如西方社会主倡的“可持续发展”术语一样明晰的话，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任务将更艰巨，遑论以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在世界绿色发展浪潮中占据主动地位。

（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从全球范围看，当今时代，尽管率先走向且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北美、南澳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呈现令部分国人“惊艳”的生态美好景象，但人类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区域性全球性频现、生态系统整体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止。从历史范畴看，人类真正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后才开始出现的。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John Belamy Foster）就曾指出，当今威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态问题是资本获利的逻辑造成的。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除了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外，也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和破坏。当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一方面给本国人民带来了短暂的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却在更大程度、更深层次上给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生态灾难①。从比较范畴看，走向后工业文明时代、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试图用改革开放40年基本走完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道路，也试图把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累积、逐步消化和转移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一揽子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问题，固然需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立即行动起来，但也断然不可妄自菲薄、过于急躁冒进。同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既要历史地看待其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的整体性破坏，也要审视工业文明自身固有的顽疾，而不是一味向发展中大国变着花样责难不休。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以生态文明引领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自己完整科学的价值体系，特别是要有自信。历史地看，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兴起也不过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综观中国，1972年，中国不但没有缺席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而且在生态污染并未引起社会关注的低收入发展阶段就组建了国家环境保护的专门机构;1992年，在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中国率先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贡献最大。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消除绝对贫困排在第一位，而且是最为困难的。中国政府明确向世界宣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脱贫，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目标②。凝聚东方哲学智慧和历史底蕴的生态文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性贡献。从现在开始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跨越两个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在历史地、积极地审视工业文明自身固有的顽疾。《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启动了全球层面用生态文明理念改造和提升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国加速推进这一进程，致力于在2030年初步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到2050年正式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将是对全球范式转型的巨大贡献和有效引领③。

（三）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对于最具中性色彩、包容度最高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如此。在中国首倡并大力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话语建设要实，要有抓手。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而言，当前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力度还不够。国际合作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坦然面对问题，自信解决问题，开展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合作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如雾霾问题，发达国家都曾有过，像德国的鲁尔区、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和里昂都曾有过治理雾霾的有效应对措施，美国纽约、洛杉矶也是如此。又如20世纪80年代德国、瑞士等国提出了“重新自然化”概念，将河流修复到接近自然的程度。这些都值得借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绿色发展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成为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但同时应该看到，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低端产业，甚至长达数十年将自己的垃圾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但也确实通过技术创新积累了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只是我们尚不掌握且未能大规模应用。我们要通过开放合作，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心态，以改革开放40周年开启新的历史征程，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国际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重在发挥市场机制，让企业真正参与到对话、合作合资和技术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进程中来;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双进程，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尤其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绿色生态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包容发展，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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