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诗歌的境遇与前景

信息时代的诗歌镜像

洪治纲：实话实说，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了解越来越少，只是偶尔关注一些诗歌事件。譬如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梨花诗”、“下半身写作”、“裸体诗歌朗诵会”等等。在这些充满喧嚣意味的事件背后，折射了中国诗人怎样的文化心态?

黄礼孩：喧嚣事件背后是中国诗人的躁动不安和急功近利，同时也显示了诗人们对诗歌现状的不满和随之而来的颤动。也许诗人太寂寞了，总有人想弄出一点动静出来，这样才引起大众的关注。诗人似乎想在一种惊世骇俗的氛围中实验诗歌。随着作秀文化的流行，诗歌的炒作也变成一种策略。诗人不惜突破自己的界限去获得诗歌的声名。我想诗歌事件的发生使更多的诗歌边缘化，诗歌备受冷落的现状促使诗人努力去改变。诗歌的命运也只能靠诗人自己去改变了。在这样一个不安静的时代，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但我还是觉得，把精力放在诗歌文本的实践中更好一些。什么时候中国诗人耐得住寂寞了，诗歌也许是别样的境界了。

洪治纲：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些事件也反映了信息时代的某些特殊的精神镜像。因为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各种电子媒介以其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方式，贯穿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它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导致人类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信息时代所特有的文化伦理。这种新型的文化伦理，主要体现为人类主体意识的衰落。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在充分享受这些具有高智能化的技术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甚至变成技术的仆役。人的主体意识逐渐减弱，主体性日趋模糊，并由此引起了巨大的内心焦虑。

黄礼孩：信息改变人们的生活，似乎没人能躲避信息的影响。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电子媒介使得很多东西消失。有些东西又应运而生。借助电子传媒的新概念，诗歌时间的上演也就变成家常便饭。这些年出现的大量的网络诗歌和网络诗人就是拜电子传媒所赐，他们在网络上的狂欢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类诗人的写作有别于传统诗人，但也有很多缺陷，网络文化的限制使得诗歌的写作不够丰富，处在技术层面的诗人慢慢就变成你所说的“单向度的人”。随着时代分工的细致，我发现以往那种融会贯通多个领域的艺术家消失了。现在的艺术家在某种手艺上很厉害，但都显得单一。人只有丰富才能感受到更多，在眼花缭乱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验、观察、想象等能力都在丧失。人被分解得体无完肤。焦虑是这个时代的通病。经济的发达、技术的更新也解决不了物质时代内心的焦虑，焦虑像一条疯狗把我们赶往一条绝路上去。

洪治纲：在追求“即时性”的同时，信息时代的电子媒介还将信息的快速淘汰和更新作为其生存的重要法则，从而促使了“快餐文化”的迅速流行。从客观上说，随着社会本身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个人的内心空间日趋萎缩，人们迫切需要用轻松、娱乐和消遣的文化形态来作为心灵的减压阀和润滑剂。这也导致了人们在文化消费方式上的重要变化——由以前的“读”和“想”向现代的“看”和“听”转变，理性的审美愉悦逐渐被感官的娱乐满足所取代。而电子媒介又借助其良好的开放性和互动性，随时把握大众的文化需求，了解大众的文化心理，及时调整信息资源的发布方式，从而与广大的受众群体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共振关系。在这种共振关系中，大众既是信息消费的主体，又是引导电子媒介发展的“文化导师”：为了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日新月异的现实变化，电子媒介必须通过永不停歇的信息“创新”来吸引大众，必须在短、频、快的理念中适应大众的多元化审美期待。所以，在信息时代，时尚化、新奇性和感官化，已成为所有电子媒介的立身之本。它不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也不需要经受理性的辨析，“一次性消费”是其通用的模式之一。正因如此，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诗歌的娱乐性倾向。

黄礼孩：对深刻的嘲笑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东西。浅薄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深刻是需要花时间培育的，但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已经不允许人们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思考上，以至所有的事物都披上娱乐的外衣。娱乐时代，人们更易于麻木。一次性消费的时代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诗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诗歌如果也去追随娱乐，那是很危险的。诗歌可以有娱乐性，但娱乐肯定不是诗歌的全部。诗歌是与心灵与精神相关的，如果诗歌也变成娱乐的帮凶，势必改变诗歌的本质。虽然中国有一些诗人把诗歌当娱乐，但据我所知，很多有担当的诗人都在进行严谨的写作。大众所看到的个别诗歌事件是大海溅出的浪花，而不是大海的本身。没有思想力，再光鲜的诗歌事件也要随风而逝的。也就是谁把诗歌娱乐化，最后也被时间无情地娱乐化。这些年，虽然说不上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但诗歌写作在走向成熟，这种成熟是心智和意识、审美和创新的成熟。娱乐的目的是要产生经济，但诗歌恰恰不能给社会带来看得见的真金白银。所以在娱乐的浪潮下，首当其冲的不是诗歌，诗歌的边缘化让它在这场传媒革命中避免了没有全部娱乐化的遭遇。诗歌在娱乐时代要有所承担。诗人应该去阻挡精神之花过早的枯萎。

洪治纲：在传统的文化生态里，文字一直是信息传播的基本符号。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和从属的关系。然而，为了全力打造信息本身的时尚化和新奇性，现代电子媒介却将视觉化、感性化奉为文化发展的圭臬。利用多媒体技术的特殊优势，现代电子媒介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视觉制造机器：影像、仿真、复制……所有这些信息制造手段，都直接指向视觉文化，直接迎合大众的感官享受，从而使文字所提供的信息魅力逐渐下降，文字在人类文化传递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削弱。博德里亚尔认为，这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这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在这种电子媒介所营造的虚拟空间里，复制代替了创造，感受代替了思考，碎片代替了整体，短暂代替了永恒。这种文化发展态势，对诗歌写作将会产生怎样的潜在影响?

黄礼孩：想象力是文学的生命所在。但影像、声色、数码、电子等技能正把想象力进一步萎缩，心灵的作用越来越小，也就是你说的复制代替创造，感受代替思考，碎片代替整体，短暂代替永恒。视觉文化、数字文化、声色文化、饮食文化、奢侈文化的盛行对于诗歌写作来说无疑是一场挑战。诗歌是从生命中分娩出来

的，她是有体温和血液的，但更多冰冷的技术技能包围着诗歌。说到底，诗歌是对精神危机和萎靡消沉提供的庇护所，但当下文化生态的破坏就像自然被破坏一样，到了难以修复的境地。诗歌作为人类心灵的庇护所荡然无存，这让人感到悲伤。作为一个文学观察家，你看到时代的本质。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图像部分取代文字是不争的现实，图像变成另一种文字。因为图像直接、真实，它比文字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大众总是寻找容易的途径，也图省力省心。但影像文化也有局限性，影像也不是万能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舞台摄影，但图像并没有给我更宽阔的空间，我最终还是热爱文字。摄影界、舞蹈界都是视觉艺术，但这两个界经常被人批评为没文化。因为在这个领域，很少人会用文字去表达思想。后来摄影界的布列松、阮义忠等人通过文字表达摄影的思想，摄影才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虽然我们生活在电子媒介虚拟的空间里，但情况还不至于那么坏，文字作为传播文化和思想的符号是新兴的电子媒介所无法取代的。

洪治纲：尽管图像不可能从根本上取代文字，但是，随着图像文化的大面积蔓延，以及接受群体对视觉文化的普遍追捧，信息时代的文化生态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图像与文字的紧密融合，甚至是图像开始走向主导地位，文字降格到从属地位。这种日益强化视觉功能的文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其负面作用不言而喻。而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艺术，是一种典型的静态阅读文本，需要读者强有力的理性思考和反复盘旋，才能真正领略到其中的审美意蕴。

黄礼孩：文字在某些时候被降到从属的地步令人担心，读者远离文字也就意味远离诗歌。诗歌是内心的造物，但必须通过文字才能到达心灵深邃的世界里去。没有对文字宗教般的敬畏之心，我们几乎无法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随着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下降，对诗歌的理解和领悟也就变得更为困难。诗歌作为最美妙的文字，她是我们的母语，但我们有可能在这一场信息传媒革命中把母语遗弃得远远的。一个远离自己文字的民族是危险的，不做文字的局外人，去寻找文字隐秘的激情和深埋的伟大心灵，在文字新生的光芒里又一次回到大地，重新领略青草、阳光、大海，在诗歌中接纳更大的馈赠。上帝是以命名的方式创造了事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再发现需要文字的重新命名，我们只有通过文字才能找回迷失的诗意世界。

代际差别并不是诗歌发展的障碍

洪治纲：诗歌创作中，代际差异似乎也越来越突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常常收到各种有关代际的诗选，像《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中间代诗全集》、《七0后诗选》、《八0后诗选》之类，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诗歌创作中，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代际差别?如果存在，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黄礼孩：我觉得优秀的诗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贴近心灵的诗歌存在于人心之间，也存在于自然的中间。诗歌的差异以往存在于时代生活之中、观念之中和审美之中，但自从出现“第三代诗歌”这个概念后，诗歌界以代际为概念的诗歌群体多了起来，出现了第四代诗歌、中间代诗歌、七0后诗歌、八0后诗歌等等。像七0后诗歌命名的成功最终是我的《诗歌与人》推出来的，“中间代诗歌”这个概念干脆就是我和诗人安琪命名的。以代际命名，更多的是一种策略，一种便于对一个群体的称呼，它是一种即时的操作。无论是哪个群体的写作都过庞杂，没有相近的理念和方向，诗歌美学和诗歌观念也就千差万别。我觉得像湖畔诗派、九月诗派、白银时代等等的命名，比以七0后、八0后这样沿袭的命名有创意。现在的诗人缺乏诗歌美学的发现，代际概念就成为懒人顺手牵羊的结果。说到代际之间的写作，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但界限也很模糊，就像一九七O年出生的人和一九六九年出生的人写作就没什么明显的界线。但一九七九和一九六0年出生的人，他们之间因为时代背景、人生轨迹、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等的不同，所思考的和书写的自然也不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正是差异性才给诗歌带来丰富的精神世界。

洪治纲：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世代关系中的社会现象，代际差别主要是指不同代际的人们在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行为取向等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至冲突，而且这种差异和冲突，会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而加剧。有学者就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变迁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已经不限于血缘和阶级的对立，同时还出现了价值观的对立，并由此催化了“代沟”的滋生，“代”的时代随之到来。“代沟理论”研究专家玛格丽特·米德也说到：“在我们这个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且，“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这也意味着，在不同代际的诗人之间，同样也会因为各自不同的“信念”或价值观而出现各不相同的审美差别。尽管这种代际差别会因为诗人个体的精神履历、内心积淀和审美理想的不同，而呈现出程度上的不同，但这并不表明差异本身的不存在。

黄礼孩：我觉得代沟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价值混乱、没有信念、立场和爱才是可怕的。我觉得米德说得有道理，正是代际之间的冲突才构成世界的多元变化。诗歌是青春的事业，诗歌进步的力量更多地站在年轻一代的这一边。对于诗歌来说，每一个时代都写成一样。也没什么人有兴趣去写作了。从诗歌史上来看，每一次的运动都是年轻一代对已经僵化的上一代的挑战，是新价值对旧价值的挑战。年轻一代致力于寻找新生的精神资源，努力走得更远一些。也是这种不断的代际冲突，诗歌才走得更远。但我也觉得代际之间也没有冲突的中间地带，那就是他们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关于爱、自由、正义、美、悲悯、勇气等普世价值的共同守望。

洪治纲：作为多元化文学格局的一种重要体现，代际差别的存在显然具有特殊的价值。它表明了不同代际的诗人，正以各自拥有的审美特质和艺术优势，共同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繁荣。但是，在不同代际诗人的创作内部，也同样暴露了各自存在的局限或不足。这也意味着，不同代际的诗人在彰显自身优势时，如何通过频繁而密切的代际交流，有效地克服各自的局限或不足，同样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玛格丽特·米德就认为，人类文化在代际交流上存在着三种类型，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无论是哪一种交流类型，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文学当然也不例外，一种良性的诗歌发展态势，不仅需要诗人进行“前喻”或“后喻”式的交流与借鉴，而且也离不开“并喻”式的相互启发和激励。唯有如此，不同代际之间才能取长补短，

确保自身的良性成长与发展。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你认为如何加强这种代际交流?

黄礼孩：你谈的这个问题十分有意思。确实是这三种文化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对于中国当下的诗歌界来说，诗人们也在进行米德所说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但前喻文化中，中国诗人学习国外诗人的多一些，对于自己长辈学习的并不够。并喻文化的学习让他们的写作变成一种相近的模式，这也是存在的问题。后喻文化我认为比较乐观。最近获“珠江诗歌大奖”的诗人孙文波是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而给他评奖的是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孙文波说，他在乎的是年轻一代对他的嘉奖，这意味着他的诗歌赢得了未来。孙文波说他要向更年轻的一代学习，这是前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最好的例证。对于代际的交流，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个人的姿态，一个抱有诚意的人是可以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学到更多的。

《诗歌与人》：“中国第一民刊”

洪治纲：我们来谈谈你主编的《诗歌与人》吧。在很多文学活动中，有很多文学界的朋友在聊到诗歌时，都用非常敬畏的口气提到这个刊物，并且对你的执着称赞有加。可见这份刊物在诗坛中的地位，以及你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专注与执着。这份刊物是什么时候开始创办的?迄今为止，它在中国当下诗坛上的影响力如何?

黄礼孩：《诗歌与人》是一九九九年年底创办的，到现在也十年了。十年的光阴，我在其中看到自己青春的身影。十年里是在像你一样的文学界的老师、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坚持下来的。《诗歌与人》能引起关注，也许它真的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诗歌与人》的影响力由我来说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用陈晓明先生的话是，“《诗歌与人》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文本，是活的当代诗歌史和精神史。”沈奇先生说：“《诗歌与人》已经构成二十一世纪当代中国诗歌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坐标。”这些年《诗歌与人》得到很多赞誉，并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民刊”，我更多把这看成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一个正在途中的刊物比已到达目的地的刊物更有力量。我想《诗歌与人》是不断抵达又不断出发的刊物。

洪治纲：文学是人学，人类生存的境遇、精神存在的镜像，以及各种可能性的心灵际遇，都是文学关注的核心。以“诗歌与人”作为一份诗刊的名称，隐含了诗歌写作与人类心灵之间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你们通过这个刊物，希望如何彰显诗歌写作中“人”的存在状况?这种状况与信息时代所崇尚的感官化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黄礼孩：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人为这个世界留下无穷无尽的精神文化。任何一种艺术都建立在伟大的心灵之上。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创造伟大的文明，因此对人的尊重是首要的。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是人创造的。诗歌与人是一体的。诗人应该是诗歌与人的和谐统一，应是人类最高艺术形式与心灵自由体现的统一。但我们往往只看重诗歌本身，而忽略诗歌的创造者，仿佛诗人都死了。在一座城市里，没有诗歌是可怜的，没有诗人更是可悲的。惠特曼说：“人人都写诗，但是连一个诗人都没有。”事实上。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诗歌与我们的诗歌创造者，都应获得一种尊重，它才是完美的。对诗歌与对诗人的双重尊重是我命名《诗歌与人》的出发点，而实际上我命名《诗歌与人》也是我想借此改变民间诗刊不发表诗人的影像的历史。为什么诗人只能藏在诗歌的背后呢?为什么诗人不可以像明星一样风风光光出现在杂志的平面上呢?让读者看到诗歌作者的形象，是我命名《诗歌与人》的另一个意图所在。这也是我以图像纪录诗人的另一种形式。因此，《诗歌与人》是一份充分体现诗歌与人同时在场的民间诗歌读物。身处于这个感官的时代，《诗歌与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媚俗，拒绝与诗歌文本无关的炒作。她也许是寂寞的，但也是自由的。

洪治纲：我读到的近期诗歌并不多，但是，就我个人所读到的一些作品而言，我的感受是，它们在人性表达上有一种“崇恶”的倾向——崇尚感官的放纵，崇尚恶俗的人性，甚至崇尚暴力化和情色化的生存情境，似乎对“善”失去了必要的敬畏感。从客观上说，这与当下的欲望化生存不无关系，因为信息时代所拥有的一切技术力量，不是在促使人类不断追求理性化的生存价值，而是陶醉于躯体感官的满足——就像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所说，人们正在变成一种“娱乐至死的动物”。但是，诗歌毕竟是人类的光荣，诗人的全部价值应该在于他以自由的歌唱来对人类的文明作出承担，对人类的困境发出追问，对人类的命运提出警策。也就是说，诗人必须有一种向善的意识和能力。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黄礼孩：这个时代摧毁的东西也许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快。就像波兹曼说的：“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我认同你的观点。眼下的文学，对残酷、暴力的描写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写人性的美和人的尊严的作品就越来越少。人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异化，被抛得越来越远。如果文学丧失了对人性的坚守和教化，缺少对人性深刻的挖掘，文学必会走向枯萎。让诗歌回到人性的书写，体现人对自己的真诚发现，因为没什么比得上诗歌更能直指人心了。无论在什么时代，诗歌都是对心灵的介入。在一个极度娱乐化的时代，诗歌的精神更应是人心的温暖、人性的宽容和对尊严的坚守。

让诗歌能真正的飞出光芒

洪治纲：谈谈你的诗歌创作吧。你的诗歌大多是一些非常精粹的短章，从情感表达方式上看，你喜欢采用一种低姿态，即用一种非常谦逊的眼光和口气，传达你对现实底层那些不被注意的事物的感受，譬如：“树穿过阳光／叶子沾满光辉”：“对一朵花的期待／是它能够在阳光下跃出”：“母亲很早就已经去了／我坐在众人散去的地方，听见风／送来多么熟悉的声音，它来自天堂，我不能拥有”：“它们生活在一个被遗忘的小世界／我想赞美它们，我准备着／在这里向它们靠近／删去了一些高大的词”等等，情感取向非常质朴、低调，但是，却给人以强烈的内心冲击，有一种向善的力量在提升语言，也在提升读者的情感。这种情感表达方式，是一种创作上的审美策略，还是它本身就是你个人的生存方式?

黄礼孩：谢谢你对我诗歌的阅读，我发现你对诗歌有一种异样的敏感力。你对我诗歌的感受很准确。一个人只能写他自己的心灵。我渴望通过一些细小的事物来唤醒内心隐藏的情感，并看到这个世界小小的光辉。我努力让自己的世俗生活接近内心的生活，诗歌的写作正好连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也许是我的生活方式。

洪治纲：你的诗歌有一种多层次的审美空间。从表面上看，很多诗都非常透明，简约，甚至不乏某些温婉的审美韵致，但是，深入其艺术肌理之中，我们又会感受到某种丰富的内在意蕴，以及一些哲理般的思考，像《谁跑得比闪电还快》、《身体》、《距离》等，都是通过一种明

净的言语，传达了创作主体异常丰沛的情感和思考。以简洁的形式，展示丰厚的审美意蕴，是否是你的创作追求?

黄礼孩：我个人偏向于明净、温暖、丰盈的风格。诗歌有多种审美倾向，我渴望通过语言来呈现美，去发现被忽略的生活之美。我希望自己的诗歌飞扬出稀少的光芒。诗歌应像一滴水或一束光，给生命湿润柔软的情感或抚慰人心的温暖。

洪治纲：读你最近的诗集《一个人的好天气》，感受颇深的是，里面弥漫了某种孤独的意绪，像《紫荆花》、《街道》、《马行走在狼道上》、《没有人能将一片叶子带走》、《方向》、《黄昏的侧边》等等，都浸润在孤独的情感里。这种孤独，有时是因为怀人，有时是因为茫然，有时是因为命运，有时又是因为怜悯……将生命内在的孤独感与这些日常情态联系在一起，捕捉生活的瞬间感受，拓展那些隐秘而又难以言说的生存体悟，是你最近一些诗歌给我的突出感受。这里面，是否隐含了你的某种美学追求?

黄礼孩：我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的诗歌中有时不自觉地传达出谦卑、感恩、怜悯和欢喜的情怀。我相信世界存在秘密，虽然我们的生活过于平庸，我们很难遇见神秘的事物，但我们的内心渴望那些看不见的事物。我喜欢的诗歌应该有徒然超越生活的品质。诗歌是通过美来感受灵魂之后的精神愉悦，我的诗歌努力去呈现美的生命力。诗歌的一个向度就是对世界表达诗人真挚的爱，这种爱从诗人那里蔓延向人心的深处，它是人类理想的某种体现。

洪治纲：读你的诗歌，我有一种最为强烈的审美体验，那就是，与一些“崇恶”的诗人不同，你的诗自始至终渗透了某种强烈的道德感。当然，道德感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立场，但它是文学中必须具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格调。文学毕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反映的是人和人的生活，以及人类生命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状态，它不可能彻底摆脱道德律令的潜在拷问。更重要的是，道德感并不仅仅是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判断，还是作者的情怀和胸襟的一种折射。但是，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物质化现实的日益突出，现在的人们对那种良好的道德感越来越显得冷漠。诗歌创作也是一样，当下的许多作品，都在热衷于表现物欲的世界，展示各种人性恶，或者回避人生的道德感。美国的哲学家爱因·兰德将这种现象称为“道德的灰色崇拜”，是黑色道德来临的一种前兆。

黄礼孩：作为一个诗人不应回避一些社会问题。诗歌叙述的是人的心灵，诗歌要记录时代，诗歌对现实要有洞察，也要发言。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揭示会让诗人获得一种力量。因为公义、勇气、良知和爱，诗歌就高过一切，并渗透一切。在这个道德日益败坏的时代，虽然没有一首诗歌可以抵挡得住一辆坦克，但诗歌对于人心的修复和建设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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