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疼痛

报告、行会活动记录、详尽的土地租约或教区人口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登记材料，而这样的材料已使人可以非常详细地了解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了。”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的时候，在魏斐德教授的追思会上，我曾与史景迁先生有过短暂交谈。曾有学者把史景迁的历史叙述称为历史侦探学，而在我看来，它们更应被归为“微观历史”一类。我的《辛亥年》一书，是以辛亥年春节到来之前发生的一场鼠疫开始的，这一“微观历史”，几乎被所有的辛亥革命研究学者忽略了。但这一连串充满悬念的死亡事件，无疑成为镶嵌在清帝逊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最具深意的历史细节。这也是“历史背后的历史”，没有这样的细节，本书就不能成立。

三

这样的书写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定位了——它们是历史，还是文学？近年自《人民文学》等刊物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有人把它归为“非虚构”一类，但“非虚构”又是什么物种？它或许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或者，散文只是“非虚构”内部的一个部族。蒋蓝对“非虚构”做了相对系统的思考，他认为：“‘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也许涉及到历史现实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但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但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

实际上，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最早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包含着大量的历史叙述，所以清代学术大师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意思是说，包括《诗经》在内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本质上都是历史著作。历史本身就带有文学性，甚至历史比文学更加文学，而“非虚构”比“虚构”更像“虚构”。文学也因此成为历史的最佳容器。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在论文《写美国小说》里提出“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情节还要离奇。因此“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的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连史景迁的历史叙述，也被庄秋水视为“非虚构写作”：“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

由此看来，“非虚构写作”要大于文学写作，如蒋蓝所说：“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文学的一种写法，也可以当作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既然它的目的是获得表达上的自由，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以自由和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一“新鲜事物”。但总的来说，无论这样的写作有怎样的名分，它归根结底还是出自对人的关怀。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历史学也同样需要人道关怀，如蒋蓝所说，“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 ，来重现历史书写的人性色彩，就像在迷宫中奔走和彷徨的袁崇焕，顶着悲剧义无返顾的李鸿章。过去我们只在乎他们做了什么，在今天，我们则要通过史料重构他们的精神世界，抚摸历史留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创伤。

我热衷于文学，但痛恨那种“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我热衷于历史，却同样痛恨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八股论文。在“非虚构”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驰骋空间和价值皈依。

责任编辑 曲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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