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塑的边界：数字媒体与艺术

中图分类号：J9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6-0048-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6.008

21世纪对数字化的广泛应用不仅促成了诸多新媒体的诞生，也对传统的艺术媒介造成了冲击。数字化所构建的媒体帝国，以其高速的信息流通、高效的内容生产以及宽广的接收渠道，全面接管了以往工业生产的产业链条。数字媒体影响下的艺术，也早已溢出由“审美”与“情感”需求搭建起来的传统艺术的范畴，踏入“政治与商业意识形态”批评的当代场域。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将中心议题聚焦于“被重塑的边界：数字媒体与艺术”，正是为了在消费文化、商品美学、媒介融合、虚拟交互、技术发展的新情境中，攫取数字媒体理论在艺术学与美学层面的重构线索，理解艺术所面临的新状况，探索艺术场域的合理边界。

由北京电影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研究生院承办的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于2017年11月4日至5日在北邮科技酒店圆满举办。众多来自不同高校、研究機构和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被重塑的边界：数字媒体与艺术”这个研讨主题展开了多元化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四个维度：“技术美学与技术哲学关照下的数字媒体”“艺术传播与消费视野中的数字生活”“数字媒介的叙事新实践”“数字内容的生产理论与艺术批评”。

首先，数字化作为一项基本的媒介技术不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到我们的审美意识和哲学思索，所以“技术美学与技术哲学关照下的数字媒体”这个维度的研究讨论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媒体一方面致使艺术脱离精英话语卷入大众文化与消费生产的问题，协助艺术理论与批评完成了从以“审美体验”为尺度到以“意识形态的无意识”为本质的美学观念的转向；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传统哲学观所秉持的“先验的主体”置换为当代哲学观中“被构建的主体”甚至“交互构建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角度的讨论其实是力图抛开对数字媒体的现象式描述，透过技术在更富深度的美学、哲学层面上对数字媒体展开理性分析与批评。

技术为人类所用，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类的生存、审美及思考方式，这是该议题的参会人员共同享有的学术思路。来自山东大学的许乐通过对技术发展史的梳理论述了“分形数字绘景技术”在电影中“为人所用”的历程，数字特效技术日趋进步，人们对电影中场景造型的把控力逐渐增强，同时电影不再受制于客观现实物的限制，进入无尽想象的美学创造领域。天津工业大学的倪玲详细地分析了电影声画技术所体现的二律背反的哲学现象，声音与画面保有各自的本质属性，却往往在电影中以统一的形式呈现，声画关系可以是相互说明的互补关系，也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对立获得独特的艺术体验。

对技术应用的剖析需要我们抛开技术本身的效用、功能的层面，发现其所造成的审美流变、趣味转换甚至重新思考关于人的哲学，关于这方面，参会的专家和老师展开了更为丰富的讨论。河海大学的贾斌武以电影景框为核心，归纳出技术变革下电影美学的革命历程，电影最终走向了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而艺术从膜拜价值到视觉价值再到体验价值最终指向的则是人类应该与影像嬉戏，在影像中栖居。北京工业大学的王国华教授提出数字技术的应用导致了电影空间的扩展，因为技术使得电影魔幻与现实的边界交互交织且逐渐模糊，正是这种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叠加，致使电影乃至人类生存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不断变化和无尽扩展。于朝宗博士更是站在宇宙的宏观视角下，将人类与星球联结为生命共同体，以电影体验发展为线索探讨人类感官的开拓和变异。在他看来，技术超越现实，人类便超越感知，电影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建构了对未来世界的想象。王国华教授和于朝宗博士共享着技术作为“人的延伸”这样的学术立场，因而得出技术发展终将带来人的生活革新及精神升华的结论。

厦门大学的黄鸣奋教授对前沿的面部识别技术观察入微，并以此为线索探讨了“刷脸时代”数字技术对艺术边界的重塑问题。他的论述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从人类交往产生艺术的角度，证明人机互动（互相刷脸）造成了艺术“社会边界”的位移，计算机艺术可以获得艺术在广义上的承认，它的价值在于“创造出人类思虑所未及的意象或形象”；第二是从人类感觉通道决定艺术形态的角度，证明媒体融合对艺术“产品边界”的重塑，计算机整合各种媒体，使艺术信息流通传播、建立检索系统，造成各艺术形态的彼此渗透；第三是从艺术产生于整个社会文化生产链的角度，提出“互联网+”对艺术“运营边界”的重塑，数字时代中共享占据主流，不同艺术门类的渗透导致IP成为热门，艺术也从本土自足转向国际需求。黄鸣奋教授的论述一方面从自然、心理、社会的角度解释了艺术的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又解剖了数字媒体的特征显现，并且以统一性的思维和整合式的写作技巧分析了数字媒体在不同方面对社会生活和艺术形态的渗透，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在数字媒体环境下重新界定艺术内涵与外延的范式。对于技术带来的人机关系演变将会导致怎样的主客体位置的嵌入。华东师范大学的钟锦教授则做了相关的哲学思考。他回溯了中外古典哲学界对技术的两级化态度，指出技术狭隘的有效性导致“先验主体”的目光局限，所以“先验主体”永远不可能认识到世界本身，永远只能看到仅对我们人类有效的诉诸经验的现象。数字技术则有可能带来狭隘视域的突破，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出经验主体所有可能认知的世界。而对于技术的负面影响，钟锦教授则乐观地抛出他康德哲学的立场，即历史的发展在正反的力互抵消中向前发展。主体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钟锦教授虽然没有提出一个新兴的主体构想，但我们发现具体技术甚至具体艺术门类被悬置之后，仅从纯粹的哲学思辨也能窥见主体面临改变的契机，沿着这样的思路，一种全新的主体位置是可待发掘的。

技术走向及其影响难以预见，数字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中，也早已超出了传统工业美学原则下艺术理论体系的涵盖范围，延伸到更宽泛的技术美学的思想范畴。这无疑使问题更加棘手，也对更为综合性、延展性的研究提出了要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数字媒体的美学关注与哲学审视，就是对面临“丧失”的主体性的持续追问，是对人类未来的数字化生活情境的展望，也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建构式反思。

其次，数字媒体的广泛运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而是业已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加速了信息的接受、交换与消费，所以对“数字传播与消费视野中的数字生活”这个角度的探讨必不可少。数字传播得益于技术力量，不再拘泥于单向度的内容传播，而是在交互中，全面介入到了生产链条之中，通过制造和传播可供消费的形象与想象，促进着永不停歇的物质与欲望的生产。由此，数字媒体以虚拟的方式，打造出了一个与“现实”关系复杂的“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由此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生活样态。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的陈丹丹和河南科技学院的王奇男谈及媒介属性在新媒体语境下发生的变化。陈丹丹认为，面对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去中心特点和消费文化的挑战，电视媒体应该重拾电视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本体来应对。王奇男为我们详尽分析了动画的演进——从创意、制作到发行整个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数字媒体的改造。聊城大学的郝春燕选择了具体的新媒体内容——“穿越”这个主题入手，剖析了此种艺术消费热潮的文化内因。数字媒体也深刻地影响、改造了公共服务机构的运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公共服务进行消费、体验的方式。北京工業大学的刘永孜从媒介融合的视角梳理了现代博物馆逐渐发展为“媒介—建筑复合体”的过程，认为其视觉技术的更新和发展能够勾连人们的信息与娱乐、教育与消遣需求。山东大学的高迎刚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东营市政府的例子，他们利用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和“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得更加成熟和完善。除了具体的媒介发展和媒介应用，与会嘉宾也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畅想数字时代人类将何去何从。北京服装学院张玉安教授利用电影、录像等新媒体作品的例子探讨了艺术理论和批评中的经典问题：心理距离。张教授认为数字媒体对艺术具有强大的改造能力和潜力，与观众的互动方式也是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山东大学的李岩则从生命政治学出发，对人的知觉方式演变做出梳理，认为虚拟知觉界面（例如虚拟现实技术）会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从而决定了人的组织形式。于是，势必会发生由虚拟社会引发的新型政治结构革命。最终，人的心智或许会联通交织，发展出共同意识，我们最终成为新的物种，成为“神”。李岩的演讲，囊括了生物学、知觉理论、演化学说、生命政治学、技术哲学、文明发展、马克思理论等多种学说，并介绍了当今虚拟现实领域最前沿的技术动态，将多种学说观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勾勒出一幅人类从远古到未来的畅想图，可以说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全面实践。本届论坛的特邀嘉宾美国新媒体理论家、电影导演、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教授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做了题为“自动化美学：人工智能与影像文化”的演讲，他认为，现在的海量图像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技术对图像的影响和自动修正对美学产生影响。同时，教授也向大家介绍了其工作室使用的用于研究和创作的数字化方法技术。

数字媒介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嵌入对现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字生活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特征，这涉及到不同面向的问题，议题繁杂多样。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切面入手，运用跨学科的学术方法介入此议题。在研究方法上，媒介学者应当扩宽眼界，除了以媒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探讨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变迁。同时也希望有更多跨学科的学者参与进来，为数字媒体和数字生活的研究提供新鲜的观点和论证，引发媒介理论对“日常生活”“情感体验”“艺术想象”“主体经验”“文化聚落”“族裔、性别与阶层区隔”等问题的重新思索。

再次，数字媒介对传统叙事艺术带来了巨大冲击，所以“数字媒介的叙事新实践”也成为与会学者的关注点之一。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伴随着多样化的叙事媒介的诞生，为更多新形象的创造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更多崭新的艺术表现、叙事语法和叙事结构得以产生。新媒介影响下的叙事实践令人耳目一新，这个论题正是为了从电影、电视、网络文学、游戏、当代新媒体艺术中，发现并分析数字媒介的叙事新实践及其催生的叙事观念，为叙事艺术的边界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面。

安徽大学的周正主要论述了电影中自然光效的审美应用，协助电影叙事的情节推动和故事发展。北京师范大学陈亦水的论述是对电影中末日书写的叙事线索和文化流变的归纳分析，她所举出的各个电影叙事案例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叙述末日情怀的来源、自我救赎及他者救赎的策略来把握其背后所暗含的文化脉络。南京大学的陈伟龄则关注国家在维护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个人和集体政治记忆的形成，探讨了中国“十七年电影”中的政治书写。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涛从数码爆破这一特效技术为出发点，论述了数字特效对电影视觉效果和奇观呈现所起的作用，进而提及其对叙事的扩展性影响。陈涛的观点其实已经触及到了当代电影中视觉叙事问题的边界，特效的利用对叙事的结构、方法和效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他更多地只是对特效美学做了展现，叙事问题则有待展开。

数字媒介中叙事问题的关键更多地在于传统叙事的解构和新型叙事的诞生，南京大学朱晔祺的论述立场就是基于对传统叙事的解构。他分析了库布里克电影对古典音乐的“解域”，打破配乐服务于人物塑造、情节叙事的传统标准而使背景音乐前台化，以及对电影中后人类意向的启发。事实上，倘若从音乐问题回望电影，那么游离于叙境内外的电影音乐到展览音乐的这种启发性延续，导向的正是电影传统叙事模式的崩塌，音乐与画面以往整合表意的联动状态将被某种多意共鸣所突破，技术在其中扮演的则是助推的角色。人类试图将“智能”赋予计算机等数字媒体以便获得更好的人机交互体验的种种尝试，引发我们关于数字机器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思考，尤其是机器能否进行例如叙事、艺术行为等这种智性创造。西南大学黎萌教授的论述以叙事联系与因果关系为核心，她指出在把握住一般的叙事联系的前提下，机器可以利用“规划（planning）”手段自动叙事，而面临生成“悬念”等令故事有趣的条件时，则在叙事过程与结尾的平衡中显得捉襟见肘，“一个仅仅致力于在因果链条中进行计算的系统，无法产生我们时常在涉及高度悬念的艺术作品中感到的结尾之感，或悬念的解除之感”。数字媒介为叙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技术引入与媒介融合似乎并没有解决叙事的关键问题，作为叙事基础的因果关系，虽为常识却也往往只是被一笔带过，缺乏理论关照。黎萌教授的研究正是从构成叙事的基础层面入手，通过精密的演绎推理验证了机器叙事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北京大学的李洋教授则是从电影批评的角度切入对电影工业的核心问题——故事生产的诊断。他总结出当下电影故事的三种综合症：合拍妄想症、IP狂躁症和反转强迫症，同时他也看到一个让故事生产每况愈下的悖论：各式各样的故事层出不穷，带来故事创作的繁盛，但对故事的过度采掘又导致故事面孔的平面化与同质化，最终走向原生性故事的衰竭。李洋教授所论及的由渴求对某种共同的宏大主题叙事的“大故事时代”到如今满足不同小群体需要的“小故事时代”，实则是在探讨数字新媒体语境下，故事的跨媒介讲述与流传。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又会发现另一个悖论：新媒体时代孕育了小众化的故事生产，在小部分细分人群中产生、流传并起作用，而数字全球化环境的高效传播和资本流通又在不断地发现这些小故事，并且力图把它们引入其他媒介，使其故事的“意义消耗”最大化，故事的特殊性又转化为普遍性。关于跨媒介叙事的问题，本届论坛的特邀嘉宾：电影理论家、巴黎第三大学视听与电视研究院教授、法国国立卢米埃尔电影学院教授热拉尔·勒布朗（Gérard Leblanc），在题为“跨媒介性：多重性的描绘”的讲座中也从观众接收与电影故事的角度给出了发人深思的观点。新媒体的发展导致多重媒介基于同一个虚构世界的延伸来展开不同的叙事，这种“跨虚构性（transfictionnalité） ”一边维持原型世界的稳定，一边发展出各不相同的、适应各媒介特质的故事和叙事形式。對这个虚构世界上瘾的观众会不断地想要再次看到它，而这种欲望又会再次催生新的故事。那么跨媒介的叙事呈现是否会带来故事的重复与雷同，或者如李洋教授所提及的“故事意义的消耗殆尽”呢，教授则认为问题不在于媒介装置，而在于观赏的建制方案以及观众期待之间的连接模式会针对跨媒介应用产生差异化。进而，教授回归到观众自主性和多样化的建立，期待发掘“拒绝被征服（non-assujettissement）”的观众，因为他们将拒绝接受预先设定的位置，实现主体的去中心化。

数字媒介之“新”引发实践领域对叙事边界的突破尝试，但与会专家老师的理论和批评对此所持的态度却显得更为审慎或者保守，他们抓住叙事的核心问题和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倾向于维护叙事的内在独特性和某种富有人性的“灵晕”，而这两种东西恰恰可能是数字媒介终将瓦解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把叙事问题放在艺术边界重塑的大话题中的目的，叙事的艺术形象塑造、政治缝合、文化意义表达、观众交流等层面，需要我们在学科交融、媒介互通的视野下做出更开阔的考察。

最后，数字媒体以物质性的技术方式被充分纳入当代生产实践中，其“社会与文化影响力”最终依赖媒体产业与艺术场域的运作，所以“数字内容的生产理论与艺术批评”这个维度的讨论也不可或缺。作为生产与消费链条的起点，“内容生产”成为文化产业中最核心的环节，围绕这个环节，我们得以透过迷局，深入分析内容生产与布局、全产业链拓展、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电影、电视、纸媒等）的博弈或融合，艺术生态构建，以及产业管理与政策引导等系列问题。

数字媒体的内容生产需要产业环境的支持。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针对全球数字创意生态发表了演讲，提出了以文化内容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媒体传播为平台，在充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的基础上，辐射到各行业的生态圈建设。从产业的角度出发，我们更容易看清数字媒体艺术在在文化生产中的位置，找到最适合创意内容生产的方式。在艺术教育方面，以新媒体艺术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处于既新潮和重要又普遍被忽视的位置。与会嘉宾畅所欲言，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和沟通。贵州大学的刘剑针对目前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提出了艺术的三个面向： 即以技艺和仪式为核心的民间性艺术、以超功利为核心的审美性艺术和以介入为艺术精神的当代艺术。其中对当代艺术回应的滞后、对民间艺术的孤立是目前学科建设存在的较大问题。学科批评的滞后性影响了当下的实践发展，也影响了艺术理论容量的储备。北京师范大学的梁玖教授也认为艺术学学科知识体系书写需要有方法上的转变，同时他提出了探讨艺术边界的几个主题，例如新媒体艺术的诞生促进对艺术起源问题的重新探讨，后人类议题的再度火热促进对艺术本体问题的再次思考。这些意见都为艺术学的新媒体艺术研究提供了思索的方向。

数字媒体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世界进行模拟和仿真。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制造的图像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趋近完美的再现技术究竟能否复制现实、创造真实，成为数字媒体艺术批评的一个重点问题。北京大学的彭锋教授用艺术家徐冰的新媒体艺术作品《蜻蜓之眼》为例，探讨了艺术和真实的关系，讨论了新媒体艺术中拾得物的使用以及现成物的真实性特征。《蜻蜓之眼》中使用的视频资料都来源于代表“客观”和“真实”的监控摄像头，却利用蒙太奇呈现出了一种半梦半醒、半真半假的观感。电影艺术与媒体技术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密不可分。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龚艳剖析了数字电影中的表演与特效技术的关系，认为当今的后期特效处于新旧交替、杂糅的时代，并助动了电影表演的数字化合成、电影类型的演进以及确立一种新型的审美形态。和彭锋教授一样，文章肯定了数字技术对艺术形式发展的推动作用。北京电影学院的段鹏飞博士借助对经典理论的回溯讨论了电影与真实的边界，认为电影对真实的极尽还原并非电影的目标，而正是假定性为电影提供了其“艺术”特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悦笛研究员提出了应当在数码技术时代重新思考电影艺术本体论的问题。巴赞提出的“摄影影像本体论”已经不足以应对数码图像生产技术的发展，以丹托和卡罗尔为代表的分析美学接过了电影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分析美学对电影本体论的新构出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从物质本性上将电影定位为“移动影像”，另一个则是从内容本性上将电影视为“假扮成真”，至此，电影本体论实现了新旧理论的更替。

作为电影的先驱，摄影艺术经历了百年发展，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有的专家学者对于当前新媒体艺术教育和艺术批评抱有焦虑和批评，也有学者认为数字媒介技术和环境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北京电影学院的袁洁认为智能手机代替传统相机会产生新的摄影美学，而互联网介入现代生活则消弱了人在摄影中的主体性，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摄影艺术发展的障碍。北京电影学院的赵斌同样关注摄影问题，与袁洁的观点不同，他肯定了数字技术和环境对摄影的积极影响，认为数字技术即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创作语言，其引领的消费主义和无处不在的赛博生活也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摄影作品不等于真实世界，但是摄影却有着呈现真实的意义路线。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理论为代表的现象学路线，二是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理论为代表的符号学路线。这两条路线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照片与现实”的关系。

艺术生产在20世纪经历了从机械复制到数字复制的变化，近几年又大步迈进了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为代表的虚拟仿真阶段。一方面，数字媒体所带来的新奇体验引发学者们的惊喜与赞叹，另一方面对数字媒体的艺术实践持审慎或保守态度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数字媒体与艺术的不断交融以及相伴而生的边界位移，已然成为当代艺术理论最新颖、重要的议题。在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所搭建的平台上，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涉及了从技术哲学美学到艺术的生产、叙事、消费、传播等多面向的前沿议题，从不同角度评估了数字媒体对艺术的影响力，并且在其内在理论关联的整合之下，为思考和勾勒艺术的新边界提供知识参考，为整个当代艺术的知识体系增添了新养分，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我们也深知，数字媒介的发展将以更加难以预料的形式介入我们的生活，而艺术的样貌也将日新月异。艺术的边界在运动交融中不断扬弃自身，只有理论与批评的持续关照，才能引领我们获得关于艺术与人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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