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管理以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既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针，同时也为艺术学、艺术管理学的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针。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坚信艺术乃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体制改革，是艺术管理在当下的重要现实任务。文化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将艺术管理学置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艺术管理一定要牢记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艺术积淀和审美优势，走出一条独特的艺术管理道路。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管理；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文化繁荣；审美境界；文化品格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4）02-0001-06

我今天不是来讲话的，而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来到吉林艺术学院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认为，我们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委员会学科年会的主办方很有眼光，第二届年会就选到了吉林艺术学院，选得准，选得好！第一届是在我们的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学科年会的召集人田川流教授所在的山东艺术学院，那他应该首先带个头，这就是我们尊敬的田川流教授应该承担的责任。第二届学会举办安排到了这里，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如此安排？我个人以为，理由很充分，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艺术管理，艺术管理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时候，它的检验标准之一就是培养艺术人才，艺术学学科和艺术行业的管理人才。我请问大家，现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全国艺术创作的副部长是谁？是董伟副部长。董伟同志是哪里毕业的？是吉林艺术学院毕业的。吉林艺术学院为国家、为全国人民培养了一位高级的艺术管理领域的人才，必然就具有培养这方面人才的丰富经验。董伟同志跟我是好朋友，他从吉林艺术学院毕业，在学院工作过，曾任吉林艺术学院副院长，后来又调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任吉林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在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过程的接触当中，我当时是在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处工作，我们也算有点伯乐意识，发现了这个难得的艺术管理人才，极力举荐他到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做领头人，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席。董伟同志上任之后，把戏剧工作干得红红火火，很有生气。后来，文化部缺一个主管艺术工作的艺术司司长，于是我们又极力举荐他去作艺术司司长。董伟同志在任艺术司司长期间，开展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工作，他在前任艺术司领导的繁荣的工作局面和丰硕的成果积累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戏曲艺术梅花奖巡演团，让我们国家最高级的、戏曲界的拔尖人物一起组成了演出团体，进行全国巡演，于是造就了一道中华当代文化的壮丽景观。

这个巡演活动，传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成果，有效地培养造就了一流的演艺人才和培养了一流的戏曲观众。接着，董伟同志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又创造性地主持评选出了一批国家优秀传统剧目、国家优秀保留剧目，并且进行全国巡演，如京剧《杨门女将》、豫剧《朝阳沟》等等，南北对调，让作为十三亿分之一的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认识到，他所生存的文化生存环境是一个多么优秀的、难得的文化沃土的环境，拥有一个多民族的、多戏曲形式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百花园。在北京的人可以看到南方戏曲，在南方的人可以知道北方一些剧种的艺术魅力，从而在多样化的戏曲文化的生态环境里面，塑造属于自己的良好的审美文化精神形态。

这不像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基本上不开民族戏曲艺术鉴赏课，缺了民族艺术修养的基本知识。在一个会议上我说，大家都说“分分分，是我们的命根”，甚至连一场电影学校都不组织看。据说是怕出安全问题。我敢说，这样关起门来死读书、会考试的学生，将来精神是不健全的，人格也不是健全的，将来可能会是畸形的一代，那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吉林艺术学院应该以培养出像董伟同志这样的优秀的艺术管理人才为荣，当然，应该以此为自己工作新的起点，总结经验，更上一层楼。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我的第二点体会是，艺术管理说到底要管理艺术，而我多次强调：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在高校，高校是整个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校当中的艺术学院以及高等艺术院校，乃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思维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发展和水平的高低。恩格斯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度，就一刻也不能脱离理论思维。艺术管理说到底就是对艺术进行理论思维的一门学问。我们尊敬的钱学森先生，留下了他的“钱学森之问”。他的人生境界和思维水平之所以高，就高在他站在了人类思维的顶峰，思考21世纪人类遇到的问题，他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同时又是一个大美学家。因此，他一方面看见了科学和美学（艺术）犹如一座山一样，山峰的这一面是人类的科学思维，科学思维是为了求真、探寻规律；另一面是艺术思维，艺术思维是为了求美。两者应当互补共进，而不应相互抵捂。他发现了人类的艺术思维及审美思维乃是为人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从而保证人类的科学思维发挥到理想的极致，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攀登高峰。所以，他说，过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打架，科学发展了，有了采矿技术，过度采集。于是，过度依赖以至于纵容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导致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像山西遍地的小煤窑，那是不成的。但是，也有人一味地强调人文主义，而忘记了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过度地用人文主义的一些理想标准和理论要求排斥经济的建设和科学的发展，那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习近平总书记习发表的“8·19讲话”上来统一思想。这个重要讲话既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指针，同时，小而言之，也为我们艺术学、艺术管理学的方向和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100年都不能变。下面一句话：“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用的定语是“极端重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接下去就讲，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们既不能用经济建设的工作去否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放弃意识形态领域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也不能离开经济建设的这个中心去讲空头政治，那也是不行的，他们应该互补共存。这个思想实际上与钱学森大师所提出来的21世纪人类科学与艺术应该结缘互补的理论问题是一致的，是一种理论的深化与提高，是中国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既然如此，我以为我们的艺术学学科建设、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就应该坚定不移、理直气壮地坚信：艺术乃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在座有很多教授都是艺术学界的大学者，凌继尧教授、彭吉象教授、周星教授、田川流教授更是以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著称的知名学者。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人类一种审美的意识形式”，当时翻译的是“形式”，有人就说“形式不等同于形态”。在我看来这仅仅就是一个意思。其实，马克思经典理论著作中早就多次指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还悬浮着一种东西，他称之为“文艺”，这种东西是人类的客观世界、客观社会、客观生活在人的大脑当中的一种反映的产物，这不是意识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意识。明确了文学艺术乃是人类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态，那就进一步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使我们的艺术工作，包括艺术管理工作进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的理论范畴，从而加以高度重视。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点明确了，就可以从理论根基上有力地驳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艺术产品的商品属性，否认艺术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而否认艺术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作用、教育作用的错误倾向；就可以有效地驳倒愈演愈烈的比如过度娱乐化的倾向、消费历史的倾向、颠覆经典的倾向，乃至行行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就是文艺作品只是商品，能卖钱就可以了。这确实是一种现实情状。

就在两天以前，我在哈尔滨召开的由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艺术百家》杂志社、教育部名栏工程“艺术学研究”学术委员会、浙江理工大学中国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国艺术学学会年会暨“艺术·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发言，我举了一个例子，我愿意在此重复。比如评价一部电影，我提倡艺术批评要指名道姓，不要在那里遮三遮四，不知道你究竟想说什么。比如一部电影《小时代》，有人还说它没有意识形态属性。电影作品《小时代》出来了之后，有人开始在一张大报上撰写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小时代》展示了“大意义”。也就是说，《小时代》这个电影一下子捞了几亿票房，它有一个大意义：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的精神需求就是这种东西，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去大量地创作这种东西。因此，《小时代2》、《小时代3》跟着出来是理直气壮的。

同样是在这张报纸的“文艺评论版”上，那位“文艺评论版”的主编自己认为不妥，亲自撰写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小时代》的消费主义价值取向。而且，这位主编在文中极其鲜明而尖锐地指出，电影艺术作品不仅有商品属性，更有意识形态属性，我们不能只讲市场导向，更要讲价值导向。文章里面有一句话——“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的出笼”——这句话是有些严重了，也许是有些欠考虑。有人不高兴了，质问谁在纵容？是国家有关的管理部门在纵容？那这就是艺术管理学的事情啦。文章进一步指出，到底谁批准《小时代》创作播映出来的？于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就说，报纸的舆论监督越权。

其实，那问题的实质就是管理部门在纵容。于是，马上又有了相反的批评的声音，又在这家报纸的海外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来替《小时代》鸣不平：“让一个拜金的人看100遍《焦裕禄》，他也不会变得省吃俭用；让一个不拜金的人看100遍《小时代》，他也不会出了电影院就去狂shopping。”Shopping就是英文的逛商场，在汉语规范里面是严重不允许夹杂英文的。毛泽东当年还召开会议“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请问，照这个说法，就等于完全否认了艺术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就只把艺术当商品了。艺术还有教育功能吗？艺术还有培养人、教育人的作用吗？文学艺术“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用来说明，艺术管理是一门科学，这里面学问可大了。进行这门科学建设，坚守住这块阵地是极其重要的。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得精辟：文化体制改革，无论怎么改，改什么，总之有一条：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曾经担忧，中国的思想舆论阵地、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如果高校还坚守不住，那么中国的发展前途是令人堪忧的。因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以后都是我们培养的人在国家和社会中掌权，在管理社会，在控制报刊的版面，甚至在网络里面驰骋。既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培养艺术管理人才？

因此，第三点体会，我建议我们的艺术管理学，一定要认真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里面提出的两个巩固：一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同时，要学习践行“8·19讲话”里面两个重要的“结合”，一是“一定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 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是艺术管理必须坚持的重要方略。不能只讲服务，不讲教育引导。实际上，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来的十六字方针——“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就强调了这点。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马克思又说，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句话极其深刻。我们同样可以模仿说：“对于根本不懂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则和电影鉴赏的基本要求的观众，最优秀的电影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最近和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一起参加了国家级电影奖金鸡奖的评选活动，在苏州市艺术中心亲眼目睹了十来个放映厅，多半排的都是电影《小时代》，而一些优秀的电影作品因为没有所谓的“票房”收入根本排不上放映场次，这着实令我们忧虑啊！而这些电影观众中多半都是些年轻人，有些大人还带着孩子在看。我们的电影究竟应当为工农兵学商和知识分子、干部等各层面的人民服务，为老中青少观众服务呢？还是只为这极有限的一小群落群体服务呢？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来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可以明确地说，就是艺术管理在当下很重要的现实任务。习近平总书记讲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说，“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持续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两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持续繁荣，一个是加快发展步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我对楚小庆总编说，你在《艺术百家》杂志社当主编就牢牢把握了这个思想舆论和知识理论阵地，这个文化阵地没有丢，坚持了正确舆论导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问过我，当下的电影路线还是人民的吗？他感慨于中国电影中最优秀的电影作品上不了院线，因为没有所谓的“票房”的收入。不着重推出优秀的文艺作品，而是流于一般甚至追随庸俗，这还不叫丢了阵地了吗？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条，艺术管理学就是扯淡，管理了半天，管理到另一条道路上了，离开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了。那怎么能行呢？文化建设和艺术学学科建设都要实现自身的繁荣发展，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条，艺术管理学必须置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才能够做好我们的学科建设，才能培养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董伟式的艺术管理领域的好干部。现在董伟副部长在文化艺术界，特别是在舞台艺术界威信很高，他最近又亲自指示，让文化部艺术司会商《人民日报》社专门腾出版面，组织有关“舞台艺术的现状与思考”为主题的征文。

最后一点，我想给艺术管理学界的同仁们提一点建议：艺术管理学学科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一定要牢记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艺术积淀和审美优势，走出一条独特的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管理道路。我痛感于某些电影发展走了一条东施效颦好莱坞的发展道路。现在我有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是293-297亿人次，而现在中国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是10-11亿人次，大约是当年的三十分之一。当年的电影观众，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干部群体和老中青少都在看，今天的电影主要是“90后”一种群体在看。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道电影艺术的管理学还不应该深入思考吗？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当然时代环境不一样了——像我、凌继尧老师、彭吉象老师这个年龄的人都记得，那个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看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看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深入地思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看《野山》，看《黑炮事件》，总而言之都看有思想、有灵魂的优秀的电影作品。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电影院里大家蜂拥而至，却都在看《泰囧》、都在看《小时代》？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电影观众的电影文化素养和审美修养到底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两个“结合”一是“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二是“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就极有针对性。我和电视剧界的朋友们经常说：不要津津乐道于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电视剧生产和消费大国，有本事培养和造就与第一生产大国相匹配的、世界上第一流的电视剧欣赏的群体。电影也不要津津乐道于票房过了200亿，而要培养造就出具务世界上第一流的高层次的文明素质的电影观众群体。但是，现实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年年的收视率统计都摆在那里，最高的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然后接着就是以婆婆、媳妇之间的生活琐事、家庭纠纷为主题的电视剧作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婆婆、妈妈”也需要，建设和谐家庭嘛。但是，我们要明白：如果天天把我们的观众吸引在那里，计较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且把这些小悲欢当大世界，那么谁来把握当今大的时代和国家的、社会的大的精神的流向？所以，这就令人担忧了。就在前几天，我还在审看一个现在正在播出的电视剧作品，据说收视率不高，这就是《大秦帝国》。《大秦帝国》第一部写“商鞅变法”， 第二部讲“纵横”，主要是讲赢驷和张仪——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党和国家的总书记和总理——他们怎么样在变革的基础上，讲政治谋略、政治智慧，统一中国。这使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国家在历史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怎样由多民族走到一起来的。这是能够吸取历史智慧的。但是，看这样的电视剧，需要历史文化的修养和精神审美的境界与文化准备。而不是天天看婆婆妈妈、吵架的电视剧作品能培养起来的。但我们现在衡量的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单一的。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力最强的电视剧观众，都已经不注意历史修养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里面讲的 “四个讲清楚”：一是“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就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道路。要明白这一点，这条道路要我们自己去探索。二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悠长的艺术传统，谁都羡慕我们的56个民族，仅仅不同的戏曲艺术种类就有360多种，现在活跃的还有100多种。我们的文学艺术浩如烟海，资源丰厚。不注重我们的传统，那是不行的！三是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四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很严重。在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统里面，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记叙了赵氏孤儿的故事，比他稍后一点的刘向也记载了赵氏孤儿的故事，都很清醒地宣扬忠战胜奸。到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里面《赵氏孤儿》的故事成了经典，也采用最终以程婴为代表的忠臣战胜了以屠岸贾为代表的奸臣的故事情节。这传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的道德追求，传到西方去，西方认为这才是人类的瑰宝啊，大家才会争相翻译赵氏孤儿这个优秀剧目。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的电影非要对他进行解构呢？你说程婴是大大的忠臣，由马连良先生来演，马连良先生是了不起的。中国的京剧界，两次评“四大须生”，第一次，他是最后一名，四个当中的最后一个，第二次又评了四个，他是四个里面的老大。他精心塑造的《赵氏孤儿》里面的程婴的角色，我们现在非要用一个主演《非诚勿扰》的喜剧演员把他的艺术形象矮化，甚至丑化掉，这不是糟蹋祖宗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吗！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创作倾向，采用一种线性思维，动不动就假定，假设历史会怎样——例如假定“五四”时期，如果没有激进主义，我们现在早就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了。历史能假定吗？要么就抓住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已经决定历史发展走向、有重要贡献的、有定评的历史人物进行颠覆，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事情。还有一种主张现在很盛行，搞艺术的人尤其要注意：因为艺术是强调细节制胜的，他就从历史资料里面，去淘来一点细节，比如从《蒋介石日记》中面拿出前后不相关的两句话来，把蒋介石美化成抗日的英雄，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他就得出这个结论出来，能这样做吗？

所以，艺术管理是培养艺术的管理人才的，管理人才是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要守住高校这个阵地，就要精心建设好我们的艺术管理学。就要使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为人类的艺术繁荣和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当然，我这样讲，不是说强调，又像过去一样，把艺术学理论完全意识形态化。我没有这个意思。因为过去我们是有过教训的，我们把艺术完全从属于政治是不可以的。马克思早就讲了，用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是同采用经济的方式、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把握世界平起平坐的，没有谁从属于谁的关系，所谓的“从属”，那是由于战争环境，有着特殊的原因。如果和平建设以来这样搞，事实已经证明了，那就是政治强奸了艺术，妨碍了艺术的自由发展和持续的繁荣。

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从这个极端又跑到了那个极端，说艺术不从属于政治了，那从属于什么呢？现在的某些说法是艺术从属于经济，从属于市场。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现在电视剧重要的指标就是只是看收视率，电影就是只是看票房，出版物就是只是看码洋：这不都是经济指标吗？除此之外，还有精神指标吗？长期以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我们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坚持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要坚持辩证思维，离开了辩证思维，唯物史观是空的，是落不到实处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是缺乏辩证思维的，这都是艺术管理学学科领域需要研究的重要对象。比如说，我们只讲市场对艺术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一说就是激发了艺术的生产力，我们什么时候讲过市场对艺术资源配置的负面作用呢？这辩证吗？我有理由批评这种片面性，大家去读《资本论》。马克思是研究剩余价值起家的，他第一个发现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浸透着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然后，他说，资本生产的原则只有一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他又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人是一种是精神的动物，就是要坚守精神家园，不能只是物质地把握世界，还要精神地把握世界，所以，他提出还需用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他提得很辨证。要艺术地把握世界，审美活动的最佳境界是什么？彭吉象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学》里面讲得很清楚，不要说从中国的老子、庄子、孔子开始，一直到北大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都是三个字：“超功利”。西方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延伸到（凌继尧教授《西方美学史》说得很清楚）黑格尔，一直也是这个标准——“超功利”。所以，马克思说：“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相敌对”；还有一种翻译是“是死敌”。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讲经济而不讲这一面了呢？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完全靠市场导向的结果，这就是造成了中国电影年产700多部，上院线的数十部，剩于的不少都是一堆文化垃圾的深刻原因，但是，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电影事业以致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绝对不能全靠市场的经济推动。当然，我这样说，丝毫不否认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创作发展的巨大成功，到现在为止，也创作出了很多好的优秀的电影作品。

更有甚者，我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周星教授在这次由苏州市承办的全国电视艺术金鸡奖、百花奖的评审会上，看到有很多好的电影，但是没有能够流向社会，无法起到艺术的鼓舞和教育功能以及引领发展的社会功能，甚至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根本上不了院线，比如《百鸟朝凤》。你们吉林省的艺术创作成就就非常突出，在举办中国京剧节的时候，吉林有一台京剧，文化部叫我去看，看了之后，我就站起来鼓掌。然后，我就说，要让这部作品获奖。这部作品叫《牛子厚》。《牛子厚》讲的是吉林省有个富甲一方的财主，家里钱多得流油，但是有一条，他给他大老婆、二老婆都说，我钱再多，我心里面空落落的，我只有听见西皮二黄，一下就来了精气神。他需要精神追求。西皮二黄京剧，现在是国粹啊！他觉得（京剧的）人才断档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排除万难，要跑到北京去办科班，把钱全花在这上面，就连家里的老婆都反对，结果他培养出了马连良，培养出了谭富英，连梅兰芳的艺名都是他给起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梅先生留胡子，不唱了。他呢，汉奸勾结日本鬼子把他逼得身无分文，老头躲在办北京科班的剧场里面，一个学生也没有，大雪纷飞，他拿出京胡来，一个人在那操琴。有人敲门，门一打开，是梅兰芳。梅先生是来来看牛老板，看见牛老板还在操琴，梅先生说，好长时间不练功了，于是当场来了一段《霸王别姬》。梅兰芳舞剑，牛子厚就给他操《夜深沉》，最后一个音符，京胡的弦断了，老头寿终正寝在漫天大雪纷飞的舞台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是你们吉林省京剧院的高派高庆奎的传人倪茂才演的。当时我就说，这个戏极深刻地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传承，关系着民族的兴衰。而且，艺术是用来养心、养神的，不是拿来赚钱的，他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我甚至说了这么一句话：让现在逼着把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优秀作风、优秀传承的艺术院团一概都推向市场、一味赚钱的各级行政领导都看看，这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这里面是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感情的，这是可以洗洗他们的脑子的。这就是我们吉林的光荣啊！我和周星院长这次看到的电影《百鸟朝凤》也是讲这个问题。这部电影就讲吹唢呐，吹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精神生态。想想谁要吹唢呐？那是红白喜事才用的，你这个人如果好事做得一般，四台（唢呐）把你打发了，把你送走了；好事做得多，八台唢呐；最顶尖的好人，吹《百鸟朝凤》。村子里面村长死了，是顶尖好人，要吹《百鸟朝凤》。他收了两个徒弟，第一个徒弟为人正派，勤勤恳恳学，可惜天分不够，但是他喜欢第一个；第二个招来了，很聪明，领悟得很快学得很好，但是他跑到了深圳去卖艺赚钱。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陶泽如，把这一主角形象演得入木三分。到了最后，吹唢呐的老艺人已经患了肺癌了，为了给老村长送行，他吹得很吃力，最后虽然他用自己的唢呐把老村长送走了，但是，他自己也走了。学生又捡起老师的唢呐，继续走。我们有些导演看得泪流满面，非常动情，这个影视作品的题材选的也很好，主题也很深刻。奚美娟也说，她看得非常感动。这才是讲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我说的这些都是为艺术管理学敲边鼓。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艺术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和自身发展，像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会长凌继尧教授说得那样，更上一层楼！我衷心地祝愿我们吉林艺术学院越办越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更上层楼，多培养出像董伟同志那样的一流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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