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改革开放初期的中青年干部选任

〔摘 要〕 《温家宝地质笔记》客观记录了温家宝早年的成长历程，其中，涉及其从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地矿部领导干部的过程，从个体视角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优秀中青年干部选拔培养的历史细节，包括特殊的时代背景，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以及“选拔接班人”的紧迫任务等，反映了我党在选任标准、方法等方面展开的积极探索及成就，为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青年干部选任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

〔关键词〕 温家宝；《温家宝地质笔记》；干部选任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7）01-0105-0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降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在此前后，与思想、政治路线并重的组织路线问题更加凸显出来。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青岛接见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讲话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而“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1]同时，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也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均在不同场合一再进行强调，因此，这一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党内高层的一种共识。

以往党史视野中关于改革开放初期干部选任的专题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向下投射，以厘清党内高层领导人思想认识演变脉络、中央决策梯次递进关系、制度建设背景为主，辅之以数据统计和数据对比以彰显成效，缺少从被选拔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视角的审视和史料呼应。《温家宝地质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一书，是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的部分笔记、日记的结集，具有史料价值，其中记录的个人成长经历，为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审视历史提供了多重维度。本文拟从《温家宝地质笔记》记载内容切入，结合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优秀中青年干部选任工作，进行一种多维度的梳理与归纳。

一、背景维度：“十年后再看”的历史警醒与“选好接班人”的时代命题

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揭批“四人帮”、尝试恢复政治、经济秩序等方面，但是，由于思想路线上的混乱，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影响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进程和力度。在干部选任方面，党的十一大上已开始提出“一定要把党的各级班子整顿好、建设好”、“搞好领导班子整顿和建设，要注意老、中、青结合”的要求。[2]虽然整体性的组织路线尚未完全恢复和确立，但一些基层單位的干部调整已经开始进行。《笔记》记载：“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3]，可以反映出这一现实情况。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选拔接班人”的问题，并且将这一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警醒结合起来。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多次提到的“十年后再看”①的例子，这个事例的反复运用，使其逐渐成为党内共识，从而使得历史警醒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形成了转折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清晰背景。这个背景下存在的突出问题有：

1.干部路线尚未完全恢复和确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努力把原来颠倒的干部路线重新纠正过来。但由于历史积累的问题过多，比如，老干部的平反使用、对在任干部的甄别处理、中青年干部的选拔、领导班子结构的调配、新形势下干部选任的标准方法等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和岗位空间内同时展开解决，难度较大。因此，不可能立即形成一条清晰明确的干部路线来指导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只能在边摸索边思考边总结中前进。

2.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偏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大批老干部得到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客观上导致各级、各部门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比“文化大革命”前高很多，年老体弱的同志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以国家机关30多个单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年龄构成变化为例：1980年平均63岁，其中，55岁以下的同志只占9%，66岁以上的占40%多。而1965年平均是55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70%，66岁以上的只占5.7%。[4]

3.领导班子中政治不纯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人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公開抵触。到1979年，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近三年，但“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即“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被完全甄别并清理出领导班子，有的甚至还被列入培养提拔的对象。

4.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比较突出。截止1980年7月，全国省委正、副书记平均年龄62岁，66岁以上的占40%。全国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龄为56岁，其中46岁至60岁的占72%，有些地市委书记已经70多岁了。全国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仅占10%，56岁以上的占16%。[5]与此问题相联系的，还有干部队伍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问题，懂专业、会管理的干部较少。据统计，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专以上占33%，初中以下占38%。其中，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大专以上占17.7%，初中以下占46.5%。特别是有专业知识、懂经济建设，能够较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少之又少。

面对这些问题，中央开始启动大力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工作。1979年9月5日至29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上把“特别是精心选拔和培养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各级领导班子接班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随后，中组部又多次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工作推进会议，开始营造优秀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的社会氛围。据《笔记》记载：1979年9月21日，温家宝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主持全处工作。1981年3月28日，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1982年11月初，调任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中央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二、标准维度：“四化”方针的正向引导与“三种人”的反向审视

关于选任标准，也经历了认识上逐渐深化的过程。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曾提出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6]随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都曾对干部标准提出过要求，在重申“德才兼备”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形势作了阐述。比如，陈云曾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5]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化，中央逐渐形成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陈云曾较早地提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的前提下，要逐渐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把对这类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5]对此，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7]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使用了这一提法，指出：“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8]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干部队伍的“四化”要求正式写入党章，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另外，在正向明确基本要求的同时，邓小平、陈云等还一再强调干部选任中不能任用“三种人”的问题。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干部人才选拔问题时明确指出：“政治条件的标准，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1]这一点，也成为当时干部选任的基本遵循，组织部门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要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进行切实的考察。

温家宝是“四化”标准视野下典型的优秀中青年干部代表。曾在地矿部工作的作家奚青在其报告文学《倔强人生 解读孙大光》一书中写到对温家宝的印象。“他是北京地质学院1968年毕业的研究生，在校时就是优秀生，党员，毕业后分到酒泉的甘肃地质局区调队。区调队是搞区域地质调查的，即填出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供找矿等用。这是最基础的地质工作，也是艰苦中的艰苦。温家宝从地质技术员干起，在野外跑了多年。他在祁连山里填过两幅图，那是最荒僻的高山区，受的罪也最多”。“1982年，经地矿部部长孙大光提议，由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职工直接推荐副部长人选。各司局和地质科学院等单位分成五个组进行讨论，与会者可以各抒己见，任意提名。结果出现一个意外的集中：不少人都推荐了时任甘肃省地矿局副局长的温家宝。政研室是因为看到温家宝的文章和总结写得好，有深度，有力度，不可多得；政治部考察过甘肃局的干部，认为温家宝德才兼备，卓尔不群；计划司司长王炳坤到甘肃局去过，了解到温家宝谦虚勤恳，团结同志，很有才干，也很有威信……。”“温家宝工作勤谨，待人谦和，思维填密，作风稳重，在地矿部口碑甚佳。他调到部里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北京地院的老师，不是坐车去，而是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去，毫不张扬。”[9]关于个人早起工作经历和奚青提到的那次推荐会议，温家宝在《笔记》中也有相关记载：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关于推荐会议，《笔记》记载：“（1982年）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我受到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3]可见，通过这些不同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还原一个当时优秀中青年干部代表的形象。

三、方法维度：“老同志的第一责任”与“走群众路线”

方法维度主要包含“谁来选”和“怎么选”两个方面。关于“谁来选”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日講话中曾指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个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选拔好接班人。”[1]从历史语境看，把选拔接班人的任务压倒老干部身上，体现了邓小平对组织路线的深刻思考，从实践看，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笔记》中记载，温家宝对时任地矿部部长孙大光充满肯定和感激，称赞“孙大光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老干部”[3]。而孙大光在地矿部期间的“选拔接班人”工作，也是贯彻落实中央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政策部署的典范。孙大光1975年起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后改为国家地质总局、地质部、地质矿产部），1985年卸任，在這期间，他在抓地矿系统班子建设方面卓有成效。他曾说：“其实我对地质部的主要贡献，并不是抓基地，而是抓了领导班子的改组，从上到下换成懂专业技术的干部。”[9]《笔记》中记载，他“亲自到各省局调查了解情况，并带领一批又一批年轻干部深入基层，考察学习，让他们在实践中展示才干。”在得知温家宝的民意测验意见集中，群众肯定的结果时，“孙大光对朱训（时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3]孙大光注重“选拔接班人”的态度及做法成效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充分肯定，中组部在《组工通讯》中宣传了他的事迹并指出要授予他“伯乐奖”。由于中央的持续推动，在“第三梯队”建设部署作出后，广大在职的老干部们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责任认知方面已形成普遍共识，对自身肩负的传帮带的历史使命有了普遍认同，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选任方法，则是恢复党的组织路线的优良传统，突出了干部选任走群众路线，到群众中考察干部的做法。1979年12月2日，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上讲话时指出，“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考察了解，……，考察和识别干部，既要看他过去的表现，也要看他现实的表现，还要看他今后的发展，但应当以现实表现为主。”在具体步骤上，宋任穷强调，“选拔干部要经过反复考察，多方了解，认真走群众路线，党委集体讨论通过，……，经过实践证明提得不合适的，还可以随时调整。”“我们一定要做好考察了解工作。……在考察时，要充分走群众路线，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加以综合分析，作出判断，这样才能看得准，少出偏差。绝不能只凭领导的个人印象去提拔干部。实践证明，靠少数人选干部，不是成功的经验。”[6]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贯彻重在现实表现，充分走群众路线，逐渐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干部选任工作的基本方法。

从《笔记》记载可以看出，孙大光也是一个在干部选任工作中充分走群众路线，取得明显成效的典型。“他（孙大光）识别干部的方法就是亲身接触、实际考察，把看、听、问、思结合起来。”[3]1984年，孙大光自己曾总结道：“对干部的选拔任用，要做到大胆、得当，就必须对所选拔的对象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光靠听汇报、看材料，重要的是要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来印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组织部门要做全面深入的考察工作，领导同志也要利用多种形式考察的机会，亲自接近和熟悉他们，既从大处又从细微处去了解他们。”[10]孙大光的具体做法是“动态相马”，从1980年至1984年，孙大光让组织部门陆续筛选一些年轻的、素质好的、懂地质专业的司局级干部，由他率领，赴各省地质局调研。[9]1980年10月8日至11月7日是第一期，期间在赴甘肃调研时，《笔记》中记载：“他们（孙大光一行）通过在局、队的调查，对我（温家宝）有了初步了解。广大干部群众对我的积极评价，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1981年8月16日至9月29日，孙大光在赴黑龙江、吉林、辽宁调研期间，《笔记》记载：“考察途中，孙大光总是让我们发表意见，谈心得体会。考察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就地质工作改革和发展写出报告，向部机关干部汇报，让大家评议。……正是这次东北调研后，部党组决定调我到地质部工作。”[3]以上个案所反映的历史情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且，正确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的显著成效，也为后来“第三梯队”建设战略和选拔培养后备干部奠定了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不懈努力，全国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截止到1983年，就省级领导班子看，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提高。省委常委、正副省长的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2岁降到55岁（其中55岁以下的由原来的15%提高到48%）。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20%提高到42%。新提拔省级党政领导干部201人，占新班子成员的44%，大多数是中青年干部，71%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专家、教授76人，占新提拔干部的37%）。[5]这意味着选拔培养接班人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已见成效，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温家宝的《笔记》中展示的地质部门广大干部群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工作情况，也从一个侧面或个案视角为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历史图板上的一个真实面相。正如温家宝在《笔记》中所写：“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总是同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而典型代表人物所反映的时代典型特征，也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渴望探究到的重要历史目标。

注释：

①1975年2月，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此后，王洪文在上海喊出“十年后再看”。这话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醒。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在多次场合提到这句话，如，1979年7月29日接见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时，1979年11月2日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1982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和1983年10月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参见宫力、周敬青、张曙著《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2，412，227.

[2] 華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77–8–23.

[3] 温家宝.温家宝地质笔记[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6：163–177.

[4]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1年合订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4–195.

[5] 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续）[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423，108，109.

[6]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1980年合订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4，5–10，164，16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259.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5.

[9] 奚 青.倔强人生 解读孙大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1：125，214，114，118.

[10] 孙大光.孙大光文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502.

责任编辑：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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