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摘 要：中国宗法社会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大量脱离社会秩序的游民，形成游民阶层，在游民中产生了通俗文化、通俗文学。游民不同于宗法人之处，在于他们有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和帮派意识，义气是他们联系的纽带。产生于游民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又为游民的组织、活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从游民文化看中国历史，是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关键词：游民 反社会性 主动进击精神 帮派意识　通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3-1-7

谢谢大家，今天能抽出星期天的宝贵时间，到这里来听我胡扯。跟图书馆的同志谈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信仰分两种，一种是坚定的信仰，有着积极的，信了这个就到处去讲，到处宣传，而且，就按照他所理解的信仰原则坚决去照做。另外一种信仰就是无所谓，反正我在这种大环境背景下受了这种影响，所以，也就接受了这种信仰，中国大部分人都是这种信仰者。比如说，现在佛教的信徒非常多，我到各地看到各种信众。像西藏的许多居民属于坚定的信仰者，能磕长头，能磕几百里地。但更多的信仰者，更多的佛教信仰者就在大环境下，他需要一种感情的支柱，他就信仰佛教。所以，中国绝大部分信仰者我觉得是属于第二类。我今天讲的游民文化——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的时候，讲到“三教”，讲到中国的另外一种教，钱大昕先生说的“小说教”，对于民众的影响。我说这种信仰实际上都属于第二类。

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这一个视角就说我们除了“三教”之外到底还有其它的影响没有。我们经常说的三教是什么？就是“儒释道”三教，也就是儒家、佛家、道家。按理说儒家只是一种思想，它不是一种教，但因它对中国人长期的影响巨大，所以，后代也经常把它说成“教”。道教虽然有信仰者，但更多的是被利用者。好比说，那时有了病，他请个道士驱鬼、驱魔，真正信仰像道士一样，相信他会成为“神仙”的，我觉得好像数量不是很多。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就经常讲“三教”。但我觉得“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就是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对老百姓的影响。我们前面说的“儒释道”三教文化大部分是体现在典籍文化当中。可在中国的旧社会里，绝大部分老百姓对于典籍这种东西知之甚少。所以，真正对于儒家、佛家和道家有深刻理解的也非常少，实际上大家经常谈的是通俗文学。真正的通俗文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通俗文学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虽然，通俗文学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诗经》，追溯到民间故事等等，但真正化为文字，在民间产生巨大影响，是宋代以及宋代以后。通俗文学是这时候产生的。这种通俗文学的产生不仅样式多了，它更生动了，影响也更巨大了，我们从一些文人士大夫的诗文记载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宋代陆放翁写的两首诗，一首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这首诗是写他在一个村庄游览的时候，看到一位唱古词的老先生，是一位盲人，正在演出，演的是蔡伯喈的故事，就是后来的《琵琶记》故事。讲蔡伯喈中了状元之后负了心，把原来的妻子给忘了。后来，他的妻子抱着琵琶上京去找他。其实蔡中郎是汉代人，那时还没有科举考试，不可能中状元，这都是宋代人对前代人的误解。另外，蔡中郎也没有背弃他的旧妻再娶丞相之女的故事。这些都是根据后人对读书人生活的变化，产生的思想以及影响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所以，陆放翁特别感慨说，死后是非谁管得。后来蔡中郎做官还做得挺大，但他也管不了身后的是非，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满村听唱蔡中郎。在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通俗文学影响的巨大，老百姓都相信有蔡中郎这个故事。我们现在都相信宋代有一个包公，也都相信包公为了惩治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把他给铡了，有了陈世美负了秦香莲的故事，实际是通俗文学家编造出来的。尽管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故事，但因通俗文学家这样创作了，它的影响更大，包括曹操身后也是这样。解放后为曹操翻案的人特别多，包括毛泽东、郭沫若，更早的还有鲁迅先生等等，都觉得曹操是一个英雄人物，你给他画白脸是不正确的。但在广大老百姓中曹操就是一个奸诈之人，就是一个奸臣。毛主席以那么大的政治影响力也改变不了曹操在通俗文学中的既定形象。毛泽东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达官贵人很多都是否定的，但唯有对曹操是心有独钟。他在《浪淘沙·北戴河》中写到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感慨（他）真是风流人物。尽管毛泽东那样喜欢曹操，郭沫若倚仗这么大的政治势力，专门为曹操翻案写了一出戏叫《蔡文姬》。这出戏现在大概也没有人演了，过去是人民艺术剧院演的。当时演出的时候特别热闹，很多高级干部看了《蔡文姬》之后说，要是曹操这么进步，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得了。很多干部为什么讽刺这事，因他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就是通俗文学给他的。毛泽东对这个现象表示不满意的时候，广大将军们接受不了，可想通俗文学的影响力之大。另外一首诗是陆游晚年写的，但这首诗是回忆他中年在四川从军过程中所看的演出：“夜行山步鼓鼕鼕，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他在小市上看到演员在演一些通俗戏曲，想起了他年青时在巴蜀参军的时候看到的通俗演出。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通俗文艺演出不仅在陆放翁的老家绍兴非常活跃，就当时在四川这种偏远地方（对于南宋时期来说）也是很活跃的。所以，可以看出当时通俗文学作品在南宋时期产生。

这种通俗文学产生之后，马上出现一些跟传统不一样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到了清代，遭到了历史学家钱大昕的严厉批判。他在《正俗篇》中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乎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炽，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里面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不管同不同意他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看法，但他指出的这个事实，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儒、释、道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就叫“小说教”。小说演义之书，它们并不是想用来改变人民，教化人民。但是，它的通俗性、生动性、具体性使得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农工商贾指的就是下层社会人士。下层社会人士全都喜欢，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儒、释、道三教需要通过文字人们才能理解，而儿童妇女不识字的人就很难了解三教。但对于小说（包括戏曲，各种通俗文学，不单指我们现在所看的小说读本），就连儿童妇女不认识字的，也都听了之后就像平常见到一样，所以它的影响更大。他下面说了，儒、释、道三教尽管有差别，但它们有共同点，都劝人来做善事。小说专门劝人作恶事，他就指出两种价值观的不同，专门指出奸邪淫盗之事。当时他作为正统人士看来，最坏的两件事就是偷盗、抢劫、杀人，另外一件就是不通过古代的正常婚姻关系，男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就是淫邪之事，他认为这两件事影响最大。以杀人为好汉，最为典型的就是《水浒传》，实际上以杀人作为好汉是贯穿《水浒传》整部书的一个主旨。而且，特别有一段津津乐道就是“血溅鸳鸯楼”，简直是用诗的语言形容了武松那种滥杀的场面。杀了十七条人命，等到灯下一看，刀刃全都卷了。就连作者施耐庵写到那里感觉到武松的确是一个英雄，使读者读到那里也感觉武松的确是一个英雄。为什么赞扬他是英雄，第一，他敢杀；第二，承认武松打虎有功；第三，他滥杀。我们从感性上承认他，但从理性上分析，这个对不对。实际上真正该杀的就三个人：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可他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所以说，《水浒传》还包括其它通俗小说都是以滥杀作为英雄。《说唐》里写到李元霸杀人，他用大锤就像打苍蝇一样杀出校场。以渔色为风流，这是批评《西厢记》的。我们现在看来，《西厢记》是讲男女情爱的小说，因当时封建专制条件下，男女没有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所以，作为正统人士他也很反感。直到现在，几百年北方演义的评书里主要就是杀人为好汉，《说唐》、《水浒传》、《杨家将》……当然，解放之后有了一些的改变，好像有点控制了。南方基本上是情爱的事，如《珍珠衫》、《西厢记》……我说，北方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以诲盗为主，南方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以诲淫为主（开玩笑的说法）。实际上通俗文学直到现在还是这两大类。大家总是说刑事案件太多了，强盗也太多了，而不知道这种通俗文学作品对于人心的影响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从钱大昕时期算起，已有三四百年了。钱大昕指出了这种现象，后来他在给很多的朋友信中说，不仅仅是不认字的或文化低的人受到影响，就连士大夫也受到影响，他们读经书也不正经好好读，就为应付考试，考试过后还是读这样的书等等。他认为解决办法就是禁止这种书，实际上当然是并不可能。

为什么我要指出这些问题？在于说明有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东西产生了。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不能就因为这种东西跟主流文化不同，大家就说一句不同就完了，或者说它有害禁止就完了。就跟现在当局操作也是一样，他认为对于公众危害特大的言论或公众危害特大的文化作品、文学作品禁止了事。实际上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说，它反映什么现象，我就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另外一种文化品种产生了，有我们传统文化在里面。实际上中国因为是宗法社会，中国的长期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之下，即使是佛家传入中国之后，佛家也经过儒家的改造，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为什么说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中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儒家思想就是宗法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它提倡的孝道也好，提倡的忠君也好，提倡的那种熟人社会的道德也好，恰恰是宗法社会中所必须的，宗法社会是靠血缘而相联系的社会。什么叫宗法社会？宗法社会实际上就是宗子法，宗子用我们后代的说法就是大家的族长。就是说，一个家族，一个宗族它按照血缘系统组织起来，这就叫宗法社会。我们现在随着工商社会的产生，家庭的小家庭化，实际上是对宗法社会的一种瓦解。当然，这种瓦解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鸦片战争以来，这种新的生产模式进入中国之后，实际上宗法制度也就逐渐瓦解了。直到解放以后，整个这种户口的两分化，通过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有路线斗争、公社化等等，实际上宗法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了。改革开放之后，宗法势力有所兴起，但随着工商社会的发展，小家庭化无可逆转，宗法社会再一次被磨灭。所以，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倡导中国要按照儒家的思想来引导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儒家思想的基础都没有了，它的基础是什么？它的基础就是宗法社会。另外，你看它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仁、义、理、智、信，它所处理五伦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些都是熟人社会。随着家庭小化，我们逐渐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你再用熟人社会的方法来处理陌生社会所产生的问题，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就说，它在宋代以前，我们基本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当然有儒教、有道家思想作为血统，但宋代之后，因为城市化的形成，逐渐产生一种游离于宗法之外的人群，这就是游民。

什么叫游民？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这种东西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创造了一个词叫“脱序”，就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原来有没有呢？在宋代以前也有游民，但这些游民往往脱离了主流社会，那时地还挺多的，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垦一块土地，重新建立新的宗法，这样慢慢繁衍开来。那时游民想进入城市没法生存，因为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大城套着小城，城里管理非常严格，商业和农业也不太发达。所以，进入城市没有办法生存。但到了宋代城市发生了变化，从城坊制变成了街巷制。大家都很熟习《清明上河图》，这就很形象的描绘了北宋末期汴京那种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景象。我们从里面可以看到很大一部分是游民，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宗法到城市里来讨生活的人。他们到城市讨生活，在城市中又能生存下来，逐渐形成一个群体，我叫它是“游民群体”。他们也需要文化娱乐，这就产生的了新的文化娱乐，叫做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由谁来创造，也是由游民本身。游民进入城市之后，逐渐发现自己有文艺天才，于是，他们从事一些娱乐，他们就成为第一代江湖艺人。江湖艺人所创造的文学作品带有游民色彩。到了宋代，因为城市中有了这种通俗文学，产生了第一代江湖艺人。我们现在谈到通俗艺人，大家都很熟习，如相声界、评书界……他们都要论资排辈，谁拜谁为师啊，他传了多少代啊，宋代还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它前代没有艺术的传承，很多都是第一代江湖艺人。我们凭什么知道他们是第一代江湖艺人呢？我们从一些南宋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出。南宋在记载当时比较闻名的、著名的演员（按现在的说法）的时候，经常谈到他们的外号。这些外号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外号，有什么枣儿徐二郎，有什么熬肝朱、尹常卖等等。为什么有这种外号？这就引起我们思考。枣儿徐二郎原来他是卖枣的，但通过他在城市中生活，突然发现自己很有文艺天才，会唱或者会说，通过这个谋生要比卖枣更轻松，得到利益更大，所以，他就转行来说书了。但是，为了跟别的姓徐说书的有区别，就把他原来的职业加到他身上。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像熬肝朱，过去卖炒肝的；尹常卖原来是背着包袱做小卖买，走街串巷卖点东西，他后改行说书了，所以他叫尹常卖。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看作他是第一代艺人的证据，因他最初不是干这一行的，并不是有多年的传承。所以，当时的通俗文学作品还是比较简单的。为什么说这些江湖艺人也是游民呢？他们本来也像其他游民一样，脱离了宗法跑到城市里来了，但由于他们自己的才智，自己的才能才干了这一行。所以，他们的生活、思想和其他游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他们为了迎合主流社会，肯定会诉说一些符合主流社会要求的故事，或者，符合主流社会思想的故事，但他们的游民意识也会表达出来。所以，我就说，中国的游民意识恰恰是通过这种江湖艺人的闯荡来表达出来的。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有一个江湖艺人叫连阔如，就是北京特别著名的说评书的演员。解放前就成名了，解放后划了右派，后来文化大革命冤死了，他的女儿连丽如现在还在说评书。连阔如在解放前写过一本书，他在江湖艺人中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叫做《江湖内幕》。《江湖内幕》里头就讲了江湖艺人表达自己的志向，有一首《西江月》就说道：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这就表现出来江湖艺人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生活现状。所以，他们演说的通俗文学作品必然要打上游民思想的烙印，或者，要体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所以，我就给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总结了四个特征。因为我们讲到虽然《水浒传》是在明代它才形成的，但它真正的演说在南宋就开始了，是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到明代初年才形成《水浒传》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实际很多思想意识是在南宋就固定下来。所以，我们研究游民文化研究游民的思想意识的时候，所根据的材料不能脱离《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有元杂剧等等。我根据这些东西总结了游民思想性跟主流思想价值不同的地方，总结了四点。游民跟主流社会是不同的，我们主流社会宗法的人绝大多数是循规蹈矩。毛泽东在的时候老讲中国农民战争特别多，实际我觉得这词都不太准确。实际宗法农民真正能够起义的，因为饥饿，因为死亡，因为面临危险真正敢起来反抗的非常少，非常罕见。实际上要让农民起义，第一点就是游民作为先导；第二点，游民作为主流，必须由游民作为中坚力量，这样才会构成所谓的农民起义。所以说，在一个社会中没有庞大游民这种人群的时候，不可能有这种大规模的起义。我想要说一说游民跟主流社会不同的思想性格，我主要总结了四点：

第一点，游民的反社会性。游民跟主流社会不同，农民自己有一块地种的时候，尽管过着半饿半饱的生活，但多不会有非分之想。实际中国两三千年来，农村的生产力是不高的。我们不要幻想在古代社会农民的生活有多优裕，有多好。在电视台或报纸经常考问这样的题，你想生活在哪一个时代？我曾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个主持人也这样问我。我说，作为平常人，作为老百姓哪个时代也没有好过。就说作为农民，基本两三千年前农民都是那样。你要想做皇帝，当然清朝不错，那皇帝大权独揽；你要想做太监，明朝不错；做文人大概宋朝不错。胡适在二十年代讲“五鬼”乱中华，他讲贫穷啊、疾病啊、愚昧啊、文化低啊（编者按：胡适所言五鬼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几个“鬼”乱中华，当时梁漱溟先生就写了一封信责备他，说中国这么穷，你老归结于什么疾病，什么文化低下等等，帝国主义侵略你怎么忘了。胡适写了一封信反问他，说帝国主义来之前我们就很阔吗？我觉得这句话问得特别好。现在的人读古书少了，我读清代以前的书，经常看到老百姓辗转于灾祸，天灾人祸。你想战国时期，孟子想到仁政的时候，他讲到仁政的时候，那时人口才两千万人。中国这么大土地，当然没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但那时中原一带的土地起码也有一二百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土地上，那时才两千万人。可是，孟子想象的仁政是什么呢？“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他就说，五亩的土地能种上桑树，能自己养蚕，能自己富足。说的是好的年景，坏年景也可免于饥馁，不至于没有饭吃而饿死。他这是想象仁政的时候，他说，如果在丰年的时候就衣食特别足。然后是“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绸子衣服。七十可以食肉，到了七十岁，到了我这岁数能够吃点肉。你想一想，这是孟子的仁政理想。可就是在那个时候，即使真正达到他这种理想，也不过就是在丰年的时候能吃饱饭而已。这言外之意在战国时期尽管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少，中国那时已经很会种地了，农业的条件那么好，实际那时的生产力跟清代的农业生产力没有多大差别了，但人民的生活仍然非常低下。但是广大农民依然守着那块土地，向往着明年比今年要更好一点的生活。所以说，在宗法社会中的老百姓是乖乖的。但游民就不是这样了，他脱离了宗法，他就不怕反社会。所以你看，胡传魁是典型的游民，他一上场就唱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唱词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是汪曾祺先生写的，他对游民有深入的理解。游民就是不怕天下大乱，希望天下大乱。《水浒传》一开始就写洪太尉放走妖魔，他把天下大乱看成是一个必然有的，它是天数，这是从神学道理上肯定天下大乱是符合道理的。因为天下有大乱，所以游民反社会就很正常，这是游民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人的一个特征。游民希望在天下大乱中改变自己地位，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失去的只有贫困和痛苦。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垂直变化特别大，但变化最大的两个阶层是哪两个？一个是游民阶层，一个是帝王阶层。帝王阶层可能下场最惨，流转到最底阶层，而游民阶层有可能上升到帝王将相阶层。我做过统计，做帝王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少数民族，或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另外一种就是底层人物，游民或接近游民，比如说刘邦，比如南朝宋、齐、梁、陈的皇帝，绝大部分都是兵痞出身。包括赵匡胤，后来赵匡胤做了皇帝，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到处流浪的人。朱元璋则是更加典型的一个游民，所以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为朱元璋开了专章，专门讲怎么从一个游民成为一个帝王。他们通过社会动乱获得天下，他们失去只是自己两手空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失去的只是项上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说，他们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点，主动进击精神。这跟宗法人恰恰相反，宗法人是事先都是害怕的，因他要保存他的地位。而且，宗法人长期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自己不能面对社会，他要靠家长、族长来代表他。所以说，他就没有跟社会直接打交道的经验，面对社会的时候他就感到恐惧。我们大家还不会忘记二三十年前，中国单位制度解体，单位制度虽然不是宗法制度，但跟宗法很接近。它不是靠血缘组成的，但它是靠假想血缘，所谓阶级关系组成的。所以说，你一进了单位，只要你不出问题，有住房（当然很狭小，也可能三代同居，但起码有个地方住）、能吃饭（虽然吃得不太好，但肯定能吃上饭），能安居单位之中。我觉得形成了“单位人”，单位人不是宗法人，但跟宗法人很接近。长期在单位中，只要他不出大问题，他就不会被开除，单位管他的生老病死，甚至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有儿子接班的事。这样就可以保护到世代绵延，他长期在这种单位中生活，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社会。那时出了问题第一个就问你哪个单位的。先找你们单位，先找你们单位书记，如果你在单位中跟书记关系挺好，他说，外面犯点小事，没有关系，我们教育教育，这就完事了。如果跟书记关系不好，也许一点小事会造成很大的事，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说，他自己不必面对社会。改革开放，单位解体出来了，那一代下岗工人是最痛苦的。就像宗法人刚刚脱离宗法一样，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社会，他特别害怕，长期作为宗法人或单位人，他的个性萎缩了。所以，他就不能直面社会，也不能自己面对社会。游民不同，游民当然也是解体的单位人出来的，他们经过长期的社会上磨练，他们自己能对面社会，知道什么人怎么对付。所以说，他们有主动进击精神。像《三国演义》中就特别提到“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这种争斗的过程中，特别是跟宗法人来作斗争，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先下手就能拿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宗法人萎萎缩缩，最后什么也拿不到。像李逵就是典型游民现象，他就是在家里杀了人跑出来的，他做事先打后商量。你说老实的宗法人谁敢这样啊？那时的人为什么老老实实的，那时为什么大家感到社会秩序好，就是因为都是宗法人。社会情况改变了，你要想经济的发展，你要想生产的发展，人的流动是一个前提，没有人的流动，你这社会繁荣不起来。不流动的宗法人和单位人精神萎缩了，开始很害怕流动。

第三点，帮派意识。《水浒传》中可以看出，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同样是抢劫，同样是杀人放火，梁山一百单八将做就好得很，其他山头做的就被否定，这样的例子很多，贪官污吏更不用说。帮他们招安的那个太尉，因为他帮助梁山招安，所以他受贿，同样梁山也给他行了很多贿，这些都非常正当的。武松在孟州出了问题，他被张都监他们污蔑下了狱之后，管文案的受了施恩的贿赂，就把案卷全改轻了，最后是流放。于是，就受到《水浒传》作者的赞美，说他怎么正直，他怎么正义。他也是受贿了，已不在谴责之列。当然，我就说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也有这种现象，追求真理精神比较弱，注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样是一个事，觉得是我这个小圈子里发生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在其他小圈子发生就不行。我觉得游民恰恰是把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就是不好的一面，就是缺点的一面推到了极端。当然，也不是他想推到极端化，因为他生活在最底层，他没有任何依仗，他没有任何的凭借来抵挡这个社会的堕落。你比如说，有饭吃的，有点学问的，或者有点精神追求的人，他们还可能遇事时想想是非，人总是有点非观念的，孟子讲四端的时候他就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是有是非之心的，但有时候它会被利益的问题所蒙蔽。如果你有其它凭借，比如说你受过教育，你有一定的财产，你有一定的生活保证或你有其他的凭借，人们的是非之心可能要更强烈一点。可游民他们今天晚饭还成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不考虑这些。所以，我觉得游民是我们民族文化黑暗面表现得最为集中的。中国的传统故事为什么好的和坏的分得这么清楚，很大的原因就是游民文化的巨大影响，只要符合自己这方面的万善归之，不是自己利益圈子的万恶归之，特别跟自己对立的。你说高俅这人，在宋代要属奸臣的话，前十名都排不上，但在《水浒传》中他是最坏的一个，要比蔡京、童贯全都要坏。实际恰恰高俅如是《水浒传》中写的那种性质和他那种出身，同样也是一个游民，但《水浒传》中对高俅最为仇视，就因为故事由他开端的，他迫害了梁山中最著名的英雄——林冲。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为了游民之间联系纽带，就产生了义气这个伦理概念。我们中国在伦理概念中提出一个“义”的问题，其它民族文化系统中很少谈到这个问题。义，古代解释为义者宜也。你认为应该这样做就这样做。但这个义也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伦理概念，仁不太容易产生歧异，但义容易发生歧异，因不同集团的人对于应该的，对于事宜的理解就不同。所以，儒家就讲义和利是分开的，义利要分辨得清楚。但墨子就不行，他讲，义就是利。游民讲的义就更典型，游民小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就是义气。只要适合我小圈子怎么做全成，为了朋友不怕两肋插刀，这就是义气。这个义气是通俗化的义，也是游民对于义的理解，他认为这是最事宜的。所以，义气这个概念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特别深，甚至有一些领导人经常讲。实际这个概念分析起来，义气应该是游民或者江湖人作为团结自己小圈子力量的一个纽带。

游民的第四个特征，他没有角色意识。我们讲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儒家很注重角色意识。什么叫角色意识？你看我们经常说，你是父亲就应该像一个父亲，你是儿子就应该像一个儿子，实际这就是角色意识。儒家讲到人的责任感的时候特别注重角色意识，就是说，你作为父亲要有父亲的意识，父慈子孝，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关系，作为父亲应该慈，作为儿子应该孝顺。但游民是脱离了这种宗法群体的，他没有了角色意识，所以说，文明规范也变没有了。我们中国古代所有的文明规范都跟角色意识非常有关系，我们现在为什么面临伦理危机，也就是角色意识的丢失。我们现在是什么，老百姓他们究竟是什么，按照道理来说是国家主人。可是，这种规定在现实中兑现不了，所以，你这个角色意识就强化不起来。宪法中说，一切权力归于人民，每一个人都是公民，公民应该是国家主人，公民应该享受八大权力，当这些都不兑现的时候，角色意识也就流失了。所以说，中国的伦理危机面临的根本原因也就在这儿了。游民没有了角色意识那就无所而不为，文明也就没有了。中国古代唯一的文明应该说就是儒家文明，当儒家文明没有了的时候，那就趋向于野蛮，那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杀人作为好汉。儒家是尊重生命的，仁说到底是一个对生命的重视，这是周文化显著的特征。孔子他是殷人，按照他的民族来说是殷朝人，他是殷朝贵族之后，但殷族是不重视生命的一个民族。我们到安阳去看看，古时一殉葬就一千多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到了周朝的时候殉葬制度就被制止了，认为那是野蛮人干的事情。只要是周民的，主要是姬姓人的国家就没有殉葬，这被考古界所证实。孔子是殷人，他不是没有民族概念，他直到晚年快死的时候，他还对他的学生说，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睡在两根柱子之间，我大概快死了，因为我们殷人死了停棂要停在两楹之间。实际他民族意识还很强，直到死他还想着他是殷人，但他继承了周公，继承了这种周民族的思想。文明应该继承进步的东西，民族限制不了文明的发展。孔子作为殷人恰恰继承了周代的这种仁爱的观点，儒家后来就成为中国文明思想，起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儒家文化不说全部吧，也是中国主流社会中主要的东西，它也是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设想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作为主导，而是以法家文化作为主导的话，那中国古代社会比现在我们见到的古代社会更加黑暗。儒家思想的确是给中国古代社会涂上很多亮色，而且，很多古代的能人志士绝大部分也都是儒者。但是，游民脱离了这种东西也就脱离了文明，逐渐走向野蛮人。所以说，我们看通俗文学作品对于生命的轻视，对于生命的蔑视，贱视自己的生命，漠视他人的生命。江州劫法场，排头砍去，想杀谁他就杀谁，跟他毫无关系的人他也滥杀。但《水浒传》作者并不以为然，觉得很好玩。实际上这就是长期的游民生活，使他们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所以，他们也不把别人的痛苦当作痛苦。当然，我们不是特别责备游民，因游民长期在那种贫苦地位中生活。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识并不是他想要这样，是他的生活地位，社会地位造就了他。我们讲的通俗文学作品的兴盛，之所以有钱大昕所说的那种现象，实际跟这些东西是很有关的。

游民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游民化问题。什么叫游民的社会化？游民他们要想生存，他们就要组织起来，他们要组织成小团体。因为游民本身没有任何凭借，他们想要求得生存，要想求得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得要组成团体，所以，他们对团体的依存性是特别强的。大家对《水浒传》招安特别反感，实际他们招安是宋江想带领游民回归主流社会的问题。我们不管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有些人反对招安，有的人说他的革命性很强，实际不是革命性很强。李逵、武松都反对招安，为什么他反对招安？因为他对这个小团体依赖太深，对梁山，对宋江大哥依赖太深，他们不知道离开这个小团体，到主流社会中如何生存。你很难想象李逵自己要做官怎么做，他根本不会。所以说，他们害怕那种主流社会，到主流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因他不会过这种主流生活。游民的社会化组织了他们的小团体，他们的小团体充满了和主流社会对抗的力量。当然，他们也是改朝换代、后来造成大规模农民战争主要依赖的角色。但他们在社会化、组织化过程中依靠通俗小说给他们提供了组织方案和组织方法，甚至还有主导思想。《水浒传》、《三国演义》中最简单的组织方法就是“桃园三结义”，结拜成异姓兄弟；再复杂一点，贾家楼结拜，三十六友，甚至水泊梁山这种一百单八将；再高级一点就组织成为游民社会，就组织成黑社会、帮会等等。游民在江湖上呆久了，我们就说成为成熟的江湖人，他们组成各种团体，这种团体在社会的演变中，在社会动荡中，在社会运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国的社会运动往往跟宗教有关系，近代依靠一些意识形态的著作，你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推动了近代的共产主义动动。中国很多社会运动是依靠通俗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通俗文学作品也起了作用。上面那些学生，那些领导者，像北大毕业生，像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他们读马克思主义。但要让底下的农民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按传统意识，传统的通俗文学告诉他。中国的通俗文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游民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也产生了游民化的问题。

（编者识：本文是王学泰先生在贵州知行讲坛上的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记录整理者詹培。）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ANG Xue-Ta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5, China)

Abstract: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China developed into the Song Dynasty. At that time, there appeared many vagrants outside of the social order. He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hobodom from which popular culture and literature were produced. The vagrant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patriarchal people in that the former were rebellious and aggressive and they developed a strong sense of gang,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code of brotherhood. The typical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vagrants, such as Three Kingdoms and Water Margin, were of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vagrant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vagrant culture is another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vagrant; rebellion; aggressiveness; a sense of gang; popular culture

责任编辑 王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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