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掀民间个人撰史潮

这是一家看上去阵容“特殊”的书店。

大厅中陈列着一百多部姓氏文化的家谱图书；内堂地皮面积小，但储有几百部普通人的个体回忆类图书，被临时性铺展在地面上，像是一场著书者个体命运的“大游行”。

作为新近落户在北京的全国首家“家谱传记书店”，它的视角关注家谱、家族及个体经历。那几百部普通人的回忆传记类图书，多为作者自费出版，复印数量少，仅用来在亲友间交流，不进入公共流通的市场。

但正是这批“默默无闻”的书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将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纳入库中。

这些记录了普通人个体命运的图书某种意义上是个人自费出书的一个风向标：越来越多的经历了历史烟云的人，在寻求表达空间的过程中，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民间修史的效应，让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记忆得以保存下来。

对日常生活的记录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日常生活的历史最重要》，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我们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帝王将相，卑微者的历史向来无足轻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判断一个历史事件、一个运动，需要看的正是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历史记录最重要。

某种程度上，这批私人自费所出的书籍，正是以个人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经营个人出书业务的时代文化出版机构总经理涂金灿说，如今自费出书者大部分是70岁到90多岁的老人，记录下人生所历经各种运动和起伏跌落，他们的书固然不具备畅销书的精彩情节，但那些未经改动的记录正是对过往日常生活的追述。

单看书名，这批书看上去稀松平常到极点，甚至有书名雷同的嫌疑。书名由作者自己设定，老人家们所采用的书名多跟“往事”、“回忆”、“岁月”等词汇挂钩——譬如《忆往事》、《往事回忆》、《岁月足痕》、《收藏岁月》等。

如果肯把这些书的前言翻阅一遍，就能发现几乎每个出书者都怀揣共同的情愫：不是为了出版，只是给儿孙留点可读的家史资料，让他们了解父辈和先人们过去的一些事。还有些作者会特意在前言中说明，所记述的一切都是真实回忆。

阅读这些当年的回忆文字，仿似完成一场又一场的“穿越”，在著作者细密编织的生活回忆中抚摸旧时代的肌理。譬如，60年前的四川万州的小茶馆是什么样的？1947年出生的刘国平在他的《朝事暮想集》中如此描述童年时期奶奶开的10多平米小茶馆中的“夜生活”——

“茶馆最热闹的时候还是在晚上，因为这时一般都有艺人登场。艺人中，有打金钱板的，有唱‘磁嘭嘭’的（‘磁嘭嘭’，万州方言，即竹琴），有说评书的。那时这些艺人表演的节目，似乎并未统一‘倡红’，但还是受到普遍欢迎，有些内容至今难忘。”

评书听众的集体募钱：“听众的情绪已被调动起来，欲罢不能。于是，就有口袋虽不饱满，但多少装有几张票子的人，直问艺人讲下一段评书要多少钱，然后慷慨解囊。但多数时候是众人都感觉囊中羞涩，这时，就得靠大家凑份子，于是就推人出来募钱。”

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样的生活场景早已陌生，难怪作者感慨：“现今又上哪儿去寻觅那平民百姓能海阔天空闲聊，艺人们可有板有眼说唱的小茶馆呢？”

被记录的旧时光中美好的一面令人唏嘘，而荒诞的一面亦超出人们的想象。

一本名为《百年家史》的小书梳理了从父亲、母亲、姊妹再到自己及孙辈，跨越三代近百年的时间。在“我的自白”部分中，作者胡世华记述的一些亲历的往事读起来让人笑中带泪。

在《我所经历的“不准”》的小文中，寥寥几百字描绘出他所经历的个人意志的被束缚——“上学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校长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通知不准上学。参加工作后写小说，领导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经我看，不准往外投。’下乡搞调查，临走时领导再三叮嘱我，‘不准揭露阴暗面。’头一年，我申请下乡，领导说，‘你是怕写材料，偏不准你下乡。’第二年，我不申请了，领导又说，‘不申请下乡的人，一律不准留在机关’……”

在《初生牛犊》一文中，胡世华记述了文革期间他所经历的“会多”、“会狠”：“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10月，当时正值秋收秋播（也叫抢收抢播）的‘双抢’大农忙季节，湖北省孝感县三汊（埠）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却几乎天天会议不断，有时同在一天开三四个大会。如果半夜里新华社播发一条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半夜里爬起来，首先是敲锣打鼓热烈庆祝一番，然后再坐下来开会，做到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

在《不借别人的光辉》一文中，一个“毛主席的烟屁股”的亲历跃然纸上：“1969年，黄陂县的一个女民兵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时，她没有机会和毛主席照相也没有机会得到毛主席的签名，就把毛主席扔掉的烟屁股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当宝贝似的用一个透明的小药瓶装着带了回来。在全地区的千人大会上，当那个女民兵熱泪盈眶地站起来高高举起那个装着烟屁股的小药瓶时，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热泪盈眶地疯狂地三呼‘毛主席万岁’。”

最妙的是，在记述这些亲历的日常往事时，作者似个旁观者去回望曾经的个人经历，不诉求任何主观评价，却活脱脱记录出那些年那些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

事实上，越是不诉求任何主观判断的文字，越能折射记录者的真实心态。

一部名为《往事回忆》的书稿中，一篇名为《“动乱”亲历记》的小文追忆了一件当年事：“从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动开始，天安门广场就不再平静。当时，我们正按军区年度政治思想工作计划，与部队部分领导干部一起，在军区参加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不久前，军区读书班请了某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的一位学者作报告。他在军区会议厅的讲台上，竟大肆称赞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来，说戈氏的改革‘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在我们这些人听来，其观点似乎有点‘离经叛道’很不顺耳。为此，后来读书班又把袁木请来讲了一次课。袁木是国务院发言人，还经常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了。他把前些日子给我们作报告的人臭骂了一通，算是给我们消了消‘毒’吧。”

这则小文写到当年的5月30日就搁笔收尾。作者是少将军衔，他对那个时代的个体视角观察也就此中断。

雷颐有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恰能细致入微地反映出时代、社会的氛围。”这种搁笔，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细节。

时代中的个体伤痕

“我们这一代，有着太复杂的经历。从记事起，就耳闻目睹或亲历亲为了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灾荒、文革、批邓、揭批四人帮、恢复高考、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行改革开放、南巡谈话、下海经商、改制下岗等大大小小的运动、活动或事件。蹉跎坎坷，磨难多多，似乎不幸，却又有幸。难得如此经历，不录之笔墨，岂不可惜？”一部私人自费著作的前言中如是写道。

的确如此。他们的笔墨中也多充满了时代巨幕变换下的个体命运和创伤记忆。经历了百年来的历史动荡，他们的记忆宝库中所储藏的是一部个人生活史，亦是一部国史。

一部书稿《苏飞回忆录——三国囚徒生活纪实》，读来颇为跌宕起伏。作者苏飞追述了自己在上个世纪的三次监狱生涯：1933年作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的老战士，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逼着他承认是共产党的奸细和苏联特务。1937年，作者为躲避日本人通缉到苏联学习，又受到康生陷害，作者苏飞又在苏联被捕，逼着他承认是日本鬼子派去的特务。1954年回国后，作者曾在中俄文化交流事务中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康生迫害，作者又被定罪为“苏修特务”。

作者的经历几乎是一部浓缩的国史。在那些年代，人性中的贪婪和疯狂、良知的被泯灭在字里行间中凸显出来。譬如一个小细节，在文革爆发初期，作者的夫人是俄罗斯人，被迫离开他，在离开前对他说，实在不解你们居然会这么狠地对待自己人。

在另一部名为《小鬼中了“阳谋”后》的书稿中，作者记录了1957年在长沙师专的“大鸣大放”班会上，因为对校团委提出批评意见而在随后的运动中被打为了“右派”的经历。个体的命运在瞬间发生了转折，用作者的话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为了这么一次匆忙而简单的发言，竟把自己的青春、前程、理想等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几乎都赔了进去。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几乎要了我的一条小命”。

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其后又经历被诬入狱，出狱后刚刚踏上漫漫平反路，紧接着文革来临被批斗……个体被时代的车轮碾来碾去。在讲述了诸多细节后，作者在结语中则说了一件令他啼笑皆非的事：上个世纪80年代末，因为还保留了一张“右派保留决定”，而阴差阳错为自己当时的评定职称助了一臂之力。

对于过往，有记录，也有反思。

在《朝事暮想集》中，作者记述了文革期间自己唯一一次打老师经历的心理動机：“但那时感觉非红五类子女长期在政治上受歧视，心里总有一股怨恨，这股怨恨总想寻机发泄出来。因而同学们要去找搞政工的范老师算账，我自然就愿意参加了。”

接下来，“在一间教室里，同学们挥舞拳头，对范老师一顿毒打。我也参与其中，挥拳打了范老师，铸成了文革中我的一大错误。”

多年后反思此事，他追悔莫及。“当初，我曾认为，挨打的老师只不过受了短时的皮肉之苦，远比不上那个年代非红五类子女遭受的长期精神创伤。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那个年代就是大讲出身成分，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社会的大气候如此，你能迁怪那许许多多执行政策的某个具体人员吗？”

在这样被还原的历史记忆中，历史变得格外鲜活。学者林贤治有言：“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回归中的家谱族谱

在这批个人自费著作中，除了这些对个人史进行追述的书稿，另有一些书稿则侧重于对家族史的整理。

“最近这些年，对个人、家族、传统的肯定意识逐渐在回归。老人们开始找出自己家庭、家族的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找到自我。”观察个人图书出版潮流已经近三年的涂金灿说。

家族史的这部分书稿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从过去的记忆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机会。一个家族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心态史都在这样的书稿中展现。

一部名为《台门往事》的记录绍兴前观巷鲍氏家族的书稿颇有这样的典型性。

编者已经70有余，在自身家族衰败后，他成了见证曾经的家族历史的活化石，也掌握了家族史的部分史料。他认定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把有关家族的事.情分门别类地记录在案，事实上，若他不做此事，家族史极有可能湮灭在时光中。如今他打算卖掉绍兴的老房子，完成这个心愿。

譬如《台门往事之六》，则是一幅鲜活的上个世纪江南大家族的主仆关系图。对主仆间的良善、平等的相处场景的描述，全然打翻了人们惯性认为的大户人家中主仆对立的刻板印象。家族的乡土之风在文中毕现：譬如，奶妈的存在是为了加速女主人的生育运转，奶妈喂养小孩，可以让女主人连续生孩子，奶妈被认为是小主人的“第二母亲”；小主人对仆人的称呼也很有讲究，外婆、大阿妈、老爷妈、姑等称呼多用在不同职能的女仆身上。

《台门往事之六》中还特意追忆了鲍氏家族的两位“大管家”，一位是管理家人的起居生活，一位则是管理家人去世后的安排。尤其花了大笔的篇幅介绍后者，实则描绘出绍兴传统大家族的墓地文化。如何请风水先生勘察墓地，因何绘制墓地略图、管理墓地的繁杂工作量、清明扫墓时给乡民分发食品的家族特色、对素葬的提倡，等等。

在已经远离乡土中国的时代，这些史料细读起来趣味横生。

有一种家族类的书稿是重点记录家族中的某位特殊的历史人物。髻如《将军大使袁仲贤》一书，是袁仲贤的侄子所编。袁仲贤，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从收集史料到访问知情人，作者记录下自己亲叔父的一生，作为家族荣耀的见证。

这些个人自费出版的书籍，所印数量不多，书籍则用来赠送亲友，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行为的一种回归，就像唐宋期间旧友重逢，送唐诗宋词给友人，如今，则是用自费出书的方式剪一段往事，与亲友共享。

时间会使一切平常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记录下历史的细节，让普通人的历史也进入历史，在这个维度下，超越了宏大叙事、帝王将相的历史惯性的民间个人回忆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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