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阿拉上海人”的大师之路

“阿拉是上海人。”少小离家，乡音未改。

2005年10月，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在世界物理年回到家乡上海，为庆贺复旦大学和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E=MC2共同的百岁华诞，激情讲演。

79岁的李政道，沉稳、温和；79岁的李政道，机敏、幽默；79岁的李政道，热忱、激情。

一句上海话从他口中蹦出：“阿拉是上海人。”

午后一点，复旦大学美研中心，人们翘首等待。

赶来听李政道教授演讲的老师、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兴奋的“政道迷”聚集在大厅里，渴望近距离亲睹大师风采。

一点半，离演讲开场还有半小时，李政道教授出现了。

众人簇拥。

李教授利索地跨出轿车，向周围的人们微笑。踩着午后的阳光，他健步走来。从大厅到贵宾厅，短短十几米，步步生风，全然看不出这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落座后，他兴致盎然地听众人介绍上海纪念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问世百年及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学术活动。当有人提及李政道教授出生在上海时，一句上海话从他口中蹦出：“阿拉是上海人。”言语间，他灰白的眉毛快乐地、如孩童般地跳动起来。

贵宾厅里顿时笑声一片。

镁光灯频闪。花白头发的李政道身着红色细格子衬衫，外套黑色薄毛衣，脚上穿一双再普通不过的深色保暖鞋。如此朴素的穿着不像是前来作报告，倒更像是拜访一位熟悉的老朋友。

有意思的是，左边的衬衫领角，藏在毛衣的圆领下没有翻出。直到演讲结束，那个领角还调皮地躲在那里。或许，赶来前，李教授刚从紧锣密鼓的物理演算中“跑”出来，都来不及对镜整装。

一直以来，李政道不愿意人们把他想像成科学怪人。

眼见为实。

我们眼前的这位科学家一点儿都不“怪”，他低眉含笑，双目炯炯，谈吐亲切。只是，对待穿衣吃饭这样的日常琐事，他的简朴与随意显而易见。

“复旦大学与E=MC2永远同岁!”

“1905年，复旦大学成立。

1905年9月，爱因斯坦写下了E=MC2的方程式。

所以，复旦大学与E=MC2同岁!”

下午两点，报告厅里，李政道教授的声音洪亮：“永远同岁!”

台下的听众，年轻的、年老的，坐着的、站着的、甚或蹲在过道上的，都为这动情的开场白，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题为“喜庆复旦与E=MC2同岁”的科普报告正式开讲。

讲坛上的座位，早早为年事已高的老教授布置妥当，面对满堂学生，这位为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几近疯狂的老教授，才坐了一下，就忍不住站了起来。他手握激光笔，指点屏幕，在主席台上走动着完成了整场报告。

他更像是在讲课，每讲一段，总不忘关注听者的反应，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从25岁的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到29岁的他和33岁的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他一口气列举了25个例子，以阐明上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们作出的科学贡献。“代代出新人，科学在少年。”他的话，热切。

为了解释宇宙中未知的“暗能量”，也是他最近正在探讨的问题，李教授走到主席台前端——最接近听众的位置，摆开双手，一板一眼地比划起在宇宙中的神秘能量。“了解暗物质和暗能量是21世纪科学史的大挑战。”他的话，坚定；

在阐述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把基础科学比作水，应用科学比作鱼，而产品科学就是鱼市，三者缺一不可。“没有水，就没有鱼。大闸蟹也一样嘛!”他的话，风趣；

回忆起与爱因斯坦探讨论文的经历，那句“Wish you success in physics(祝你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的祝福犹在耳畔，那双大、厚而温暖的手余温犹存。“爱因斯坦‘住过此球’，这颗蓝色的星球就比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他的话，隽永。

40分钟的演讲，睿智而欢快。此时，在强光下站了半个多小时的老人，早已被“烤”得脸颊泛红，额头冒汗了。

40分钟的演讲，我们看到，一位老者的沉稳、学者的严谨、师者的平易，无所不在的是他那昂扬的科学激情。

手捧（达夫）Duff《物理》的“小胖”

台上激情演说的老科学家，79年前，正是出生在脚下这片土地上。

1926年，李政道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金陵大学化学系首届毕业生。母亲是上海启明女中的高材生。李政道兄妹6人，他排行第三。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聪明好学，4岁识字，11岁考入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他从小爱摆弄无线电，中学时代起就对数学、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书瘾很大，无论何时何地，都与书为伍。

在他13岁那年，有一天在上海英租界乘电车，下车时不小心碰了一个40来岁的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下车后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红头阿三”，即印度巡警，把李政道双手反背起来，让那个外国人凶狠地殴打。这件事在李政道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深切体会到国家和人民正处于屈辱地位的苦难，因而发愤图强，希望通过振兴科学来救国救民。

他读高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上海租界。他不愿在日寇铁蹄下苟且偷生，先后步行流浪到浙江常山、福建建阳、南平、永安、江西瑞金，最后到达江西赣州，被嘉兴秀州中学校长、爱国教育家顾惠人在赣州创办的联合中学收留读高三。当年同学们看到李政道只带了一本达夫（Duff）《物理》（美国版大学物理课本）教材逃难来到赣州。后来，在教室里也总见他腋下夹着那本达夫（Duff）《物理》走进走出。

思维敏捷、思路活跃的李政道，既善讲话，活动能力又很强，曾任赣州联中学生会主席。他崇尚科学，认为救国得走科学之路。在赣州联中就读期间，他常与一批同学讨论，且这种讨论又发展为争论，争论结束后，同学们毫不介意，仍十分喜欢这位聪明好学的小同学。李政道比一般同学小二三岁，长得又比较胖，同学们都亲昵地叫他“小胖”。

当时赣州联中校长顾惠人到处聘请一流的教师来校执教，教物理的就是厦门大学教师甘承道先生。这为李政道在物理学习方面突飞猛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李政道远远不满足于高中和大学里教材的内容，一有空就向甘老师请教问题。为了开拓同学们的视野，提高全班同学的物理成绩，李政道还邀请甘老师每一两个星期就开设一次物理学讲座。那些讲座，每次都座无虚席。

当时赣州联中狭长的校园里有一口井，井的一侧是教室，另一侧是宿舍。每天清晨或傍晚，李政道总是手捧达夫《物理》或 《范氏大代数》绕着天井慢步走着，时而细细阅读，时而陷入深思，眼神充满求知的渴望。

有同学问：“李政道对什么书这样爱不释手呢？”

一位同学回答说：“关于物理和数学的书，对他来说，比小说更吸引人哪！”

李政道还爱好体育运动，平时很注意锻炼，尤其爱好举重和杠铃，身体很棒。

“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考99分？”

1943年7月，李政道所在赣州联中高三年级52名同学都以优秀成绩毕业了。经江西全省高中生会考，现为上海化工大学教授的沈宝棣等3人以优异成绩保送浙江大学，李政道则自行考入浙江大学。

当时浙大的理学院在湄潭，大一的学生全部在湄潭东北的永兴分校就读。尽管学校条件相当艰苦，但对学生的学习仍然抓得非常紧。每个星期六上午测验物理，下午测验数学，星期五晚上同学们都开夜车复习功课。而这时的李政道却不复习，一个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有一回，沈宝棣问他：“李政道，人家都在复习，你一个人走来走去干什么呀？”

李政道笑了笑，回答说：“这里有几个同学，那里有几个同学，都要问题目，所以我就这里讲讲，那里讲讲了。”

沈宝棣又问：“你真好！你自己怎么样？你保证明天的数学和物理都考得出吗？”

李政道又笑了笑：“我嘛，差不多。”

第二天的考试结果是：李政道的数学和物理都是99分。

由于李政道的考试成绩总是十分优异，老师就用不着做标准答卷，每次考试后总是在他的试卷上写上standard（即标准答案）贴在教室里。

几个女同学对李政道老是得99分感到好奇，问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李政道100分，老师说：“满分不好，满分了就没有可追求的了。”

有一次，沈宝棣问李政道：“你知道你为什么老是考99分？”李政道谦逊地说：“大概我标点符号错了，或者什么地方写得不够清楚吧？”

芝加哥大学为他破例

1944年夏，李政道因车祸严重损伤脊背神经，卧床半年。不久，日寇侵入贵州省，他又经重庆转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求学。

当时的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集中了许多著名的教授，由于李政道学业成绩突出，受到西南联合大学的吴大猷、浙江大学的束星北、王淦昌等大家的器重，尤其是吴大猷，对他的培养最为着力，这对李政道后来的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只是，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十五六个人住在一间草房子里，夏天又闷又热，蚊虫肆虐，同学们隔几天就得把床搬出去熏臭虫。

战争破坏了一切。没有安静的教学条件，而李政道依然以读书为第一生命。那时西南联大教学水平极高，著名物理教授叶企孙、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马仕俊都对李政道很重视，辅导他在一年内读完了大学二、三、四年级的物理学课程。

多年以后，李政道已成为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回忆往事，他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而有比别人差的想法。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1945年，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国政府也想造原子弹。蒋介石召见化学家曾昭抡，询问如何才能造出原子弹。曾昭抡说，首先是培养人才，建议在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各选两个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去学数学；吴大猷推荐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去学物理；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駪去学化学。

这样，李政道在1946年9月，经吴大猷教授推荐，考取了一等奖学金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当时，他还不到20岁，刚念完大学二年级。

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梅耶尔、密立根、尤利（均为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泰勒等杰出物理学家，那个时候都在芝加哥大学执教。

由于李政道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想要直接进研究院读书很难。芝加哥大学规定，读研必先得大学毕业，但这一次，芝大为李政道破了例。

李政道虽只有大二学历，但他的才华深为物理系教授们所欣赏，经过多次交涉，时任芝大校长的哈金斯(Hutchins)表示，只要是熟读他指定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的学生，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最终，芝加哥大学破格招收李政道进入研究生院。

后来“原子弹之父”费米教授亲自收李政道为博士研究生。

在芝大的每一天，李政道都沉浸在图书馆里做学问。芝大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每逢上午10时，下午3时，晚上9时，有咖啡、点心供应。当服务员送咖啡时，李政道就带着书本往卫生间一躲。一位毕业自上海复旦大学的服务生秦慧 发现了这一情况，颇为感动，便有心资助，劝李政道别躲。秦慧 慧眼识才俊，李政道毕业后，两人结成终身伴侣。

在芝大研究生院，李政道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刻苦攻读，写出了多篇颇有见地的论文。

1950年他24岁时，获得芝大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因“有特殊见解和成就”，被列为第一名。同年，他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研究员。次年，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员。那时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获诺贝尔奖时，致词讲起《西游记》

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

消息传来时，李政道正在普林斯顿。他非常兴奋，同时想到了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他立即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感谢吴先生对他的培养以及在1946年给予他奖学金。

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每位获奖者都致了答词。李政道致答词时用中文开头，然后用英文。他说：“一个科学上的成就是许多在同一或相关领域中的研究者积累的结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没有现在的激励，就不会产生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没有将来的实验，我们今天的观念和知识也不能进化。虽然这许多因素构成了任何进步的整体，人们往往只记得最后光辉的收获而忘记了其中辛勤的耕作。在今天的隆重仪式上，我格外感受到，有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为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还没有像我今天这样被授予如此的荣誉。”

在每位获奖者致词后，李政道又代表所有的获奖者致词。他说：“用我们有限的人类智慧去认识无限的宇宙奥秘，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他讲述了一段《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中翻跟斗的故事。“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他说：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获奖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中国国籍。至今为止，诺贝尔奖的正式记录书上，他们两人仍是仅有的中国籍获奖者。

诺贝尔奖之外，科学成就丰硕

周恩来总理曾用四个字评价李政道：李精于学。

“精于学”的李政道极为勤奋，他在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决不仅仅是一次诺贝尔奖可以涵盖的。

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中宇称守恒，那么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是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该是同一种介子。

李政道和杨振宁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

因此，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并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第一次。李政道又是到那时为止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一成就，使得年轻的李政道在物理学界声名鹊起，但他对物理学研究的贡献决不仅仅于此。

早在1949年，李政道就与M·罗森布拉斯、杨振宁合作，提出了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1951年，他又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

1952年，年轻的李政道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他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随后，在1954年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

1957年，李政道与R·奥赫梅和杨振宁合作提出CP不守恒和时间不反演的可能性。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硬球玻色气体的分子运动论，对研究氦Ⅱ的超流动性作出了贡献。同年又合作分析高能中微子的作用，定出此后20多年这方面大量的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正化性。

1964年，李政道与M·瑙恩伯合作，研究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所参与的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问题。这项工作又称李－瑙恩伯定理，或与木下的工作合在一起，称KLN定理。

60年代后期，他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了真空的“色介常数”的概念。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李政道继续在路径积分问题、格点规范问题和时间为动力学变量等方面开展工作，后来又建立了离散力学的基础。

“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李政道的科学激情不只在学术方面，他对中国培养人才的热忱，已经到了让人难以想像的境地。当年，李政道的夫人秦惠 曾说：“你们不知道，为了中国的科教事业，他都快发疯了!”

1972年，李政道从美国回到阔别了26年的祖国，面对“旧貌换新颜”的中国，已入中年的他，欣喜在心，又开始关注中国科教事业。1974年，李政道第二次回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大胆提出了“中国的教育必须加强”的建议。

荐言、献策、游说。李政道的教育激情改写了中国科教事业的历史，四项杰出贡献铭记史册：

1979年，他亲自奔走联络了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起CUSPEA，即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十年间，915位学子赴美深造；

1982年，在他的努力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期建成，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

1985年，他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至今已整整20年；

1996年，李政道用自己的积蓄30万美元设立以夫人秦惠 和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政奖学金”，用来资助中国优秀大学本科生的见习科学研究，实现了海峡两岸大学本科生的相互交流。按照妻子的遗愿，一半受资助者是女生。到2004年，已有800多名两岸大学生成为“ 政学者”。

这些影响深远的举措，开始都是灵光一现的激情设想，将它们一点一点推向现实的过程艰难而琐碎，要不是有点“疯”劲还真扛不下来。

在CUSPEA进行之初，李政道向美国53所大学物理系一一发出邀请信，硬是靠着自己的学术威望邀请它们参与该计划，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每人1万美元的奖学金及生活费。

从1981年到1988年，每年的头3个月，李政道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到CUSPEA上来。一年约有100个CUSPEA学生来美，每个学生都有十几封推荐信，均是李政道、夫人秦惠 和秘书三人亲手书写。

李家的信件总是把附近的邮筒塞得满满当当，结果收到邮局的抗议信：您的信件太多，影响别人使用邮筒。之后，李政道与夫人和秘书一行三人，干脆推着手推车，走过10个街区，把信分别投入不同的邮筒。

整整10年，近1000名学生，上万封推荐信!

李政道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而他如今挂在嘴边的只是“这些学生们都很优秀”。

一项新制度从提出到被接受，其中的曲折很难计算。李政道的解决之道很简单：激情。

我国的博士后制度比西方晚了80年，为了将这个人才培养制度引入中国，李政道在1983年和1984年，先后两次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未果。

1984年5月，在接受邓小平的接见时，他又提出此事。

小平问：“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办博士后呢?”

“除了学会找到答案，真正要做研究，必须让学生学习和锻炼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结果，这个锻炼的阶段就是博士后。”他向小平建议也许可以先建立10个博士后流动站做试验。

小平听后甚为赞许：“建10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个流动站，形成培养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政道带着股“疯”劲的执着，影响了20年来中国科技人才的培养理念。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

数年前，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李政道讲座”上，李政道因工作日程排不开，无法出席开讲仪式，但深爱学生的老教授请学院录制了一段讲话录像，在仪式当天送到了会场。

当屏幕上出现和蔼可亲的李教授时，在座的数百名中科院研究生们霎时间静了下来。

李政道教授在回顾了25年前开办CUSPEA项目的情景之后，随即向同学们娓娓道出他所经历的一件趣事：

“15年前，我在美国夏威夷一个叫Maui的岛上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会议厅的旁边有一个公园，据说这个公园里生长着一棵世界上最大的树，因为名字叫Bodi，我不知道这Bodi树是不是就是菩提树。既然是最大的树，当然要去看看。结果呢，这个公园面积差不多1个平方公里，公园里生长的树大的直径有二尺多，小的也许不到一尺，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这最大的树在哪里？难道是开玩笑？有熟悉情况的人说，这世界上最大的树真的就在你面前——这整个公园其实就一棵树，占了1平方公里。原来，Bodi树是这样的，它长大以后，会长出许多树干垂到地上，一接触土地之后，这些树干又变为一棵棵新树的样子生长起来。虽然每一棵树在外人看来就是普通大树的样子，但是它们其实都连在同一棵树上，整体就是一棵树，这样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树。”

接着，李政道教授动情地说道：“我们中华民族，人口是世界民族里最多的，但不论多少，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人，就像那棵菩提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一棵树的一个枝干，每一棵树又都是这棵大树的一部分。”

“希望同学们能像CUSPEA学子一样，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整个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人，是世界最大的人，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将来最大的一个人。”李政道教授最后说。

“累则小睡，醒则干!”

他大概完全可以被称为“让物理学诱骗了的人”，整整50年，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他痴迷于各种物理学问题的探究，时至今日，仍“执迷不悟”。

李政道的挚友柳怀祖教授告诉我们，李政道教授至今依然沉浸在物理学的美妙世界中。

79岁高龄的他，每天仍要“生产”出几十页手稿，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写的都是他这一天推导的公式。铅笔书写的手稿上，有橡皮擦过的痕迹，有蓝笔、红笔留下的修正、批注。

“累则小睡，醒则干!”李教授又欣然说起了这句口头禅。我们采访得知，李教授干起活来“没日没夜”，他不定时休息，只在疲惫时，小睡片刻，一睁开眼睛，又伏案演算起来，一天总共也就睡上五六个小时。

“李教授，您每天这么干，不苦吗?”

面对这个问题，李政道教授似乎被难住了，他想了想，笑答：“我没觉得什么苦啊，因为这是我的生活。”

正如当年吴大猷教授评价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的李政道：“他求知心切，真到了奇怪的程度。无论给他什么艰深的书和难题，他都很快做完，又来索要更多的。”

从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遇到启蒙了他物理学生涯的束星北教授，至今50多年，李政道对物理学的激情，燃烧了50年，经久不息。

李政道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过。抗战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但书却一本未失，反而越来越多。

抗战时期的流亡途中，15岁的李政道身无分文，一副难童的模样，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捧着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如痴如醉地看。看完之后，他信心满满地把自己对牛顿定律的理解告诉了老师，可正被疟疾折磨的他，竟被误认为发高烧说胡话。

在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求学的两年间，他在烂泥作墙、茅草为顶、风雨飘摇、臭虫肆虐的校舍里日夜苦读，仅用一年时间，几乎完成了大学四年的课程。那时候，他还不满20岁。

由吴大猷教授推荐留学美国后，李政道出众的禀赋和超人的勤奋，让他的科学之路闪亮起来：23岁的“神童博士”，30岁的芝加哥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31岁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次回到上海，鹤发的老人兴奋地说，如今，他又投入到寻找暗物质、发现暗能量的新的“游戏”中。

“得不得诺贝尔奖，这个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

“中国人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对于这个话题，“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是怎么看待的？

他谈到与杨振宁在1956年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丢掉所有过去宇称守恒的包袱，走出这个思维定势的堡垒，你才能豁然开朗。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李政道教授说：“我能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当然，获奖是好事，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这让我惊喜万分。但我始终坚信，如果一味地把诺贝尔奖当成追逐的目标，那往往会令你迷失在追名逐利的浮躁中。得不得诺贝尔奖，这个不是目的，科学本身才是目的!”李政道的回答，字字铿锵。

面对躁动的时代，太多的诱惑同样侵蚀着学术界的宁静，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甚至是公然欺骗。对于科学界的学术腐败，李政道也时有所闻，对此，他痛心疾首。

所以一直以来，他总是要求年轻人：要沉下心来做学问，要沉下心来做人。

此次回到家乡，他又用“神六”的例子激励年轻人：“‘神六’的成功，在于一个‘严’字，航天工作者步步严谨、踏实，之前的计算与实际完美吻合。这才是科学应有的态度!”

有人问他：“您怎么看待《易经》?”

他说：“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易经》，所以我不能回答这个‘怎么看待’。”

李政道的坦然，正是严谨与踏实的最好例证。

激情是创意的灵魂，79岁的李政道教授充满激情；而他同时又认为，科学，是激情燃烧中的冷静，一旦掺杂了浮躁，冷静将不复存在。

“科学，必须拒绝浮躁，必须严谨踏实。”李政道教授再次强调。

采访结束时，我们才得知，为了下午那场40分钟的演讲，李教授为之所作的准备，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个小时。

（作者系解放日报《解放周末》记者）

李政道小资料

李政道(Tsung-Dal Lee 1926～)理论物理学家。

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

1943～1944年在浙江大学（当时一年级在贵州永兴）物理学系学习，得到老师束星北的启迪，而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44年因翻车受伤停学。1945年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1946年受他的老师吴大猷的推荐，得国家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春天，李政道通过了研究生资格考试，开始在费米教授的指导下作博士论文研究。

1949年底，在费米的指导下，李政道完成了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在该校天文学系半年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物理系一年任讲师并从事研究工作。

1950年，李政道和来自上海的大学生秦惠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长子李中清，现任加州理工学院历史教授；次子李中汉，现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

1951年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工作，195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5年任副教授，1956年任教授。

1957年，因在1956年与杨振宁教授一起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而共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讲座教授，1964年任该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任该大学全校级教授。

199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李政道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几所中国大学的名誉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布朗大学、中国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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