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间暗语

与以往典藏栏目介绍的艺术投资品不同，这期典藏介绍的是清末民初的票据证件。这些票据证件的收藏价值不得而知，但隐含在其中的历史与故事却是更为吸引入的，正如藏家花雕所说的那样：“好玩、好奇，所以就收藏了”。

关于地契的那些事

在花雕收藏的这些票据证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这张清朝成丰8年(公元1858年)的地契。地契是典押、买卖土地时双方所立的法律文据，是转让土地所有权的证明文件。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两种。买卖双方未经官府验证而订立的契据叫做草契或白契。立契后，经官府验证并纳税，由官府为其办理过户过税的手续之后在白契上粘贴由官方排版统一印刷的契尾，盖县州府衙的官方大印，规正3寸许，方制，篆体，红色赫然，便成了官契，也叫做红契。

地契作为见证我国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权属变更及对土地的管理制度，甚至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最为轻盈单薄的纸，承载了中国最为深刻厚重的历史。查阅历史资料，对福建地契文书何时出现尚无明确记载，只有明代徐火勃纂辑的《雪峰志》在记述福州大地主蓝文卿将房地田产等捐献给雪峰寺时有所涉及。《雪峰志》卷8《纪艺文》载：“唐成通11年(公元870年)蓝文卿捐所居屋宇亭榻300余间、米仓12间、庄田20所、水牛360头，诸庄田地土林界，各有契书分明。”这说明，福建最迟在唐朝已有地契文书了。据悉，福建省现存最早的纸质地契文书原件是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闽清县欧成吾卖田契，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

地契发展到清代已臻完备。在清朝，上地买卖首先要写立地契，后到官府交纳税金，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契约的内容一般包括：卖地人姓名、卖地原因、所卖土地编号、土地名、税亩、四至、买主姓名、价银、声明银钱是否当日交清，有无欠钱等等。卖主还要声明此田地未曾重复交易，倘有问题卖主承担。最后是写立契时间、卖产、中人签字画押。买主购买地产后，必须在一年内向官府交纳地产转移税，官府在白契上加盖铃印(即为红契)，并附以契尾。正式的红契，由盖有官印的白契和契尾组合而成，在法律上受官府保护。

到了民国时期，土地典押、买卖交易更加频繁。土地典押是较常见的形式，土地主人先把土地典卖给买主，如押期到，无力赎回，其土地由典变成卖，典押者便失去土地所有权。民国时期土地买卖的地契内容、格式与清朝基本一样，但契约大多使用官方统一印制的官契纸，地契文书比较规范。田地契约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由官契纸和契单组成，第二种是加盖官印的白契、官方统一印制的官契纸和税单三部分组成。花雕收藏的这张《税契清查证》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产物，有意思的是这张税契证明的左下方还印有一个作揖的人像。这个身着古装，神情恭敬的人像不知道是原来就存在这税契清查证上，还是后来由于保存不当被印染上的?

三张结婚证书的比照

花雕收藏有三张结婚证书，分别是民国29年(公元1940年)、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和1960年。前两张结婚证书相差2年，属于同一个时期，因而结婚证书整体的风格与内容大体一致，乍一看像是一张装饰精美的奖状。虽然年代久远，结婚证书已略显陈旧，但证书上的图案仍艳丽如新，十分喜庆。图案设计成对称状，左右有蝴蝶、喜鹊、燕子、并蒂莲、圆月等，想必是取比翼双飞、新婚燕尔、花好月圆之意，寓意着夫妻二人同心、同根、同福、同生。

结婚证书的主体内容由右往左依次写着当事人的籍贯、出生年月日及时辰、婚姻介绍人、举行婚礼的地点等内容。最后，还有结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名字及印章。证书上并没有结婚当事人的合影照片，也没有注明发证单位或是公章。据老一辈介绍，那时候的结婚证书并不像现在，由政府发放。而是在结婚之时，由男女双方邀请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和介绍人参加，同时请专门书写结婚证的人现场书写。因此，结婚证书也没有发证单位。但是曾有一个阶段，大约是在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实行了4～5个月的办理结婚证要缴税的政策，这个阶段的结婚证书上一般会贴有4张分别标注为“拾元”的民国印花税票。贴了印花税票，男女双方的婚姻就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第三张结婚证书是解放后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尤其是证书上方的五角星和两面五星红旗。据了解，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自古以来，我国结婚只注重仪式，而无须向政府机构登记。依中国古制，结婚的方式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结婚仪式举行后，就成为事实婚姻。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将结婚的仪式制改为登记制，并于1951年5月5日开始实施《婚姻法》，并规定“结婚应由男女双方亲自到所在地政府部门登记，领取结婚证”。1960年的结婚证书主题内容比较简单，仅写明姓名、性别、年龄这三样基本资料，并且加盖了“闽侯县尚干镇人民委员会”的公章。三张结婚证书，两种风格，前者注重礼仪与细节，后者则倡导自由及权益。

学业证书背后的历史

“活到老学到老”，学习贯穿人的一生。年轻时，学是为了理想，为了安定；中年时，学是为了补充，补充空洞的心灵；老年时，学则是一种意境，慢慢品味，自乐其中。而学业证书是对一个阶段学习成果的总结与肯定。在花雕收藏的诸多票据证件中，他也收藏了几张带相片的学业证书。

第一张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办公处开具的一份《毕业证明书》。代校长陈锡恩开具文书，证明季义慈同学在该校农学院园艺系学习达标，顺利毕业。据记载，福建协和大学是一所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是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清宣统3年(公元1911年)，由世界基督教大会推举的高等教育委员会会长高绰博士(Dr.John Goucher)来福州，与福建基督教六公会联议创办大学，几经酝酿、筹备，于民国4年(公元1915年)创办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庄才伟(Aduin C.Jones)为首任校长。民国5年(公元1916年)二月，该校于福州仓前山租旧俄商茶行正式开课。

陈锡恩代校长，是在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林景润校长休假赴美期间，由美抵校代理校长。据说，当时协和大学很开放，一直倡导自由风气。那时候学生约会是被学校允许的，约会地点可以在女生宿舍的会客厅，可以在闽江边散步，可以在校园树林的岩石上，这样一来，教师约会倒变得没有那么方便了，校长陈锡恩就把校长楼的客厅、餐厅、书房提供给年轻教师约会。

第二张《结业证书》是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高级业务人员调训班颁发给学员史土保的，类似现在的岗位培训班颁发的从业资格证。在这张结业证书的左上方贴着张类似于邮票的票据实际上是当时的印花税票。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经营的规模庞大的纺织垄断性企业，简称纺建公司。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全部日本在华的纺织工厂。蒙受了侵略战争损害的民族纺织业者要求把这些工厂出卖或者租赁给他们经营，遭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拒绝。他指令经济部将接收的日本纺织工厂组成纺建公司，翁文灏以经济部长身份任董事长，束云章任总经理，总揽企业全权。公司于1945年12月4日成立，1946年1月2日总公司在上海开业，接着在青岛、天津、沈阳等地设立分公司。企业接收的固定资产总值估计折合7亿美元，包括棉、毛、麻、绢丝纺织，印染、针织等58个厂。纺建公司的存在非常短暂，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陆续解放东北、天津、青岛和上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所属的纺织厂先后由人民政府接管，成为全民的国营企业。

此外，花雕收藏的另外两张毕业证书也别具特色：一张是印有孙中山先生头像的中学毕业证书；另一张是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会计培训班的毕业证书，这也是藏品中唯一一张女学生的学业证书。

居民身份证的由来

2004年3月29日起，我国大陆正式开始为居民换发内藏非接触式IC卡智能芯片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公安部表示，居民身份证更新换代工作将在2008年前全部完成。身份证，这张记录个人信息的小卡片，人人都有，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来历?花雕收藏的这张民国时期的纸质身份证，引起了我对身份证渊源的兴趣。

查阅资料才知身份证古已有之，它的起源是官员的识别符号。我国最早的“身份证”是在隋唐时期，朝廷发给官员一种类似身份的“鱼符”。它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应召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宋代时，“鱼符”被废除，但仍佩带“鱼袋”。至明代，改用“牙牌”，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牙睥不但官员们悬之，“凡在内府出入者，无论贵贱皆悬牌，以避嫌疑”。由此可知，明代身份证的用处已不仅局限于官员们，并开始向中下阶层发展了。

清代各阶层的身份以帽子上的顶子(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一些富商、地主为求得高身份，常用数目可观的白银捐得一个顶子，由此而出现了“红顶商人”、“红顶乡绅”一类怪事。

股票票据间的变迁故事

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已成为现代人的投资热土，事实上，我国早在100多年前已有股票市场，那时没有股票交易所，人们都是在茶馆进行股票买卖。在花雕的诸多藏品中，就有这么几张民国时期的股票票据——江南水泥皎份有限公司的股据和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股份收据。

据传，民国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不单有本身的历史价值，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印记。老人们说，当年南京大屠杀，只要跑进江南水泥厂大门，日本鬼子就不追了。因为当年水泥厂领导主要是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依靠国际友人的力量，对难民们起到了重要的保护作用。日本人不敢冲入厂内，令水泥厂成为3万多人的避难所。

至于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几经变革，先是由英商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转变为公私合营的上海信和纱厂股份有限公司，而后于1961年10月又变更为公私合营的上海信和毛纺织厂，到了1966年10月再更改为国营的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这几十年的变革实际上是我国解放前后的经济政策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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