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空间和地方性

主 持 人：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

对 话 者：叶延滨 诗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刘立云 诗人，原《解放军文艺》主编，现《诗刊》社主编助理

耿占春 河南大学、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振亚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波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普布昌居 西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琼 吉 藏族诗人

陈人杰 诗人，那曲地委副秘书长兼申扎县委副书记

时  间：2015年6月27日15：00—17：30

地  点：拉萨西藏宾馆

叶延滨：我们今天把中国百年新诗论坛第三站放在拉萨，是非常好的创意，我们借了陈人杰以及整个“极地放歌”的创作团队来组织这个研讨会，借这个机会做一次诗歌研究工作。“中国百年新诗论坛”是一个很重要的新诗研究平台，每次参加讨论的都是国内非常有影响的诗歌研究专家和教授。这种每次集中一个专题的方式，大家来进行对话，是一种展示，不需要达到统一的认识或贯彻什么精神，主要的目的是呈现和交流，呈现新诗百年在创作和理论研究上给我们提供的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话题。我们每一站都成立一个临时课题组，围绕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课题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百年新诗有一个梳理，对新诗的发展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它就像一个系统的工程。前两届，第一届在无锡，开得很浪漫，我讲完话以后就散会，霍俊明带着四个人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研究。今天我们到西藏高原来，还是希望西藏的诗人们能够参与、倾听，并且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个地方讨论，是想讨论中国新诗与地域性的一些问题。中国新诗发展到今天确实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话题，比方说新诗一开始，主要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改革开放这一段时间恰恰就是某一省或某一个地区的诗歌发展特别引人注目。这些现象提供了诗歌和地域性、与当地的风俗习惯诸多元素的研究，对新诗的丰富性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大家在这里，在西藏高原，全世界都认为是最有地域特点的地方，我们讨论诗歌与地域的关系，我想是有特殊意义的。将来“中国百年新诗论坛”三年的工作完成了之后，看到网点上有一个拉萨，是非常让人愉快的事情。今天下午我们欢迎大家，希望专家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好多少说多少，没有想好的回去还可以在文本上进行补充，这个课题会在《扬子江》诗刊上呈现，希望能够看到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课题研究。

何以探讨诗歌的空间与地域性？

霍俊明：大家下午好！很多人都还有程度不同的高原反应，所以今天的对话将艰难而又珍贵。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作协、《扬子江》诗刊合办的“新诗百年论坛”第三场在拉萨举行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每次论坛由国内最优秀的批评家和诗人采取对话的沙龙形式，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讨论，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碰撞或者思想交锋。今天这个讨论话题我在来之前也和胡弦讨论了很久，也就是在西藏这样一个高原和天空之下来讨论百年新诗的什么话题更合适呢？后来想到的就是诗歌与空间的关系，也就是诗歌的“地方性”问题，当然我们并没有完全采用“地域”、“地理”的说法。我认为在谈论诗歌与空间关系的时候最好不要谈论所谓的“主义”，这个词会有偏激性，也许有时候会有它的合理性。实际上谭克修提出的“地方主义”概念争议是很大的，因为“地方”和“主义”放在一块就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场域中某某“主义”、某某“运动”、某某“流派”都是值得重新反思、警惕甚至“清洗”的，太多非文学的东西长期蛮横地充斥和僭越诗歌。今天下午我希望是一个随意的讨论，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而独立地表达自己对诗歌与空间、地理或地方性知识的看法。

刘立云：把新诗百年的研讨会放在西藏举行，我觉得是一种天然选择，也是一种必然选择。诗歌发展到今天，人口流动性极大，南方和北方的诗人很难保持自己的个性和原有的区域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惟有西藏还保留着这片土地的民族、宗教、地理和风土人情的纯粹性。以西藏为例来讨论诗歌与地方性的关系，可能是拯救当下诗歌越来越趋同的一种有效方式，起码指出了一个方向。

说到诗歌与地域的关系，我还真有一点感受。那是2011年，我和著名诗人李琦一起去以色列参加尼桑诗歌节。这个诗歌节是以色列海法大学的阿拉伯教授赛义姆先生发起并筹资举办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邀请与以色列有族群关系的那些国家的犹太籍诗人和以色列周边国家的阿拉伯诗人共同出席，试图以诗人的努力消除两个种族的长期敌视，弥合心里的战争创伤，另一个就是希望保持和发展这片地域的诗歌创作传统。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阿米亥，他写了许多战争诗，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阿米亥1924年生于德国乌尔兹堡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加英军犹太支队，在北非对德作战。以色列建国后，他作为被这个国家接纳的犹太人定居在耶路撒冷。他长期的职业，是一名经常与阿拉伯人发生战争冲突的军人。然而，阿米亥拿起枪来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提起笔来又渴望和平，呼吁人类停止相互仇视和残杀。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歌《和平幻景的附录》，是这样写的：“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不要停手，别停！继续锻打，∕从犁铧之中锻造出乐器。∥无论谁想重新制造战争∕都必须把乐器变成犁铧。”表达出了对和平的强烈渴望和憧憬。当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阿米亥自己说，他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是犹太人，是全世界心目中好战的以色列人。要命的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直到现在还未完全停止，而阿米亥作为以色列军人，有许多年直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阿米亥非常热爱他那个年轻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家，爱那支他引为骄傲的军队。正因为这样，以色列士兵在走向战场的时候，必带两种东西，一个是枪，另一个就是他的诗集。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阿米亥的写作，有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而这种立场和原则与以色列这片嵌在阿拉伯国家中间的地域，还有这片地域的民族史、宗教史和心灵史，密不可分。这正是诗人们很容易失去、必须细心呵护的东西。最近，我参与了《诗刊》2015年第七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专号”的组稿工作，说起七十年前抗战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就遇到了抗战诗歌的地域性问题。都知道，抗战时期我们的国家被割裂成三片地域，即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由于三个地区分属三种势力统治，其不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便决定了诗人们的写作也不尽相同。比如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到达延安的田间，虽然他是七月诗派的重要诗人，但当他到了延安之后，便写出了《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样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显然，延安这片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地域，那种八路军马上就要渡过黄河去与日本人浴血搏斗的悲壮气氛，还有即将到来的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是产生这首诗的特殊土壤。离开了那片地域，那种氛围，那片土壤，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诗歌。艾青在国统区就不能这样写，他只能把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抗战意志，通过一些隐喻，比如通过一场大雪，或一条河流来表达，这样就有了他浩浩荡荡但却曲意徊环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大堰河，我的保姆》。牛汉是从内蒙日寇沦陷区跑出来的青年学生，饱受亡命之苦，要把心中的复仇愿望和家国情怀通过诗歌宣泄出来，他自然而然会想到蒙古族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因而倾注极大的热情讴歌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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