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摘要：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关键词：赵树理；解放区文学；融合；分裂；还原

中图分类号：12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2－0274－06

当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等小说在解放区文坛斩露头角时，就引起了当时作为解放区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的注意，尽管赵树理当时并未引起纯文学作家的认可。很快，赵树理便吸引众多的目光，被阐释为是最能代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精神的作家。然而，赵树理并不想成为一位作家，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解放区文学前进的方向，他只想做一个忠实于农民的摆文摊的民间文人。当人们把赵树理看作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时，却又发现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实际上又存在一系列的矛盾。

一、文摊理想及其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看，赵树理的文摊文学理想刚好暗合革命主流话语，但是两者在精神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小说与“歌德”文学是完全相悖的。

(一)文摊文学理想与革命主流话语的融合

赵树理生活的解放区，虽然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已经翻身做主，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封建思想文化仍然占据着主流。赵树理一方面深感反对封建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较早地发现新文学存在脱离群众的严重弊病，清醒地看到反封建的新文学并不被农民所接受。“寒暑假期中，他把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带回去给父亲看，因为他以为，文学作品应该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但父亲对他那一堆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无论他怎样吹嘘也没有用，新文艺打不进农民中去”。赵树理深切感受到新文学与农民的分裂状态，新文学并不为农民所接受，同时农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新文学作家也大多不屑一顾。

看到农民与新文学的分裂状态，赵树理决心摆文摊，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使新文学真正在农民中生根开花，这就是赵树理既简单又伟大的文学理想。“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赵树理的文摊理想与解放区的革命话语不期而遇。解放区红色政权是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摧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农民翻身得解放。一方面，红色政权要以文学唤醒这些文化层次极低的农民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另一方面，政治上翻身的农民也迫切需要自己的文化。解放区农民是解放区文学的接受主体，他们的文化层次极低，基本上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读者群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得解放区革命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基于解放区整个政治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也察觉到有必要结合整个解放区政治形势发展实际对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作一个总的总结以指导解放区乃至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把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提高到政治高度上来。1942年，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的基础上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毛泽东以最高领袖身份做了发言，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以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规定了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规定了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形式。

所以，赵树理的创作在开始的时候并非是有意实践《讲话》的文艺路线，事实上赵树理的文学活动开始得要早得多。只是解放区大众化通俗化文学的迫切需要，怀着文摊理想的赵树理便被发现了。之后，经过周扬、陈荒煤等人的经典阐释，赵树理被提高到一个“方向性”的高度。自此，赵树理被看作是解放区文艺运动发展的坐标点和实践《讲话》的典范。赵树理为农民写作的文摊理想刚好暗合了《讲话》的文艺思想，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事实上，赵树理创作的这种暗合也只是部分的暗合，只是表面形式上的暗合，在精神实质上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又表现出疏离的一面。

(二)问题小说与“歌德”文学的疏离

赵树理的文摊理想是为农民写作，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但赵树理在采取通俗文学形式为农民写作的同时，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民主思想、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民劣根性的一面。所以，赵树理的小说一方面写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精神，写了农民翻身当主人的喜悦；另一方面又写出了解放区农村农民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精神上存在的问题。

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问题小说是因为他在农村工作期间发现解放区基层存在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赵树理对自己的问题小说有一段说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涉及问题之广，反映问题之深在解放区作家中是少有的。

赵树理小说首先对农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解剖，反映了农民自身存在的问题。解放区农民脱胎于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小生产者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正是阻碍农民翻身，阻碍农村工作开展的症结所在。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还在于精神上被奴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的老一辈农民，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重负。他们把封建腐朽思想当作金科玉律，这种陈腐的思想不仅是他们自我安慰的麻醉剂，更是阻碍他们翻身的绊脚石。《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愚昧而又可悲，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剧。他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认为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怕小二黑被小芹克死。当金旺兴旺捆起小二黑和小芹时，他只有苦苦哀求而怯于反抗。二诸葛背负的精神奴役创伤与悲惨死去的祥林嫂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愚昧而又胆小怕事，是做奴隶的悲剧。平日里被广聚、恒元等土匪恶霸欺压得不敢做声，老秦老婆无意中说出把地给押了，他马上向他老婆喝道：“你这老不死，不知道你那一张疯嘴该说什么!可憋不死你!”最后老杨斗争了广聚、恒元，阎家山的问题得到解决，土地又回到老秦手上，老秦又是下跪又是磕头，一幅典型的封建社会奴才模样。在年轻一辈农民甚至干部身上，依然残存封建思想的毒素。《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当上干部就变了样，架起胳膊当主任，凭仗权势压迫他人。《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刚当上农会主任就专横跋扈起来，分田地自己也要多分些，以至逼着软

英嫁给自己的儿子。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农民自身的问题，也展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艰巨性。

赵树理小说还指出了解放区农村在分配果实上“翻得高”的问题。土地改革平均分配土地，把农民从封建的生产关系下解放出来。但是，在摧垮剥削阶级，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或基层干部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多分财产，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和剥削。赵树理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其小说中提出了少数人“翻得高”的问题。《三里湾》中的范登高作为村长、抗战时期的老党员，不仅不带头执行党的路线，相反，在土地改革中自己多分好地“翻得高”。《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刚当上农会主任便硬逼着软英嫁给他的儿子，也反映出少数干部的特权作风和“翻得高”的问题。赵树理在小说中敏锐提出在土改合作化过程中要纠正“翻得高”的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可见作家的非同寻常的胆识。此外，赵树理还在小说中提出了改造封建家庭等问题。可以说，反映问题成了赵树理小说的主要内容。

但是，解放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不允许过多的提出问题。“在解放区的年代里，残酷的战争环境强调的是集中统一，不允许过多的个人自由。”。实际上，作为解放区文学指导性纲领的《讲话》也再三地强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硬性规范了解放区文学只能是正面表现工农兵的“歌德”文学。所以，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存在着本质的分离。赵树理表面上在写新政权，写翻身解放的农民，看起来是“歌德”的，但是，在写新政权的背后，隐藏着对解放区基层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如《李有才板话》表面在写党领导群众斗争隐藏在群众内部的地主恶霸，新政权在阎家山的巩固过程，歌颂了党的好领导老杨同志，深层次上揭露了某些如章工作员一样的领导干部不深人群众的工作作风，还揭露了农村基层政权被地主恶霸所操纵不纯洁的问题，以及少数像小元一样的领导干部可能发生蜕变的问题。可见，揭示的问题远比歌颂的东西要多得多，它在一个以正面“歌德”的光环掩盖下来揭示问题的，结尾又给予更多光明的尾巴，一时被认为是解放区的“歌德”文学。赵树理小说往往在一个以正面“歌德”的故事掩盖下来揭示问题的，小说表层和深层发生了断裂。

所以，赵树理为农民写作的大众化文学形式顺应了解放区大众化通俗化的历史潮流，文摊理想刚好暗合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却在深层次上展示农民农村的问题，使得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在本质上是分裂的。

二、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

从文学形式内容与解放区革命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与解放区文学同样存在既重合又断裂的一面。这两者更造成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复杂关系。

(一)民间文学形式与文学民族形式的重合

赵树理为了实践他的文摊理想，运用多种民间文学形式来创作，而民间文学形式与毛泽东提出来的文学民族形式又存在重合的一面。

赵树理吸收传统评书体来写小说。赵树理的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开头总要详细交代人物以及故事的起因，中间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到最后总要交代人物的结局命运，故事情节有头有尾。这些都与传统评书体有紧密的联系。如《李有才板话》，小说从“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说起，接着分别介绍小顺、老秦、章工作员、广聚、恒元，从第四节“丈地”开始，情节逐渐发展，交代了恶霸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到第九节“斗争大会胜利”故事结束，最后还加一个“板人”作总结，交代了群众受到教育，阎家山的各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在叙述的过程中，做到情节环环相扣，逐步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模式发展，也采用一些类似于章回体小说的标题，增强故事性、可读性，如第七节“恒元广聚把戏露底”，还有第八节“‘老’‘小’字辈准备翻身”。赵树理小说“在故事叙述过程中，又借鉴了传统说书艺术中‘扣子’手法，在不破坏情节完整的条件下，做到大故事里套着小故事，并保留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类似于传统小说中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另外，赵树理小说采用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喜剧性的风格，都和传统的评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恶人得到惩治，或者有情人终成眷属。《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都莫不如此。

赵树理不仅借鉴评书体式，还直接参与民间文学的创作，也表现出对民间文学形式的追求。翻开赵树理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小说并不太多，大量的是戏剧、曲艺、民歌体诗歌、鼓词、上党梆子、相声、快板、活报、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赵树理本身精通民间艺术，有很深的根底，又加之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写起来当然不费功夫。《三关排宴》的编排可以看出赵树理对民间文学的整理改编投入很大的精力。此外，赵树理编写鼓词《石不烂赶车》、创作上党梆子《万象楼》、还写了许多现代作家不屑一顾的快板《“春”在农村的变化》、《谷子好》等等许多民间通俗文学。赵树理创作的这些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丰富了解放区文学的内容，为农民所喜闻乐见。

赵树理采用的民间文学形式与毛泽东提出的文学民族形式不谋而合。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民族形式”的口号，指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解放区曾经就“民族形式”展开热烈讨论。重审这些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清“民族形式”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向林冰的这个观点虽然过于偏狭，但他已经认识到民间形式对于民族形式的重要性。的确，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就是民间形式，但至少我们可以推论出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应该包含民间形式在内。所以，赵树理运用的民间文学形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相重合。

这种偶然的重合性，使赵树理进一步被确立为解放区文艺前进的方向，被看作是解放区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无论如何，这种巧合只是表面上的，在赵树理小说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层面上，又可以明显的看出与解放区文学的断裂。

(二)人性启蒙意识与革命功利主义的断裂

如果从精神层面来分析，赵树理的小说实际上带有鲜明的启蒙意识。赵树理小说的这种启蒙意识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剥露出鲜明的人的意识。简而言之，赵树理是要通过小说来解剖国民性，使“人”立起来。但是，解放区残酷的战争环境，个人的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于革命功利主义，不允许个人有过多的自由，这实际上与赵树理传达出来的人的启蒙精神本质上是对立的，势必造成赵树理的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冲突与矛盾。

赵树理的小说虽然写了解放区的新人，写了解放区农民翻身的自觉要求，但是赵树理更多注重对人性的审视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自觉承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赵树理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小说是启蒙和反封建，但从赵树理对落后农民的批判审视表现出赵树理其实从启蒙和反封建的角度批判了国民劣根性，表现出了改造国民性、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赵树理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在于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最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极端艰巨性。这样，赵树理在观察表现中国农民社会时，就有了与鲁迅大体相同的角度，即从农民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的考察”。

赵树理笔下的老一辈农民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像祥林嫂一样愚昧地活着，二诸葛、老秦、三仙姑、金桂婆婆、老宋、老驴、李积善莫不如此。如上文所分析，《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是做奴隶的悲剧，《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剧。年轻一代农民，如小元、小昌，他们的革命要求和鲁迅笔下的阿Q居然是如此的如出一辙。赵树理批判从封建社会转型过来的、带着旧社会脓包的农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思想。

赵树理的启蒙思想和以革命功利主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解放区残酷的战争环境决定了作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革命工作，解放区文学带有强烈的革命功利主义色彩。《讲话》以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和政治介入的方式规范了解放区文学工农兵的发展方向，明确地公开标榜自己的革命功利主义色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解放区文学的功利主义色彩决定了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有太多的自由，一切的行动包括创作都要统一到革命的旗帜下。

启蒙的目的是开启民智，使民众觉醒，意识到人的价值，以实现人的自由为最终指归。而革命不允许过多地考虑人性、自由及价值等人的问题，它以一套严格的政治军事纪律来保证革命任务的完成，任何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赵树理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启蒙精神显然与解放区文学极端功利主义色彩是相冲突的。赵树理批判国民性要揭示解放区民众，主要是工农兵，身上的封建奴役创伤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解放区极端功利主义的革命文学不允许揭示工农兵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因此，赵树理表现人性启蒙的文学与解放区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学又是断裂的。

从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意识的层面来看，赵树理小说在形式上与解放区文学偶然重合，但在内容上，赵树理以表现人性启蒙的文学与极端功利主义的解放区文学又是断裂的。这又构成了既重合又断裂的复杂关系。

三、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矛盾

从文学创作立场来看，赵树理小说又存在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纠葛矛盾的问题，两者既共存于小说之中，又存在着实际的矛盾。赵树理的小说真实地描写农民，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关心农民疾苦，表现出民本立场。但是，赵树理小说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一分子又顺应了解放区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表现出官本立场。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纠葛在赵树理小说中，但又存在着实际的矛盾。从这个层面上，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复杂关系。

(一)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

赵树理的小说既表现出民本立场，又表现出官本立场，赵树理本人也意识到这点，把它概括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本人显然把民本立场摆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赵树理的小说首先关心的是农民的利益，农民的疾苦。

赵树理与农民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他的根深扎在农村的土壤里。他从小就熟悉农民，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他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气质都彻头彻尾地农民化了。赵树理不仅了解农民，也关注农民的痛苦不幸。他的小说常常替农民鸣不平，替农民说话，表达农民心声。赵树理深入地批判了基层政权中的坏人，《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李有才板话》中的恒元、广聚，这些莫不是无视群众，在群众身上作威作福的典型。赵树理的小说都是揭示并试图解决农民遇到的问题，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在群众工作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能轻易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要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此外，赵树理小说为了满足农民的需要，形式上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真正地把文学奉献给农民。这些都切实表现出赵树理的民本立场。

赵树理忠实于农民，表现出民本立场，但是，他毕竟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十分浓厚的特殊环境中，再加之其本人是一个肩负着解放全中国使命的革命干部，赵树理的创作不可能摆脱官本立场。赵树理的小说及时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纪录了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斗争，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邪不压正》以软英的婚事为主线，表现农村各阶级在这个变化中的不同反映，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土改运动，表现出阐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本立场。还有些作品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策方针而作的。1943年太行区遇到灾荒，结合救灾，农村开展了合作社运动，为了反映合作社运动的成绩，赵树理创作了《小经理》。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了，为了配合新婚姻法的宣传，赵树理写了专以婚姻问题为主题的小说《登记》。实际上，他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与解放区实施的各种重大方针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表现出强烈的官本立场。

赵树理小说中的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纠葛在一起的。赵树理大多数小说都是以民本立场来书写主流意识形态，即小说总体上反映解放区重大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执行，但往往从民众的角度反映农村实施执行方针政策过程中农民生产生活遇到的各种问题，非常巧妙地做到了民本立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但是，民本立场和官本立场背后表现出来的农民代言人身份与革命干部身份又存在着冲突矛盾的一面。

(二)农民代言人身份与革命干部身份的矛盾

从作家身份来看，纠葛在赵树理身上不同的身份特征又存在冲突的一面。民本立场使得赵树理成为农民的代言人，但革命干部身份又决定赵树理要以官本立场来写作，不可太多暴露干部的不是。显然，赵树理创作的身份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分裂。

赵树理所写的就是农民想说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农民代言人。他的小说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可悲与可爱的一面，写出了阻碍农民翻身解放的落后因素和各种封建势力，写出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出了农民想说的话。赵树理的小说首先道出了农民要求翻身解放、摆脱封建势力压迫的心声。《李有才板话》中那个深受封建恶霸势力压迫、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老秦最后终于收回土地，直起腰杆做人。《小二黑结婚》为解放

区深受封建势力压迫而渴望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树立了一个榜样。《福贵》说出了像福贵的这样贫苦农民想说的话，写出了他们善良的本性，为封建恶霸势力压迫下失去基本生存资料的贫民正名。还有《田寡妇看瓜》也是为善良妇女田寡妇除掉了恶名。赵树理通过小说为他们正名，使他们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行列。这些都真实地表达出农民的心声。

赵树理为农民说话，常常要批判一些基层干部的不良作风。不仅他的小说批判了少数干部工作不深入实际、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赵树理甚至直接写文章批评一些干部的不是，如《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再谈行政命令》、《躺倒不对，起来怎干?》等都大胆批评了干部的种种不是。批评干部的不良作风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表达农民的心声，从这些都可以看出赵树理是农民的忠实代言人。

赵树理作为农民代言人，与其实际上的革命干部身份有直接的矛盾。赵树理在解放区作为实际的革命干部，他的任务是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与建设活动，其次才是文学工作。据董大中的《赵树理年谱》记载，1937年秋，赵树理在阳城参加牺盟会，任第四区特派员。1938年年初，赵树理在阳城县牺公联委会任县公道团团长，初冬，在阳城杨柏山，任新划第八区区长。1939年，调至长治牺盟中心区，任第五署民宣科科长，等等。同时《年谱》中还记载了赵树理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到农村搞调查等实际的革命工作经历。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赵树理实际的革命干部身份。实际上，解放区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所谓的作家都是作为革命干部而存在的，他们的第一任务是进行革命工作，文学是其革命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其革命工作的真实记录。在当时解放区残酷的战争年代，革命干部的身份比较特殊，不仅吃苦在前，而且作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在思想意识上也要与革命政治话语保持高度一致。一方面革命干部身份要求赵树理与革命话语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农民代言人身份又使得赵树理不得不说，这突显出农民代言人身份与革命干部身份的矛盾性。

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首先作为二元一体共同纠葛于赵树理的小说中，同时，赵树理身上的农民代言人身份与革命干部身份又存在着实际上的矛盾冲突。从这个层面上也折射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既纠葛又矛盾的复杂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赵树理的创作在表层上都能找到与解放区文学相吻合的特征，但在本质上，又与解放区文学处于分裂的状态。表层的艺术形式是融合的，精神本质上是分裂的，这是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基本关系。因此，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的代表，看作是最能体现《延座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都只是表面上理解了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实质上是分裂的。这样，我们才能给长期以来模糊难辨的两者关系做一个真实的还原，也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了解这种关系，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赵树理在解放后环境稍有变化就陷入或肯定或否定这样永无休止的批判争论中，一直到他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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