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概论

一、国家形象：一个走进艺术学的新话语

近年来，一个如何在艺术中塑造国家形象的话语，出现在各个艺术领域。影视中，有沈义贞《塑造国家形象:影视艺术的新使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1）、倪震《中国电影与国家形象》（当代电影，2006·5）、郑小慧,赵谦《浅论电影对国家形象构建的作用》（电影评介，2007·16）、张阿利《让世界看什么?——从近年国产大片看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电影画刊，2007.1）、刘宗元、冯华、吉平《从近年古装片看国家形象的传播》（电影文学，2007·10）、马静《透过国产公安题材作品看国家形象的误读与重构》（电影文学，2007·11）、欧阳宏生《认识与认同：中国电影的文化身份》（国际新闻，2007·6）、胡智锋,杨乘虎《本土化:中国特色电视理论的建构与创新》（现代传播，2007·3）等；美术里，有《打造中国国家美术新形象——中国美协新任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新年访谈》（美术报，2007·12·29）、雷新《冯远委员：打造中国美术的“国家形象”》（人民政协网2008·03·12）、邹跃进《浅谈新中国美术中的国家形象》（美术观察，2002·10）、詹建俊《自觉建构油画艺术的中国学派》（美苑2006·1）、邱剑《重塑油画的中国文化精神》（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7·3）；舞台艺术里，有傅谨《政府发问：哪台戏能代表国家形象——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心得》（艺术评论2005·1）、冯双白《伟大的民族复兴与中国舞蹈》（舞蹈）、邹之瑞《中国气派：当代中国芭蕾舞创作的宝贵追求》（舞蹈）、李树榕《论民间舞创作的资源与文化自觉》（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2）、代百生《何谓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钢琴音乐》（中国音乐学2005·3）；建筑领域，有张志奇,常沙娜《人民大会堂装饰艺术中的国家形象》（装饰2007·6）、于志学《殿堂中的国家形象》（文艺评论2003·6）；此外，还有如周景雷、韩春燕《文艺的担当和国家形象塑造》（文艺报2007·4·28 ）这样的短文和刘伟冬，居其宏，沈义贞，方仪《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艺术百家2007·5）这样的长文，对各门艺术中的国家形象作了综合性的总体论述。

艺术学权威机构也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会，2007年2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和南京艺术学院联合召开了“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专题讨论会”；2007年10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美术观察》杂志、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艺术的国家形象”研讨会。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协、清华大学、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人民大会堂管理局的领导、专家、教授、美术家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2008年1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文艺报》社联合主办 “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解放军二炮政治部副主任张西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文艺报》社总编辑范咏戈等有关部门和主办单位领导以及文学艺术界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近80人出席会议。“与会的文艺界专家学者认为，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通过现实生活取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所塑造出来的，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文艺作品所“重塑”出来的，在这种重塑中，包含了既定的现实，更蕴含了一种向往、追求的价值目的，即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希望追求什么样的精神。现在提出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问题，十分迫切”。

把国家形象作为一焦点，近年来一系列的艺术现象都可以被组织进这一灿烂的光带之中，2002年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在内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启动，2006年包括油画、国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在内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有目的地用艺术去塑造国家形象；而音乐界新世纪中华音乐学派的提出，舞蹈界对中国古典舞的高扬，戏曲界把京剧作为一种中国符号的国剧，是艺术家从艺术的角度走向一种艺术中的国家形象的塑造；在这一意义上，建筑中北京的四大新型建筑：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鸟巢、水立方，也是国家形象的一种塑造。国家形象已经并还将会成为艺术学上的一个关键词。国家形象这一新词在艺术各领域上的频频出现意味着什么呢？

二、国家形象：话语的缘起及其实质

“国家形象”的话语在中国的出现，首先兴起于国际关系领域和传媒领域学者的学术敏感，然后进入中国政治家的思维，随后又推动了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专题研究。“国家形象”一词在语义上就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可以向各个领域扩张，特别是当这一话语在当下的形势中具有了内在的重要性时，更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到，2007年中国制造的问题与国家形象的话语相关起来，2008北京奥运也与国家形象相关起……而国家形象成为艺术学的一个重要话语，也是国家形象话语普遍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形象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文化的普遍话语呢？且让我们从国家形象所缘起的国际关系和传媒的角度谈起吧。国家形象本来就是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产生的。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是与以往的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之一，他在其新著《淡色中国》（Brand China，2007）里说，“国家形象”是当前中国的最大威胁。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和其它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他认为，中国在国家形象上的难题，与其说在于国家形象的好坏，不如说在于中国人自身的国家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差距甚大。如果不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而从更广的文化角度看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对中国的当下来说，国家形象，可以成为中国重思自己和重思世界的一个契机。在这一话语里，可以包括非常丰富非常宽广非常深邃的内容。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多年连续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从一个自外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封闭的国家变成一个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上影响日增的国家，且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从一个现代穷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从一个经济上自力更生、自营自足、与外无关的国家，变成了其制造的商品充斥于世界各国而又对世界上的能源有着巨大需求的国家。30年来，中国的变化之巨大之快速，不但世界各国一时难以适应变化，连中国人自身在认识上和观念上也难于适应其变化。最重要的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理论不断地失效，中国自身用来解释中国的理论也往往落后于中国的现实。这时，中国是什么？中国何以会有如是的演化？中国会是什么？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如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时地在中国及其全球相关者的心中扣问。也可以说，国家形象由中国作为大国崛起而出现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而产生，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又对中国改革的深入有着相当的影响。因此，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着国内与国外的问题，既是世界不断地认识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不断的自我认识的问题。

回首历史，中国形象，从古代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的天下中国，到近代沦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的中国，到共和国成立后被框进两极对抗中的中国，到三个世界划分中的第三世界中国，到改革开放的全方位融入世界中的中国……当中国以惊人的速度突然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呈大国崛起之势的时候，中国如何定义自己，这一定义如何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世界对中国进行怎样的认知既有益于中国又有益于世界，成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关注问题被提了出来。

国家形象，正是应在这一更为复杂更为深层的语境中去思考，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形象，作为大国崛起中的文化动员，必然要从国际关系和新闻传媒扩展到其它方面，扩漫到文学和艺术上，哲学和理论上。

艺术学上的国家形象，作为国家形象总体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这个话语总体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三、国家形象：话语基群、

理论定义及其与艺术的关联

中国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一方面由于急迫的需要，日渐其多，已有相当的声势，有人统计，自1999年至2005年有论文86篇，专著五本；有人罗列了关于国家形象的多种定义；有人认为，从国际关系，公共外交，文化输出，历史形象，政治传播，形象学等多角度的研究都属于国家形象的话语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入手时间尚短，尚欠成熟。目前，在有关国家形象的论述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是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的定义：“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 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这一定义就结构性来说没有问题，但第一，国家形象本是一个动态的多样性综合，这一定义缺少动态结构分析；第二，国家形象的总体评介是一个不断形成又不断地被修改和重评的动态过程，这一定义对此缺乏一个使之得以认定、修改、重评的机制描述。因此，这一定义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理论层面。

本文关于国家形象的言说，从另一种方式进行。不拘于已成之论，用更广的眼光去看，国家形象主要由这样一些话语群所组成，或者说与这些话语群相交汇：一是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方法多角度地对公共形象对美中关系的影响的研究；二是20 世纪 90 年代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而影响甚大的软实力话语：文化、传媒等是可以产生一种心理感召力的“软实力”。三是西欧的形象学研究，形象的形成包括着观看方式、认知图式、语言形式、观念体系、虚构、投射、想像等多种因素；四是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演变史和西方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演变史。这四种话语作为国家形象的学术资源，对国家形象，呈现了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国家形象的可塑性，二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功利性。在可塑性上，从静态讲，国家是多种因素的总和，而对多种因素作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形象。因此，一个国家在形象塑造上可以对自身的元素进行一种新的组合，组合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是国与国之间进行形象战争（将之妖魔化或将之理想化）的基础；从动态上讲，每一种组合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整体效应，特别是从时间和演化的角度看，一种新的形象塑造对未来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功利性总是追求好的结果而避免坏的结果，从而国家利益使得国家形象的塑造变成既重要又复杂。正是在国际关系的复杂语境中，国家形象对于国家利益变得重要起来。一个国家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总是力图将有利于自己的形象符号化，去赢得世界的认同，以去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然而，从可塑性和功利性讲国家形象，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在自己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能够取得符号化的力量和结果，赢得世界的认同。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不能呢？这就与另两个因素相关联了：一是国家的实际元素的性质，二是组织元素的自身的必然性与理想性。在第一点上，国家实际元素与对这些元素的组织，虽然有很大的灵活空间，但这一灵活空间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跨越了这一限度，塑造的形象要实现符号化，得到世界的认同就会产生困难，甚至产生出反讽的效果。或者一时音实现了符号化和得到认同，但持续时间不会长久。在第二点上，成功的国家形象，来自于这一国家在人类时空中的历史必然性和朝向的理想性。而历史的必然性和朝向的理想性，具体化表现为与一种普世的价值相联系。比如西方现代性开始时的自由、平等、博爱，比如中国现代性初期的革命、进步、科学、民主。当各理论体系价值体系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相互否定的斗争之时，就认定其中的一个为普世价值,如两极对立的冷战时代相互否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当各种理论体系虽然不同，但并不完全相互否定时，是共同承认某些普世价值的，如当今世界的民主、人权、发展、和平。国家形象塑造总是力图把自己的国家的特殊性与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相联系，并把自己的形象看成是这一普世价值的一种特殊而具体的体现，甚至说成是普世价值的新发展。

这里，国家形象与国家实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国家形象与普世价值有怎样的关联，成为一个争论的场地。正是这三者的关系，构成了国家形象的本身复杂性和如何让国家形象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复杂性。

由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呈现的是中国的形象，在这一点上，中国形象可以是国家形象的同义语，然而中国形象这一词汇是联系到具有千年文明史和百年受难史的中国整体的，因此中国形象大于国家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与中国千年来的整体形象有密切关系的，因这一关系，国家形象与中国形象在当前又是可以互换的。

从国家形象来说，国家形象、国家实际、普世价值，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理论的互动维度，而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长、幅员广阔、正在崛起大国的国家形象，有历史上的多样性和地域上的多样性，有大国崛起过程中与国际相关者之间的互动的多样性，怎样的国家形象塑造既符合当下的国家利益，又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也符合人类的普世理想。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复杂，而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这样一种多面的语境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同时又是一种当下时代的中国在与全球的互动中，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和定义，因此，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又成为重释中国与重塑中国的一种活动。

有了这样一种多方面的考量，我们就可以进入艺术的国家形象的正题了。

国家形象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的一种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世界的形象建构，需要中华民族全方位的进行，艺术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作用是其重要（乃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艺术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如果说，在与国家形象相关联的几大形式中，传媒的要求的是新闻的真实，经济要求的是数据的真实，那么，艺术要求的是情感的真实。如果说，传媒的形象塑造在于对真实的新闻进行巧妙的选取和对所选进行高明的安排，然而，无论怎样的选取和安排，而所选事项必须是真实真确的，事项不可以为伪；那么，艺术本身就可以按照理想的目的进行虚构，塑造出现典型的或变形的或抽象的形象、形式、图象、故事，然而无论怎样的艺术虚构，情感必须是真诚真挚深厚深邃的，情感不可以为伪。一方面，传媒对事实的编排，达到自己所需要的形象的塑造，而这种形象的塑造又可以推动自己所希望的事实类型在现实中扩大和提升，变成真正的普遍性事实；另一方面，事实在现实中的实际结构又制约着传媒的编排限度，超过了这一限度，会透出事实之假，反而会损害塑造者的新闻诚信。同样，艺术家的艺术虚构，达到自己所需要的形象塑造，这种理想的形象会对现实中实际形象产生巨大的改变作用和提升作用，让理想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现实的景况和心态又制约着艺术的虚构限度，超过了这一限度，会透出情感之假，反而会损害艺术家的情感诚信。因此，让艺术担负起国家形象的塑造任务，毫无疑问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具有一种历史的神圣性，但这里又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甚至存在着不少的误区。

怎样才能充分认识到艺术的国家形象塑造的复杂性和可能出现的误区，通过一种正确的认知，使艺术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真正担负起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使命，发挥艺术的作用呢？

四、艺术与国家形象

从缘起性方面来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有两个背景：一是国际背景，中国在经济上与世界结为互动一体，在政治上日益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在世界上的全方位的出现，世界希望对中国有一个本质性的认知，而在两极对立世界中，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形象一直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这一负面形象虽然在中国3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中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离中国实际还有很大的距离，而这一距离不利于中国的参与世界和不利于中国的大国崛起。为了让世界有了解真正的实际的中国，艺术本有的形象魅力、情感认同、潜移默化功能，具有重大的作用；二是国内背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在一种巨大的张力和争论中、经过多次的曲折和反复、在多方面复杂的合力中前进，而取得如今的辉煌的。30年来，中国的演进好像被一种内在的规律所推动，以出人意外的一个种又一种现象，呈现出来。中国文化的运行特点，不但外国人看不甚懂，中国人自身也不很明了。从这一意义上说，怎样认识和解释中国，也是中国人自身想要知晓的。而艺术以其本有形象性、细节性、感受性、情感性，呈现一种中国人的形象和中国式的情感，对于中国人自身对中国的认知，也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和认同功能。从这个背景的角度看，艺术的国家形象，对于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对自身认同，具有重要在作用。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命题可以让我们进入对中国本身的重识，进入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化以来的新的互动关系的重识。

然而，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论题，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就意味着它给原有的艺术理论带来一种思考角度，原有的艺术理论由于这一新的角度就会被进行一种新的调适。在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新的角度中，艺术理论的哪些方面会被重新思考呢？这些被重新思考的方面又会给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命题进行怎样的互动，带来怎样的考量呢？

第一，中国艺术的整体性和当代性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现代中国由古代中国演化而来，中国现代形象一方面与古代中国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方面又是古代中国形象有所不同的。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是一个今天中国形象的呈现，而是一个包括对整个中国历史在内的中国形象的重释。对于艺术中的国家形象来说，这又是一个与古代中国艺术紧密相连的艺术中国的重释。这也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从古代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的天下中国，到近代沦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的中国，到共和国成立后被框进两极对抗中的中国，到三个世界划分中的第三世界中国，到改革开放的全方位融入世界中的中国。作为中国形象的艺术体现，从彩陶、玉器、青铜、篆字到诗经，楚辞、汉赋、汉画像，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到霓裳羽衣的宫廷歌舞到唐诗、宋词、宋瓷、宋元山水画，宋话本到明清小说，从元曲到明清传奇，从唐宋古文到明清小品文，从宋元文人画到明清版画、年画，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古代中国的艺术形象；从清末谴责小说到民国鸳鸯蝴蝶派到新文学，从沿海的外销油画到上海画派，从新体诗到白话诗，从学堂乐歌到艺术歌曲，从新剧到话剧，从戏曲电影到艺术电影，从五四文艺到革命文艺，从抗战木刻到土改小说，从抗美援朝电影到大跃进诗歌，从红色战争记忆到八个样板戏，从伤痕文艺到八五新潮，从邓丽君歌曲到崔健的摇滚乐，从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到先锋小说，从陕风小说到政治波普画风，从贺岁片到网络小说……中国现代性的曲折历程同样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其中呈现了一个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的中国形象。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内向纵深挺进的时候，在世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全球互动的时候，艺术的国家形象问题提了出来。艺术的国家形象命题把整个中国的艺术史纳入进了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的宏大战略之中。由于中国历史之悠久，地域之广大，艺术之多样，因此，艺术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异常丰富的基础和异常多样的元素，有了一个进行新的组合与新的创新的巨大基础，而从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角度进行的组合和创新，又反过来一方面与整个中国的艺术史进行着互动，另方面与本就丰富且又正在演化着的世界艺术史进行着互动。中国艺术的国家形象塑造，就是在这样一种双向互动中运行的。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双向的互动，并在这一互动中实现新的符合于时代的国家形象塑造，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在艺术多元性和相关性中的国家形象塑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分化为三个场极，一是主要由政治支持的主流艺术，二是主要由市场运作的商业艺术，三是主要坚持艺术追求的精英艺术，由这三个场极交汇出多种多样的艺术现象。当艺术的国家形象这一命题出现之后，会对这三个场极的艺术思考都产生一种作用，对主流艺术来说，国家形象的考量进入了艺术规划的思考之中，这一具有政策自觉性的国家形象的主题，会极大地影响到接受制度指导和支持的艺术家们的艺术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艺术作品的创造和艺术现象的产生。对于商业艺术来说，一旦艺术的国家形象的公众动员和公共宣传，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趣味，贴近大众的艺术商业规划就会紧紧跟上，怎样的国家形象会作为一个商业的重要因子进入商业艺术现象之中（就像1989年之后的红太阳歌曲，《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电视剧的出现）。当国家形象的命题在一种恰当的运作里，以中国新时代的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的观念，进入到具有艺术情怀的艺术家的心里，化为艺术家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追求，它就会成为一种精英型的艺术现象。然而，在一个全球互动的时代，中国艺术的国家形象塑造在国内的运作，同样面对着国际政治思潮、商业大潮、艺术时尚的影响。比如，本身具有流通性的视觉艺术，在绘画中，现代绘画里的“毛”（与毛泽东相关的符号）、“痞”（光头、龇牙咧嘴、头大身小，大门牙、脸部肌肉拧过来拧过去、厚嘴唇、表情木讷、眼神眯缝等的图象）、“妖”（画面底色以艳丽的粉红色为主，人物形象画得光鲜，以亮丽的美女为主要题材的式样）三类绘画，由于确实在西方难以找到相似的图像风格和视觉气质，从而被解读和认定为中国前卫油画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价格高扬 ，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在影响了国内的画风。在电影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都是先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然后在国内产生影响。两代电影导演的艺术创作，都是在国内与国际的多重互动中复杂多样地演进，构成了当代电影史上的丰富多彩而又意味深长的景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主流艺术、商业艺术、精英艺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进入了一种全球互动的场域。因此，艺术中的国家形象这一命题，当进入到三大场域的一个个细节和片断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一个有等观察的课题。

第三，艺术创作的规律性与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形象的塑造要走向成功，一定要通过一个中介，这就是艺术家的创造，无论这艺术创造在如文学和绘画中那样，是个人的独创，在如戏剧中那样，是集体的合创，还是在电影中那样是企业型的制造，艺术家们在创造中的全心投入是一个基础。如果说，艺术创造可以勉强地分为技术和艺术两个部分，艺术灵感部分对于艺术杰作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技术部分做得再好，顶多就象十年磨一剑的样板戏那样，精致是精致了，但难成为一流作品，而艺术家灵感的产生一定是在对主题的迷恋甚至痴迷中产生的。艺术与其它领域不一样，不是你号召他创作什么，他就能产生出来，还要更多的因缘巧合。艺术家的杰作往往是一生的经验和心血，有一个不知其然而然的积累过程，有一个忽逢花开的来临机遇，艺术家的心灵追求能否恰与时代的政治或文化召唤相完全契合，也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大力推动，产生过样板戏这样由刻苦磨炼而来的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都极为讲究的代表作品，那么，艺术家的个性追求，怀情独往，独抒性灵，则涌现出了张爱玲、沈从文型的时代杰作。这样，艺术中国家形象的塑造，如何不限于技术精美之作，而要产生艺术天才之品，那么，从艺术规律上看，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一种理念上的引导能不能变为艺术家自身的心灵追求，而这一艺术家的心灵追求还要正好与其经验和性格相契合；第二是艺术家本有的心灵追求能不能提升为与国家形象塑造的时代要求正好契合。在一个文化多元化，主流导向、商业驱动、艺术追求各有其用武之地的时代，艺术上的国家形象塑造，除了用势力、财力、心力制造出一些样板戏型的作品之外，能否创造出时代的艺术杰作，而达到国家形象真正的艺术升华，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的。

第四，究竟什么样的艺术形象是中国作为大国在世界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飞跃，这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应有的国家形象。由于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之中，中国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是未完成的，是在不断地实践，试错、修正的过程中的，因此，具有理想性的国家形象不是有了一个固有的定义，而是在探索之中，具有工具性的国家形象又是实用性的，不在艺术规律之内。就理想性的国家形象来说，这正是艺术应当与其它方面一样，要去好好探索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讲的，它与整个中国形象的重思关联在一起，与中国史的规律联系在一起，也与世界史的规律联系在一起。艺术对国家形象的探索过程，是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的学科一道，需要作最大的努力才能赢得真正的辉煌。因此，艺术上的国家形象的塑造，是理想性的还是工具型的，将会引出不同理路，这一点也是谈论艺术中的国家形象这一论题时应当注意的。

谈到艺术中的国家形象这一论题里的理想性和工具性的区分，实际上也关联着另一个从艺术特征上看需要提出来的问题：艺术与政治不一样，与传媒不一样。政治和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基本上对应于具体的境遇，有针对性地时做一种塑造之功，达到一种具体的目的；而艺术形象则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甚至带有永恒性的创造。一个再伟大的政治行为和媒体行为，都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一旦产生，就永垂不朽。因此，正如当下艺术已经在政治、商业、艺术三个场极中呈现为多种多样的艺术现象一样，可以说，艺术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可能会以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方式是，艺术中的国家形象塑造，作为一种主流导向出现，其运作的方式，首先从主流艺术和商业艺术上进行一种工具性层面的国家形象塑造，由此创造出一种氛围，去影响和培育一种真正具有艺术意义上的国家形象塑造。第二种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中，艺术家与各领域的志士仁人一道，把一种中国在世界作为大国崛起和在国内作为推进改革的应有的新型国家形象塑造，当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个人诉求，放在自己的心灵之中，以一种艺术的自觉走向新的国家形象塑造。

艺术中的国家形象的话语，会向什么方向演化呢？

注释：

（1） 《“文艺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研讨会在我院举行》，《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2） 20世纪90 代中期,中国传媒大学设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的硕士专业方向, 1998年开始对国家形象进行研究，其研究集体2000年出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中有从国际关系来定义国家形象的话语：“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 或者说是一国在它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 载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第27 页）而2002年的标志性成果就名命为：《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刘继南等著）。之后，中国传媒大学将“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设立为“211 工程”建设重点课题。1999年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并在年底召开了“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的构建”的研讨会，“媒体上的两个中国”、“国际传播中有关中国的话题设计”、“邓小平论中国的世界定位”、“构建中国国际形象的主要因素”等有关国家形象的话语成为会议的主题。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关于国家形象问题的研讨会，国家广电总局和教育部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又专门对这类课题立项调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家形象构建”课题2006年被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

（4）李玉林，郑礼志：《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述评》《中共云南党委党校学报》2006第6期说：“从到1999年到2005年5月， 相关的研究论文有86篇，而在1999年之前，仅有17篇。同时， 相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据笔者了解， 目前国内有5部以‘国家形象’为题名的专著，它们分别是：《国家形象论》、《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赢得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构建》。”

（5） 赵雪波：《关于国家形象等概念的理解》，《现代传媒》2006年第5期。

（6） 李正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第6期说：“刘继南等撰写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从‘国际关系的新视角’，运用大众传播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当代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现状，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媒体对对方形象的不同刻画及实质进行了剖析，并导出了国际传播力的概念。此外，还针对中国的媒体发展战略，王义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国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的研究，在策略上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美籍华人王红英运用国际关系中的博弈理论，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外交政策的相关机制———外部的社会回报和社会惩罚。王岳川的《发现东方》提出了构建中国形象要积极输出文化的主张，周宁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的话语演绎。这些学者从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运用后现代理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此外李希光认为，政治传播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被美国妖魔化的背景、动因、手段等作用机制有着深入的剖析。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比较文学的层面，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看，关于国家形象的探索还处于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

（7）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 页。

（8）参见朱其：《关于中国当代油画的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推荐访问:概论 形象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