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是怎样“炼”成的

2005年冬天，“郭德纲”这个名字一夜之间蹿红了大江南北。“去听郭德纲的相声”成了年轻人的新时尚。郭德纲的相声迷自称为“钢丝”，而资深“钢丝”则自封为“不锈钢丝”。中国的大众传媒，更是破天荒对这位从小剧场走出来的年轻相声演员进行了集中报道。

郭德纲相声里的主角都是老百姓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梦想发大财的小年轻，喜欢有事没事胡吹的“小市井”，总想占点儿小便宜、总想使点儿小坏的小人物。还有那些离老百姓生活最近的家什物件：炸酱面、驴肉火烧、300路……不定台下哪位观众就是刚刚美美地吃了一顿驴肉火烧加炸酱面，坐着300路公交车花20块钱来看郭德纲演出的，听到他在台上的“白话”，怎么能不发出轻松会意的笑。近来，这位相声界的“超级男生”更加如鱼得水，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自己一路走来的辛酸历程却也是唏嘘不已。

打牢基本功

1981年，郭德纲8岁，开始正式拜师学艺，学的是评书，第一位师傅是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评书并不像他在舞台下面看到的那么有趣，每天早上师傅还没有醒，他就得起床收拾屋子、沏茶，等师傅起床教他背段子。段子学得差不多了，郭德纲就得开始自己练。每天早上四五点，他都会去河边喊嗓子、背段子、唱曲子，等到晨练的老人来了，他就可以“下课”了。这一喊就是3年。

接下来的几年里，郭德纲跟盲艺人王田雨学西河大鼓，跟常宝丰等天津艺人学相声。没有拜师，一直学到15岁。

“传统相声需要七八年童子功。”郭德纲说，“所谓‘说、学、逗、唱’，其实光‘说’就包括说、批、念、讲四种手法；‘说’，又包括吟诗、对对联、猜谜语、解字意、绕口令、反正话、颠倒话、歇后语、俏皮话、短笑话、趣闻轶事等；‘批’，要会《批生意》、《歪批三国》、《批聊斋》；‘念’的内容就是《菜单子》、《地理图》、《洋药方》等；‘讲’，要会的有《讲帝号》以及单口相声《解学士》、《化蜡扦儿》……”

学了五六年，郭德纲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登台的机会——“天津消夏相声晚会”。说是相声晚会，不过就是在游乐中心搭一个露天台，扯个横幅，再支上两个话筒。郭德纲穿着白衬衣、蓝裤子就上场了，表演《五行诗》。第一次站在台上，郭德纲放眼望去，台下几百人，有吃东西的、打手机的、聊天的、走动的，就是没有看他表演的，他突然目光扫到舞台右边角落有一个大胖子，留着小平头，戴着宽边眼镜，坐在轮椅里，一直冲他笑，郭德纲也没管他究竟为什么笑，“反正他就是对我笑了”，郭德纲像抓到根救命稻草，干脆直接对着他说完了这个节目。还好，直到他下台，胖子还一直冲着他笑。

现在，德云社每场都是客满，一票难求，但郭德纲一直很在意自己“10年扎实的基本功”，虽然严格说来，他在天津学艺的时间是7年，截至他上北京寻找出路。

试剑北京城

1988年春，15岁的郭德纲跟着一个朋友去北京报考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不知道，他们和千千万万进京的人一样，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北漂”。朋友在团里有些关系，两个人也还算顺利地考上文工团，偶尔也能去四川、河南演出。

“有个正式单位，有固定薪酬和住所，定期有演出，慢慢积累些关系，认识几个大腕，跟着上电视、上晚会，每个月能收入万八千的。”初到北京的郭德纲对未来的想象也不过如此。

郭德纲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1989年，就在他的人事关系马上要被调入全总文工团的时候，北京市统一规定：外地户口必须返回原籍。郭德纲没有例外地被“打”回天津，分到一个文化单位接着搞曲艺。

6年平淡、无聊的生活后，郭德纲决定二次进京，想象着能找回一些“圈子”里的关系，所以信心十足地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床位，15元一天。“找到关系就搬过去”的想法现在看来太幼稚，五六天过去了，他的“关系”并没有派上多大的用场。“我又不是来住旅馆的”，郭德纲灰溜溜又回到了天津。

后来，他开始改行做生意，只不过做什么赔什么。生意不成又开始唱戏，跟着戏班子到乡下演出。一次去河北省文安县演出，演员都借住在老乡家，当地的水碱性很大，唱戏时演员的脸上要化很浓的妆，到卸妆的时候郭德纲才发现，用这水根本洗不掉，只有带着花脸睡觉。第二天只能在旧妆上化新妆。这样，油彩在脸上反反复复地涂抹，没几天，郭德纲的脸就被折腾得又红又肿。

“在这里吃苦还不如去北京吃苦”，郭德纲打定主意第三次进京，这时是1995年。这次郭德纲做足了准备，青塔、大兴，哪里的房子便宜他就住哪里，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就上。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沙子口的小京剧团，对方答应每月给他1000元，“最起码能有钱吃饭了”。但戏唱了两个月，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找对方理论，得到的答复是：“要钱就接着唱，不干也可走人，但之前的2000元也别想拿到。”郭德纲只好接着唱。有一天演出晚了，公交车没了，他打不起车，就从市区走了20多公里，徒步回到大兴的出租屋里。

影视圈转运

连郭德纲自己也没想到，转运是从影视圈开始的。当时，北京给他的印象是“人人都跟央视有关系”。他认识了一些“自称是央视编导的人”，开始谈剧本、写策划。经常是自己的剧本写出来了，对方才拿着剧本去找赞助，电视剧《非常档案》和《正德皇帝下江南》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做过民间艺术、美食等节目，拍过果汁广告。郭德纲对影视圈的印象是，“比相声圈好混多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北京南城一个茶馆，看见一帮10多岁的小孩儿在说相声，他一时兴起也站到了台上。小孩儿问：“你也学过相声？”“我也学过！”郭德纲说。这句问话他等了好多年。

玩儿票让郭德纲发现，相声是有市场的，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找到了另外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菁，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里说相声，就叫“北京相声大会”，听一场10元。

创业阶段几乎任何事情都不顺利，郭德纲说：“最惨的一次，我们给一个观众表演。寒冬腊月，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还是站在门外喊人进来，好不容易有个人进来了，可能只是想进来暖和一下身体，台上演员照样有模有样开说，说不到一会儿，这个观众的手机响了，演员就停下来等他打电话，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很快地讲完了，我上来跟他说：‘你得好好听，上厕所也要给我打招呼。我们后台的人可比你这儿多多了。’”

郭德纲推行“一个人也得演”的方针时，并不知道原北兵马司剧场经理袁鸿也在台下的观众当中，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让自己在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成为新闻主角。

2001年袁鸿正在筹备做台湾赖声川的剧场相声，想扩展到海峡两岸相声交流上去，于是袁鸿开始留意北京和天津的相声。断断续续看了两年郭德纲的剧场相声之后，袁鸿推荐郭德纲参加了电视台举办的“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郭德纲为符合“电视相声”标准，花了一个小时创作了《你好，北京》参赛——这是他的相声第一次跟电视走得这么近。

2004年10月，郭德纲没想到自己参加的“濒临失传相声专场”，不但是传统相声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专场不但扩大了郭德纲在资深相声迷中的影响，还被北京文艺广播电台的《开心茶馆》节目看中，在电台开始了专场连播。

“我很欣慰。”郭德纲出场时喜欢用这句口头禅。2004年10月以来，他的确很欣慰，呆了一年半的天桥乐剧场，售票窗口终于挂上了“客满”的牌子。

从30元到30万

“最初几年的演出，一般都是从下午一直演到晚上，两元钱一张票，演员多的时候说相声，少的时候说书。茶馆也只赚茶钱，票房收入全部归我们演员所有。虽然条件很优厚，但由于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以及固定的观众群，所以当时每人每天的收入如果能达到30元钱，就会高兴好几天，这就是成绩，大家也都不指着这点儿钱活。”郭德纲回忆道。从1998年开始，郭德纲组织的“北京相声大会”开始小有名气，一场演出，茶馆里可以坐上100多人，有时候客人进不去，甚至把茶碗放在窗台上，站在外面听。郭德纲告诉记者，德云社目前能上台的演员有39人，行政人员六七人，一场商业演出的出场费也已达到30万元，甚至更多。这与几年前一场演出每人100元相比，堪称天壤之别；如今德云社大部分演员也都以演出相声为职业，每个月的收入足可以支付家庭开支：王文林、邢文昭等老艺术家的出场费比过去翻了一番；李菁如今依然被称为德云社的少班主，2006年还按揭买了房，全部工作都放在了演出和管理德云社上；于谦也推掉了所有的影视活动，全身心投入德云社的演出……

“10年风雨历程，就一直坚持着，从没想过放弃？” 面对记者的问题，郭德纲低头想了想：“从来没有。相声是我的命！”郭德纲答得“咬牙切齿”。

郭德纲说，相声一定要与时俱进，现在，他有自己的网站、BBS，自己做版主，他的段子因此糅进了大量的网络笑话、短信段子等时尚元素。2006年，他又成立了相声辅导班，出光碟和在北京的高校演出。此外，他还在运作相声剧，他觉得相声就是要多条腿走路。

在结束采访的时候，郭德纲寄语《同学少年》的读者们：“希望大家一定好好学习，否则就会像我一样‘没出息’，当年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很希望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充实自己的文化内涵，希望同学们珍惜这样的机会，学好本领，将来在更加广阔的天地大显身手。”

（责任编辑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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