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构想

报告等形式，积极参与跨国、跨地区的职业教育治理，在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教育标准制定、基本能力建设、教育信息共享、教育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远程教育和虚拟学习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三）创新职业院校治理机制，激活社会资本办学潜力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行特征，建设综合治理和现代法人治理并行的学校治理机制，继续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专家治学、民主管理、企业参与、社会监督”⑥的职业学校治理结构，在现代职业学校章程建设、职业学校权力制衡机制建设、职业学校制度载体和运行规则建设等方面有所突破，“建立由行业、企业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咨询委员会或理事会”⑦，参与学校重大问题决策和发展规划。同时，在治理体制、法律体系和政策工具的约束下，进一步改革办学体制，“深化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⑧以及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积极尝试公有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办学方式，允许各类要素参与办学并获得合法回报，激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兴办职业教育；清除不利于民办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条款，创新民办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职业学校在招生规模、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学籍管理、教师聘用、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积极扶持有条件的职业学校跨区域招生，与国内本地、异地职业学校联合办学，也可以开展跨国和跨境职业教育服务。

（四）同步优化产业和职业教育结构，提升服务国计民生的能力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鼓励制定新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促进产业经济和职业教育的空间转移与结构优化，消除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和教育等不平衡的发展格局，鼓励和扶持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促进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积极进行专业改造、专业升级，新建与这些产业配套的专业。帮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时促进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进行相应的专业建设和专业改造。加大职业学校和行业企业的合作，允许各地区在法制框架下自主决定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办学规模，因地制宜地开展专业和实训条件建设，不断扩大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受益面，保证当地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能够接受充分的职业技能训练，促进人力资源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有序流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需要运用现代管理学的技术手段，积极研究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势，结合治国理政新布局，进一步落实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形成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改革任务，不断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国计民生的能力，积极应对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人口流动日趋加速、社会需求极大丰富等趋势，为各级各类学习者谋职创业、转岗换业、发展兴趣爱好等提供灵活选择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的机会。

三、深化基本制度改革，解决职业教育深层矛盾

（一）深化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

继续深化国家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⑨，缩小不同类型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发展，最终形成分配制度和市场价格机制良性互动的技术技能积累機制。首先，通过初次分配制度改革，使工资性收入向实现社会财富积累行业的劳动者倾斜，提高实体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使其能够在技术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敢于担当。其次，通过税收制度改革，调节社会财富集聚行业劳动者的收入，使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能够为社会财富公平起到良好的调节功能。最后，消除由于分配不均衡而形成的隐性兼职和不良收入对职业精神带来的对冲效应，逐步树立工匠精神、职业精神和专业化发展等崇尚技能和崇尚劳动的职业文化，从而建立与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和谐而有序的收入分配新秩序，促进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资源能够通过本职工作的劳动收入的积累，承受得起房地产等个人大宗消费和重大风险的冲击，满足幸福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加快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改革，奠定职业教育治理基础

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制度，是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协作互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和重要保障。就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建设情况来看，必须站在更宏观的层面，从体系化的角度设计职业教育制度，建立“国家有限宏观调控、市场自由竞争、行业企业主导”的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还需要“建立相应的决策管理制度、教育培训机构体系、质量保障制度、经费投入制度、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社会合作制度、技能工资匹配制度”⑩、职业教育科研制度、职业教育改革绩效评估制度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以及建立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法律和制度、国家职业资格框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制度、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源参与及举办职业教育的制度等专项制度，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尽快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确保举办主体的合法权益

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及时修订职业教育的法律体系，规范和保障民办职业教育、第三级教育、职教集团、社会资本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和融资行为等，规范职业教育法的立法基准和立法语言，提升职业教育法的刚性、权威性和立法地位。从终身学习的角度明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层次和结构，从责权对等的角度明确界定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和相关利益者的义务与权利，增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教师企业进修和专业化发展、办学基本条件、质量评估、职业教育科研、职业教育改革等法律条款，将职业教育纳入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制度或国家战略设计，为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经费和资源投入、校企合作、质量评估等提供法理依据。

（四）加速建设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促进学习者多元化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结合国际人力资源市场通行规则，加快研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并建立标准体系的实施和保障机制，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学习者的多元化发展。首先，根据国际通行规则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深化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速构建国际人力资源市场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制定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评估细则和实施细则，对办学条件、经费投入、教师评聘和人事晋升、学生录取、教师专业能力、课程与专业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图书馆和体育设施建设、教学绩效、后勤服务、学生学业成绩和职业技能等进行科学评价。其次，深入分析我国产业用工传统以及用工趋势，协调教育、产业和人力资源等社会部门，制定与国际人力资源市场接轨的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和职业准入标准，统筹职业教育的学历证书体系与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立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体系与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双向沟通的通兑互换机制，为职业主体的职业生涯提供顺畅的转换途径。最后，建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实施和保障机制，促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标准化。建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制定机构及常设机构，根据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联席会议的决议，研究、制定和修订职业教育的相关标准；建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推广和实施组织，向职业学校以及相关组织、机构、社会公众宣传和培训职业教育相关标准的内容与条款，指导其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些标准；建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认证、评价与仲裁机构，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以及其他职业教育相关部门自行制定的职业教育相关标准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等进行认证与评定，对第三方职业教育实施机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以及其他职业教育相关部门开展职业教育的资质进行认证和评定，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等设施的职业教育标准情况进行评价；对在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实施和评价过程中出现的异议进行仲裁和协调。

四、深化投入机制改革，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与学校等之间的关系，改革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完善职业教育资源的市场调配机制，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办学模式，增强国家财政的杠杆效应，逐步形成国家财政投入“保基本、促公平”，社会投入“促发展、出效益”的局面，在职业教育相关法律和制度框架下，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实现职业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一）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提高职业教育经费杠杆效应

积极优化职业教育投入机制，运用财政杠杆提升各个职业教育举办主体的投入力度，应对经济增速趋缓和财政投入压力增大的趋势，想方设法实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在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的基础上，坚持公共财政投入职业教育的公益性，发挥政府投资的主体作用和核心功能，完善职业教育经费财政保障制度，加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和民办职业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完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经费投入上的配套政策，运用财政杠杆进一步拓宽职业教育的经费筹措渠道，优化经费结构，推动地方财政落实转移支付和经费配套的职责。通过税收激励、名誉激励、技术服务激励等方式，建立经费投入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的投入。按照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式，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激发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的潜力。进一步完善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力量等多元参与的经费资源筹措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允许各类要素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保护办学主体的产权和权益。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大举投入职业教育，形成公办和民办并举、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并存的多元化办学形式与办学格局。改革职业教育学生的资助机制，向最需要经济补助的家庭困难学生倾斜，提高补助机制的针对性。尽快建立按照以人才培养结果为导向的经费投入政策，政府根据培养结果采购教育服务，确定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额度。按照区域集约化模式优化职业学校的空间布局。建立经费绩效评价机制，建立职业教育经费督查和审计制度，提高职教财政性经费的使用绩效。

（二）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推进职业教育要素有序流动

强化政府对职业教育资源的宏观调控能力，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优化配置职业教育资源，调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比例，促进职业院校布局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区域建设的有机衔接；加强职业教育内部资源的管理，盘活职业教育内部资源，实现校际资源共享，提高職业教育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集聚度，采用兼并、托管、联合等模式，促使职业教育集约发展。打破职业教育封闭式的资源管理模式，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校企资源共享，提高社会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与国际组织、境外机构以及国外知名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在信息、师资、设施、管理经验等多方面实现国际和境外资源的共享。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确保市场机制的调节和配置功能，让职业教育机构成为职业教育的市场主体，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运用市场机制盘活职业教育资源，根据市场需求建立符合职业教育机构自身发展的资金运作机制，营造法治、有序、良好的发展环境。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建立职业教育资源的保障机制；尊重各主体自主选择权，根据市场供求机制合理配置职业教育资源，健全职业教育资源的供求机制，提供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教育服务；建立统一而开放的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清除职业教育资源市场壁垒，完善职业教育资源的竞争机制，加快形成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平竞争的现代职业教育资源市场体系；减少政府强制定价，确立劳动力市场人才聘用合理价格，构建职业教育资源的价格机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推动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信息，完善职业教育资源的信息机制。

（三）盘活债务产能合作，积极承担国际教育责任和义务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一带一路”等国际产能合作战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义务，为合作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产业升级提供帮助。“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达到1225亿美元……海外并购额超过德国（18%）和美国（12%），位居首位。”11然而，受合作国家教育水平及技术工人职业素养的限制，中国企业的售后服务负担较重，且在当地的后续发展也会受到约束。因此，要使中国企业进一步巩固国际市场地位和国际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向海外输出职业教育。目前，我国和三十多个国家、十几个国际组织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建立了中德、中瑞、中荷、中意以及中国—东盟等一系列的合作平台。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继续利用这些交流机制，积极盘活国际债务，做好多边职业教育交流和合作。一方面，要利用国际债务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国内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具体而言，继续积极开展与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等的职业教育合作，培养适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职业教育师资和职业教育人才；积极引进优质的国际职业教育师资力量和国际职业教育资源，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基本要素水平；积极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国际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借助国际专业认证的理念，改进职业教育专业的建设模式，确保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产业人才。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等国际产能合作机制，增强沿线国家间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和多边交流，承担更多的国际教育责任和义务。详细而言，依托国际合作机制，采用国际和国内标准相结合的方式，以国际标准为主，国内标准为辅，建立独资的墨子学院，或者与当地院校联合建立墨子学院，结合中国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为合作国家培养职业教育师资和职业教育人才，培训技术工人，将海外输出的技术本地化，形成中国产业技术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共同开拓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共赢发展的局面。

[注释]

①闫智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研究[D/OL].天津：天津大学，2013：28[2016-08-22].http：///2016-03/17/c_1118366322_17.htm.

⑩肖凤翔，黄晓玲.职业教育治理：主要特点、实践经验及研究重点[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2）：37.

11郭庆娜.日媒：中企上半年海外并购总额超美德 居全球首位[EB/OL].（2016-08-13）[2016-08-22].http：///finance/20160813/12665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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