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烟与英美,早期工业化

报告中指出，该市大约有400家服装店，店主们估计，烟雾至少使白色服装损失了生意额的10%。市内11家百货公司的老板也说，烟雾使其服装类商品的损失总和每年高达25000美元。在1905-1906年财政年度，该市的树木也在频繁降临的浓雾中死去三分之一。

像英国人一样，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也深受煤烟污染的影响。不过，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斯德的“细菌学说”被广泛接受之前，美国人尽管讨厌污染物，但并不认为它是有害的，反而把煤烟污染看成是经济景气的标志。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伤寒、霍乱、黄热病、痢疾等病例被证明与污染有关，这种状况开始有所变化——有损健康，成为美国人反对煤烟污染的主要原因。1905年，美国医学会发布报告，谴责煤烟导致儿童体弱多病。一些医学专家会成员甚至认为，煤烟应对肺病、女性暴躁、男人酗酒等消极情绪与行为负责。地质调查协会工程师赫伯特·威尔森撰文称，如果一个人在烟城居住超过30天以上，“他的肺就会呈现黑色”。

煤炭与政治变革

在煤炭时代，由于煤烟污染不可避免地会与工业生产关联起来，因此也是英美等早期工业国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变革的渊源之一。两国在整个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所有城市政治变革，几乎都与此有关。

1842年，英国政府一份有关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显示，为生计而被迫在工厂和附近社区来回奔波的产业工人，受到烟毒污染的影响最深。“在所有曼彻斯特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另外，由于产业工人整日在浓雾深锁的城市里疲于奔命，他们的孩子也不能像富家子弟一样到城外享受阳光或及时接受治疗，因此发生佝偻病的比例也比后者要高得多。

来自德国的社会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观察到了这一点。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他以极富同情心的笔触，描述了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地产业工人的生存现状。恩格斯发现，以煤炭利用为核心的工业革命，使英国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而使他们陷入“非人的状况”、造成“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的原因，正是被他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企业家“为了使自己发财致富去兴办工业”的浪潮。以改善工人生存环境、提高经济待遇为主要诉求的政治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十九世纪后期。由社会主义者等左翼阵营组成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开始进入一些地方政府和议会，由它改组的工党逐渐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生态灾难对于英国社会的冲击，并不仅限于政治版图的改变。产业工人队伍在工业革命期间的不断壮大，使得民意逐渐开始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由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被公众视为污染的制度性根源，公众要求政府加强对于资本与市场的干预，扩大环保和公共福利支出。与此同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先后落幕，欧洲各国的政治疆界基本稳定下来。作为战胜国，英国取得了参与瓜分中东石油的权利。内外两方面的新态势，使英国政府决心着手改变以煤炭为中心的能源构成。

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谋求以严格立法改善包括伦敦在内的城市环境。它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则以集中供暖的方式减少大气污染；英伦三岛的所有城市，几乎都强制设立了无烟区，无烟区内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以煤炭为主要动力的发电厂和重工业则被迁到远郊。从海陆交通到城市的工业和家居，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比例逐渐超过了煤炭。

美国政治也在工业革命的催化下有所改变。一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阶层逐渐在环保运动中成长起来，开始走上政治前台，影响城市公共管理的模式与方向。其中，女权主义的勃兴，是环保运动中最为出人意料的事件。

作为没有选举权、但却是家庭抚育和家务劳动主要角色的特殊群体，妇女对煤烟污染的批评格外激烈。她们开始参与诸如集会、结社和游行的各种政治活动。对她们而言，这既是为环保发声的场合，也是彰显女权的平台。在圣路易斯市，由女性组成的“星期三俱乐部”公开发表声明，高呼“我们城市的现状威胁到我们家庭的健康——烟雾增加了无休止的家务劳动和家庭开支”。她们认为，“没有一个阶层像妇女那样承受烟雾带来的不可忍受的负担——对家具的破坏、对衣服、对健康、对心情的破坏”。1909年，芝加哥一个女性俱乐部主席甚至指责“芝加哥的黑色烟幕”应“为它遮掩下发生的低劣、肮脏的谋杀及其他犯罪行为承担责任”。从路易斯维尔、匹兹堡和圣路易斯，“妇女市政联合会”、“女士健康协会”等妇女组织不但协助进行除烟装置的试验，而且直接参与了控制烟雾法令的拟定和颁行，一些名媛贵妇甚至也参与其中。1911年，由于圣路易斯“百万人口俱乐部”召集各社团讨论煤烟污染时，只通过了用“教育的方法”禁烟而非使用“法令强制的办法”的决议，妇女禁烟组织领袖E.R.克罗格夫人公开指责决议如同“牛奶和水”。

由于煤烟污染的主要成分来自工业企业，迫使工业寡头和市政管理者革新燃料设备、增加控烟开支，就成为美国公众环保运动的核心目标。但是，市政官员基于税收考虑和二者之间的利益输送，对煤烟污染的治理始终心不在焉。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在《城市之耻》一书中剖析了一些城市煤烟污染严重的政治原因——“圣路易斯贪污，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受贿，匹兹堡受控于政治和工业集团，费城市政全面腐败”。

中小企业主、知识分子等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的崛起，使其参政议政意愿不断上升。他们组成“企业家俱乐部”、“市民俱乐部”，要求对城市进行环境整治和市政改革。1894年，全国46个改革团体代表（后又增至180个）在费城集会。次年成立“全国市政联盟”，主张由专家管理城市和实现城市自治。中产阶级的压力和推动，使一些城市开始逐渐摆脱州政府的控制。1893年，圣路易斯市通过第一个烟雾控制法令，宣布“浓重的黑烟属于有害物”，并授权成立“圣路易斯烟雾委员会”，掌控禁烟行动。尽管密苏里州最终以城市没有权利宣布烟雾为有害物为由，宣布该法令违宪，但随着大批市民的陆续请愿和施压，最终还是出台了更具自治权的城市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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