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修竹嘉平堂,得涧发春华

兰亭奖为当今书坛最高奖项。刘一闻2015年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其书法别致，功力深厚，尤篆刻，古朴秀逸，名重艺林。画品亦简洁寄意，耐人玩索。

投稿《新印谱》，结识方去疾

刘一闻既是名动华夏的书法篆刻家，也是早生华发的美男子，魁伟沉稳，玉树临风。他的书法、篆刻与绘画，如风如雨，如雷如电，阳春烟景，山花烂漫。

刘一闻1949年出生于上海，读到小学二三年级时，就找来《玄秘塔》等名帖，青灯黄卷地临摹。进了中学后，他遇到了两位好老师，都是刻蜡纸的高手，写得一手娟秀的硬笔书法，令刘一闻相当佩服。在他们的鼓励和引荐下，刘一闻认识了心仪已久的任政先生，拜任先生为师，临《曹全碑》，每周一次。就这样跟了两年时间，除了在任先生那里受教，还看了当时逃过秦火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名碑法帖，眼界开阔了不少。同时也觉得任先生隶书的那套技法自己已窥穿门径，烂熟于心，不禁心有旁骛，自作主张临摹起更具挑战性的《礼器碑》。

刘一闻中学毕业那年，内乱狂飙席卷南北，中国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了。但素喜独处的刘一闻不串联，对满街的大字报也无兴趣，他躲在家里学起了篆刻。家里本来藏了一些旧印谱，就照着刻，自得其乐。

不久，刘一闻得到方去疾选编的《吴昌硕印选》，薄薄一本，使他豁然开朗，信心大增。两年之后，他被分配进工厂当学徒，在蒸汽锅炉的烟雾中做三班倒。当时“东方红书画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前身）计划出版一部集体创作的以样板戏唱词为刻印内容的《新印谱》，并在书画社所在地的橱窗里张贴通知向工农兵爱好者征集稿件。

方去疾先生是《新印谱》这项工作的主持人之一，他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刘一闻的作品，耳目一新，格外重视，电话通知他前往“东方红书画社”出版组的办公室，刘一闻不仅拜见了方去疾，还见到了正在与方先生谋事的另一位篆刻名家单晓天先生。不久，刘一闻就悄悄地拜方先生为师，经常将自己的篆刻作品带去请教。

神州风雷急，飞鸿寄深情

去疾先生对一闻的亲炙可说是倾注了更多的心力。“让我最受感动、最觉珍贵的，是先生对我毫不留情的当面批评。每次去向他讨教，几乎都要受到挑剔，不是用刀不妥，就是用字和布局有毛病。直到20世纪80 年代后期，一次我拿出为山东魏启后先生刻制的‘魏启后’‘晋元斋’一朱一白两方印蜕去求教，方先生居然一声不吭地示意我将印蜕留下，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为向某出版社推荐出版我的个人作品集作为印样用的，并且着实还为我说了不少好话。”这是日后刘一闻在《怀念去疾师》一文中特别提到的经历。青年一闻，气血旺盛，但他明白每一次横挑竖剔，都是菩萨心肠的点穴针灸，都是拈花一笑的智慧开启，使他愈战愈勇，雄心勃勃。

有一次刘一闻去出版社看望方先生，聊到午饭时分，方先生不由分说地拖着刘一闻来到西藏中路上的本帮百年老店同泰祥。进了饭店，方先生闪进厨房打探某个师傅是否上班，果然，他熟识的师傅正好当灶，于是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叫了一碗三鲜汤和两碗白饭。“那个老师傅还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碗底下的货色，我拨开上面一层饭粒一看，哈哈，碗底埋了一块肥瘦相兼的走油肉，一口吞下，细细回味，感觉真是幸福极了。”刘一闻说，20 世纪70年代末，稿酬制度渐渐恢复，方去疾便经常用这笔外快请爱徒补充营养。

刘一闻还有一位老师，是居于青岛的苏白先生。

苏白先生的老师是邓散木，邓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在山东德州任团市委干部的苏白先生也因为性情耿直、说话坦率而受打击。苏白先生黯然神伤，欲放弃艺术而做木匠谋生。刘一闻的舅父、舅妈在青岛生活工作。1972 年，刘一闻随他母亲去青岛探亲访友，舅父得知他喜欢刻印，就将苏白先生介绍给他。苏白先生对印学研究尤深，从事印学研究数十年不辍。从此，刘一闻开始与苏先生书信往来，学习篆刻。

由于苏先生是所谓的“摘帽右派”，刘母不希望儿子由此惹上什么麻烦，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刘一闻与苏先生的往返书信都寄往单位，时间一长，同事都以为那个署名“苏白”，又写得一手秀美好字的人是一位漂亮小姐，强烈要求刘一闻将这位苏姓女友带到上海来让大伙见见。

80年代初，海晏河清之际，调入青岛工艺美术所不久的苏白先生来上海出差，刘一闻除了热情接待外，还安排他与方去疾先生晤面，两位篆刻大师相见恨晚，谈得非常尽兴，方去疾还称苏先生为“山东印学第一人”。

从1972 年10月相识直至1983 年5月苏白先生去世，苏白与刘一闻师生间的通信从未中断，刘一闻至今保留的苏白先生的信札就有四百通之多。如果说天涯比邻，寄语飞鸿，苏白先生对刘一闻的亲炙是从理论上指导的话，那么他的人格魅力对刘一闻的影响更加深远。今天，刘一闻已著作等身，但他更想出版的，却是自己与苏白先生的通信集。

重阳第九天，感念师生情

1975 年，在韩天衡先生的热心介绍下，刘一闻有幸拜见了来上海女儿家小憩的方介堪先生。在中国近现代艺坛，如果说画坛的代表人物是张大千的话，那么印坛的代表人物非方介堪莫属。在刘一闻早年涉足篆刻时就听前辈艺术家说，上海篆刻界有出于晚清大家赵叔孺门下的方、陈、叶三员大将，陈是陈巨来，作品以工细取胜；叶是叶露园，以静穆著称；而方介堪则以典雅之风令人高山仰止。

刘一闻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方介堪先生时的情景。那是傍晚时分，进门只见方先生正埋头刻印，窗前的一张小书桌上摆满了已经写好印稿的各式印材，方先生在仔细审视过刘一闻的作品后，感觉不错，当即嘉勉几句。而刘一闻意外偷眼一看，方先生正在创作的作品中居然有谢稚柳先生的斋名“壮暮堂”。接下来的闲聊中得知方先生与谢稚柳、唐云等都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

除飞鸿往来外，每次方先生从温州光临沪滨，都会与刘一闻相约见面，或谈艺论道，直抒胸臆；或击箸而歌，微醺而归。刘一闻从方先生那里获得的，除了艺术上的肥沃滋养，还有一种历经狂风暴雨冲洗后没有丝毫涣散的大师风范与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这也深深影响了刘一闻的艺术探索及品格修养。

1986年秋天某日，刘一闻去厦门办完公事，折返途中绕道温州去探视缠绵病榻的方介堪先生，年逾杖朝的方先生非常高兴，执意弃枕而起：“你来我非常高兴，我非但要与你拍照，还要写字给你哩。”次日，方先生请理发师打理一番，换了衣服，嘱亲属将自己抬下病床，精神抖擞地与刘一闻合了影，还为他题写了斋名。就在师生执手告别时，方先生又以一种近乎征询的口吻对一闻说：“解放后我总共收了三个学生，我打算把你当作最后一个学生，你觉得可妥当？若允，我将把‘丙寅重阳后第九天’这一内容写进我的《年谱》。”至此，刘一闻已经泪流满面。

得涧发春华，桃李满天下

从艺数十年来，刘一闻还从来楚生、商承祚、唐云、谢稚柳、赵冷月诸先生处汲取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在人格上感受尤深。

20世纪90年代始，经谢稚柳先生慎重举荐，刘一闻被调进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工作，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如今他也已白发苍苍。上博每年按惯例更换两次展品，书法展品就由刘一闻主持筛选。他所涉及的书法藏品当然不限于展品一域，由是，他得以饱览古代书法精品，眼界大开，多有领悟。他从前贤的法迹中细细琢磨中国书法的要义与发展轨迹，厚积薄发，广采博取，不断否定自己、鞭策自己，从而形成迥异时趣的鲜明艺术风格。

上海艺术评论家胡传海在总结刘一闻的创作品性时说：“刘一闻是全能型的艺术家，书法、篆刻、绘画都别具一格，自创面貌。艺术门类中的融会贯通和深刻理解使得他的作品迥异时趣，尤为难得。”他还说：“……刘一闻是当今海派书法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前面就是谢稚柳。”

刘一闻先生的绘画作品，那是一种典型的文人画，他的那路风格似乎与青藤、八大和板桥风格无涉。他以金石书法入画，不拘章法，恣意汪洋，随心所欲，自成绚烂。而从细处看，分明是从传统宋元绘画中汲取了灵感和养分，滋养了刘一闻的锦心妙笔，造就了他富于内蕴的艺术风貌。他喜画修竹、丑石，这两种被传统文化赋予了高尚人格的灵物，在刘一闻的笔下，可视作人格的外化。

刘一闻几乎在程门立雪的同时，也在传道授业了。大约才二十二三岁时，他收学生吴友琳等。刘一闻对学生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目光犀利，近乎苛责，点评不加粉饰，使学生汗流浃背，但同时豁然开朗。他特别强调“内圣外王”“功夫在诗外”，谆谆教导学生从传统国学及前辈大师的作品中寻找继续前行的能量，而不是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也不要陈陈相因、亦步亦趋。他特别反对书法篆刻中的习气、匠气与工艺化倾向，更反对人格分裂的矫揉与伪饰。所以，他的数十个学生都有相当的成就，作品大异其趣，个性分明，面目清朗，在创作观念上，他们无不以刘一闻为模范。百花齐放，才铺排成满园的动人春色。

2005 年，临沂“王羲之故居”内特辟建了“刘一闻艺术馆”，这体现了刘一闻对书圣的敬仰，更是故乡人民和全国书法篆刻界对“日照将军”（刘一闻在书画界获得的雅号）的充分肯定。自1987年10月在上海首次举办《刘一闻书画篆刻展》，二十多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全国各地举办刘一闻个展或刘一闻师生作品展。2010年，刘一闻开创的得涧书画研究院在上海闵行得丘园成立，去年又在上海与长沙成功举办刘一闻师生作品展，引起书坛震动。

刘一闻以风格鲜明、典雅清朗的书法篆刻及绘画，在海内外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传统艺术的传承光大及其与当代精神的融合交汇，使书法篆刻艺术迸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感召力与渗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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