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局赌出大发现

经典物理学的基石。

再如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就一直对设局打赌情有独钟，他从33岁起第一次就科学问题与同事打赌，从此后竟乐此不疲而一发而不可收。如，他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索恩在1975年曾就天鹅座X-1是否含有黑洞而设局，赌注是输家要为赢家订阅一份杂志；到了设局后15年的1990年，因为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是黑洞之后，霍金因赌它不是黑洞而服输，也就自然为索恩订阅了一年的美国杂志《阁楼》。2000年12月，霍金又与密歇根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戈登·凯恩打赌；凯恩曾断言，在粒子加速器上，将能发现希格斯玻色子，霍金说不可能；两人为此设局，赌注为100美元。后来，随着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结果出炉，霍金再一次认输。而就在几年前，霍金又与人设下一百美元的赌局，表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发现“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可是2012年7月4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疑似“上帝粒子”，他为此又输掉100美元。

类似这样的打赌，在国外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在现代科学创立之初，打赌就已融入到学术界，成为科研传统的一部分；而且还促成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问世，学术打赌和科学的关系也延伸到了现在。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以来科学界的几项重大的物理学发现似乎都有赌局伴随其间。如，上世纪的1956年，美国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预言“宇称不守恒”，物理学家费因曼对此竟不屑一顾，他以50美元比1美元的赌局决定宇称守恒的是否存在；但第二年费因曼就宣布自己败局已定。之后，著名女科学家吴健雄等用实验证实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预言，最终他们二人不但赢得了与费因曼的赌局，并且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有些赌局还直接促成了重大科学成果的提早公布，如，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梅尔文·施瓦兹听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就去向丁肇中亲自求证。没想到丁肇中当时竟矢口否认。将信将疑的施瓦兹当时就与他以有关是否新发现了粒子而设局，赌注为10美元。事实上，丁肇中的确发现了新粒子，但是他想核查后再公开。两个月后，丁肇中就有意输给了施瓦兹10美元。两年后丁肇中因此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非常有意思的是，1988年，施瓦兹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他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和丁肇中当年赌局的赌注由10美元增加到200美元，一时传为佳话。

学术打赌和现代科学的关系还不止如此：几十年来，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科研人员有每天下午4点在茶室里闲聊的习惯，争论不休之时，就有人开始设局打赌。这个茶室里居然留有一本记载了这些内容的“赌局大全”，直到1990年，这本书却不见了，有好奇的人们猜测或许是被一而再再而三赌输的人因为不好意思就拿走了它。

而无独有偶，在美国加州的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也有类似的一本书，它记载了从20世纪的1984年以来高能物理学领域的35个赌局，其中还有好些迄今未见分晓。该书封面赫然写着，《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理论群体打赌之正式记录》。

而纽约州冷泉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就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数目也曾为此设局打赌，赢者至少将得到750美元。可见，学术打赌的赌注往往并不大，但赢者可以因为比某些大牌科学家猜测得更准而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而增加科研动力。

除了科学家个人之间的打赌外，还出现过团体“制度化”的设局打赌。有一个叫作“长期设局基金会”的机构，它鼓励人们就重大科学问题设局下注。到2002年11月，热衷参与的人们已提出11个赌项，投入赌注共4.8万美元。这种群体式设局打赌有什么实际用途吗？美国查普曼大学的汤姆·贝尔就认为，此举非常有用。他举例说，以2100年时全球平均气温是否升高来打赌，只要有足够多的懂行科学家参与进来，那么，这项赌注的价格变动就能及时反映出对气候研究的最新进展；政府决策部门就可以参考这些价格来估计出公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度，从而有助于免受产业界和极端环保主义者偏见的影响。

毋庸讳言，学术打赌的确有着一定的娱乐成分，但归根结蒂还是要为科学探索服务。2000年美国爱达荷大学的衰老研究专家斯蒂芬·奥斯塔德在莫斯科与其在芝加哥大学工作的同行杰·奥尔先斯基设局打赌，断言2000年出生的人有可能活到150岁，而且耳不聋眼不花。他们俩各花费几百美元建立了一笔信托基金，并声称这笔基金到2150年时会达到5亿美元。赢家的后裔将获得信托基金的全部。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这桩豪赌在媒体上受到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奥尔先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还是这样表示，“打赌有时可以成为一种有趣的科普方式，不过记者找来时，当事人一定要谈论科学”。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要提到，早在17世纪时，由于传统的医师排斥当时新派的以化学知识为基础的医师，不让后者参与医学教学，而后者则频频向传统医师发出挑战。1651年，他们设下了这么一桩赌局“让我们从医院、军营或其他地方任意找200名或500名发烧、患胸膜炎或其他病症的人，把他们分成两半，用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哪一半归我们治，哪一半归你们治。最后我们看看，两边各有多少葬礼。但是，让我们争论的彩头或曰赌注为：两边各下300弗洛伦（当时的一种货币），尊意以为如何？”虽然这个赌局最后是否成行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这个赌注的设计，其实已经形成了现代医学对照组实验的雏形。

在中国，关乎科学的设局打赌也屡见不鲜，2006年，号称“哲学狂人”的黎鸣就曾表示可以用老子的理论简洁的证明四色原理。在遭到不少质疑后，他一怒之下就对外界宣称，愿意以性命赌自己是正确的。2007年，中华医学会的黄戴杨，设局赌注2000万来赌“中医药优于西医”。2008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学中心的兼职教授因错误预估了2008年的深圳房价走势，而花费数万元在有关媒体公开道歉。即使在今天，更多的赌局还在进行当中或正在设出。

只是在与国外的类似设局赌注的对照比较时，人们还是感觉到明显的差异：因为在这里，许多参与设局打赌的人似乎认为，赌注越大（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就越能“佐证”自己的观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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