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光处理中国油气发现史纷争

一、电影《李四光》拍摄波折

文革前，孙大光任交通部部长。1975年复出，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向以刚正不阿闻名。1979年2月5日，他向中央提出为刘少奇平反；1988年7月20日，他写信给中顾委，直陈党风严重不正，提出总书记要管党，领导人应管好子女。

孙大光主持地质工作期间，遇到一个反映强烈的问题，即石油地质工作者发现大庆油田的重大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地质系统和石油系统的科技人员对大庆油田发现并无分歧，但领导层有不同说法。余秋里担任石油部部长之初，曾登门向地质学家李四光请教；时过境迁，他态度变了，说：“什么李四光，什么地质力学，球！找到油田就是学。”石油部搞川中会战时，总地质师李德生反对资料没收集齐就蛮干，余秋里说：“等你资料收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结果，这次会战以失败而告终。（据景才瑞：《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

原石油部情报所副所长毛华鹤著文指出：“‘大庆经验’说一千道一万，说到底就两条：一条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已有充分表述。另一条或许更为重要，那就是中国几代地质工作者的科学探索。若按行政单位区分，这当中有地质部、石油部、中国科学院、煤炭部以及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还有很久以前的日本、美国的一些同行们。尤其是1955—1959年地质部的专家们，在松辽盆地的艰苦细致工作。而这一条在‘大庆经验’中表达的很不够。”“1966年初，在北京举办的‘大庆展览’（我参加筹备，是主编之一），红极一时。在几百米长的展板中，只在序言部分有一幅地质部的照片，说明‘发现大庆油田，地质部也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在上百本参观者的‘留言簿’里，有知情者批评这个展览少提地质部实在不公道。”“这件事康世恩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个展览的提纲是他反复斟酌审查过的。”“从主观上讲，余秋里、康世恩确有头脑过热的问题。人们常说，所谓权力，既包括行政权力，也包括‘话语权’，即掌握舆论与宣传的‘权力’。自觉而有节制地使用‘话语权’，不仅需要意志力，更是一种美德。”

上述情况，地质部领导人李四光与何长工多有感知，但都采取了避让态度。李四光曾要求下属：以后，不要谈地质部还是石油部发现大庆油田的问题。1978年，北影筹拍电影故事片《李四光》，剧本送审时，余秋里和康世恩副总理把肯定地质部发现大庆油田的核心内容给圈掉了。这就没法拍摄了，北影准备下马。孙大光要求地质部政策研究室写一份发现大庆油田的详细材料，他亲自找到北影领导，拍板恢复原剧本，一切由他负责。他还同主演孙道临等见面。导演凌子风感慨：“孙部长不坚持，这个片子就拍不成了。”

二、黄汲清上书邓小平

1978年1月4日，原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黄汲清上书邓小平，提出：“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进行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我查阅了1955年至1960年期间所有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有讹传，说什么我国东部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力学理论而发现的。”“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这是事实。”“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邓小平一周后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孙大光选调6名资深地质专业人员，进行几个月深入调查，全面梳理了自1920年代以来李四光和黄汲清关于石油地质的著述、理论、工作实践以及各自的作用，写出一份《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5月27日上呈中央。其结论是：“李四光对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确有很大贡献，并非如黄汲清同志所称‘讹传’和‘谎言’。”“绝不能说，‘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调查报告肯定黄汲清在参与石油普查具体组织、领导工作中“较有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其堆功自许不予认可。调查报告关于李四光这样阐述：

建国初期，李四光同志分析了石油形成的基本地质条件，深信我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他多次提出对中国石油地质的见解，供毛主席、党中央参考。1953年，他充满信心地回答了毛主席对于我国石油工业究竟靠开发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道路的垂询。1955年，国务院决定地质部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6年3月，周总理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贮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

李四光同志……亲自指导了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和部署。1954年3月，他在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的座谈会上所做《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中指出：新华夏系构造带的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并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两湖地区，可做（石油普查）工作”的意见。……经过三年（1955—1957）的侦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证实了松辽、华北等盆地有很好的含油远景。

1958年2月，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了“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4月17日，首次在吉林省前郭旗钻得油砂，接着在其他地区的三十多口井中发现油气显示。当年秋季，用物探方法发现了大同镇长垣（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11月，向石油工业部提交了该长垣的高台子地震构造图，并提出深钻井位的建议。1959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高台子构造松基3井首次获得自喷工业油流。紧接着，9月26日，地质部普查队伍在扶余构造上扶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从此，迎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松辽石油大会战。

大庆等油田发现后，李四光同志更加强调构造体系控油和新华夏构造体系控制我国东部的几个大油区。……通过这种在理论指导下的有目的的实践，石油普查队伍沿着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沉降带，接连取得重大成果，华北、下辽河、江汉、陕甘宁等地区相继被突破了，发现了一系列油田，肯定了在我国具有重大价值的几个大油区。

这份调查报告客观、公正。但黄汲清不服，同年11月14日，他在中国科协大会上再次声称：“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完全无关！”。1981年，黄汲清又对钱三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毫无关系。”

黄汲清言之凿凿，在科技界引起巨大震动。1982年10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奖者为地矿部的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韩景行、朱大绶、吕华、王懋基、朱夏、关士聪；石油部的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汉、翁文波、余伯良、邱中键、田在艺、胡朝元、赵声振、李德生；中科院的张文佑、侯德封、顾功叙、顾知微。这一隆重表彰，使黄汲清颜面生辉，上述纷争暂时搁置。

三、大庆油田发现概要

笔者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石油物探专业，1959年8—10月曾参加大庆南缘的地震勘探。

大庆油田是地质部和石油部联手勘查发现的。石油部松辽勘探局主任地质师张文昭说明：“地质部是以盆地普查为主，主要负责物探和地质浅钻；石油部是以勘探为主，并负责基准井钻探；中国科学院配合盆地普查勘探，开展地层、构造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地质部搞普查和部分详查，准备构造的工作；石油部做部分详查、细测以及钻探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综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

1955年，李四光选定华北平原为重点石油普查地区，接受苏联专家建议，在华北和松辽平原开展大面积物探。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主任工程师朱大绶回顾：“1955年在下辽河地区工作的物探队伍使用了重力、磁力和电测方法进行区域性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取得了有关沉积厚度和构造轮廓的资料……从地面物探和航空物探的初步成果中可看出凹陷范围很大，主体在北部。因此决定物探工作向北推进，明确以找油为主的任务。这在松辽平原勘探进程中又是关键性的一步，对于加速松辽石油普查工作和远景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地质部物探局局长何善远回忆：“到1957年年底地质部已经完成全松辽平原1：100万的重力测量、近40万平方千米的航空磁测，以及横贯平原的5条电测深区域大剖面。了解了盆地的基底起伏和沉积厚度，第一次用物探资料圈出了区域构造轮廓。肯定沉积厚度达4—6km的中央凹陷带是一个十分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到1958年底，物探（包括地震和电法）共圈出45个有意义的异常、隆起或构造……长春物探大队提供的最新物探成果，确定将第三口参数井，即松基3井的井位，布置在高台子的构造上。195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从这口井的深部喷出了大家热切盼望的黑色原油……”

李四光认为：“找油区是找油的战略问题，找油田是找油的战术问题。”找石油有七个步骤：1.指出油区；2.选定油区；3.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4.进行地质钻探；5.探测油田；6.圈定油田；7.评价油田。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用在战略指导和部署上，即选择位于新华夏系沉降带中的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为油区。继之开展大面积物探，探明了凹陷轮廓和储油构造。据此选定了最佳钻井井位，1958年地质部在前郭旗、扶余，1959年石油部在高台子先后打出石油。接着，石油部从西北调来大批钻井队，进行了数年的“大庆会战”。可以说，大庆油田是地质部与石油部共同发现的，以地质部为主；而全面探测、圈定、评价大庆油田，是石油部完成的。

四、不良竞争

孙大光主政地质部10年，大力开展南海、东海和塔里木油气勘查，皆有重大突破。

1976年，孙大光主持成立了南海石油会战指挥部，在珠江口盆地进行海上物探和钻探，三年后连续打出石油。康世恩副总理视察后，要求地质部将南海油气勘查和开发交给石油部的队伍接手。孙大光按照李先念的指示，调动南海油气勘查队伍向东海转移。从1980年到1989年，在大面积海洋物探之后，于西湖凹陷施钻14口井，11口井发现油气，8口井获高产油气流，发现了平湖、宝云亭油气田和苏堤油气富集带。从此，油气源源不断输入华东等大城市，使上海结束了“十万个煤饼炉”的历史。如今，日本觊觎并试图与我争锋的东海油气区，就包括这一带及周边海域。

70年代末，石油和地质系统的钻井队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打了相当多干孔（无油苗显示），石油部的队伍放弃、撤出了。专家学者各抒己见，最后要求部长拍板。孙大光一向谨慎，他专门派一个调研组到南疆深入调查，5个月后听取汇报，下决心成立新疆石油勘查指挥部，调集队伍上塔里木。1984年9月22日，沙参2井钻出工业油气流，相继发现了雅克拉、阿克库勒、达里亚等油气田。

塔北出油后，石油部大批钻探人马又杀回来，向地质部的勘探区围拢。这时，两部已经不是友好合作关系，而是互相戒备，封锁资料，重复勘探。因为谁打到石油国家就给谁拨款，这种体制弊端，导致巨大浪费。

上述不良竞争，在冶金、煤炭、核工、建材、化工等勘探部门之间同样存在。为此，孙大光建议制定《矿产资源法》，国家统一管理矿产勘查和相关资料。中央采纳了孙大光的意见，于1982年将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增加了管理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职能。1986年3月，全国人大颁布了《矿产资源法》。不正常的是，唯有石油部的油气勘查资料，不向地矿部管理的国家信息库归档。1988年9月，石油部翻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既有国家管理职能，又有全部企业特色。地矿部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之间的纠结，仍在延续。1996年12月，中央决定：将地矿部的陆地和海洋油气勘查队伍，组建为中国新星石油公司，两年后与地矿部脱钩。1998年，有领导人提议，将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或与其他石油公司合并（实为肢解）。离位未敢忘忧国，孙大光致信中央，坦陈异见：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国家油气勘查任务……两轮油气普查中实现的大庆、南海及东海、塔里木这三次战略性重大突破，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把新星石油公司拆散重组……会使我国石油工业回到一家垄断的局面。实践证明两家搞是对国家有利的，新星石油公司过去在渤海、南海取得的油气成果都无偿交给了海洋石油总公司。进入东海以后，按照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精神，划出七万多平方公里交给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外合作，留下二万多平方公里由新星石油公司自营勘探开发。实施的结果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海洋石油总公司在大于新星石油公司七倍的海域先后与十几家外国公司合作，打了15口井，只有一口获少量天然气。新星石油公司在留下的东海西湖凹陷（实际排他性区块仅1.1万平方公里），打了25口井，其中16口获高产油气流，至今已发现10个油气田，拿到1800亿立方米天然地质储量，可望形成6000亿立方米规模的油气群。因此，新星石油公司不能与海洋石油总公司合并，两家用两种思路、两种模式来搞，有比较，就有鉴别，对国家加强石油工业管理是有利的。

孙大光的意见得到中央首肯，使新星石油公司得以整体保留下来。

五、编纂信史

孙大光晚年常常忧怀：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史没有权威文存，黄汲清同李四光之争会有后遗症。鉴此，提议编纂一部《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在他指导下，该书由黄汲清、孙殿卿院士等4人为顾问，吕华为主编，苏云山、韩景行等5人为副主编，12位资深石油地质专家学者执笔，一百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参与收集、鉴别史料，集体写成，1992年出版。孙大光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是由许多当年身历目睹的老同志，翻阅历史档案资料，座谈讨论，历时四载，数易其稿，才得以完成。可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本来面目的一部油气勘查与发现史。”

此书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发现大庆等东部油田过程中的战略指导作用；列举了谢家荣和其他石油地质专家解放前后的油气勘查实践及重要著述；认定了黄汲清等解放前在四川盆地和天山南北“进行了石油地质调查”，“也提出了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的观点”，但没有认定黄汲清有“陆相生油理论”以及据此指导勘探大庆油田的实践。黄汲清上书邓小平中的其他内容（即最早提出以松辽平原为石油普查重点并实施，相关地质报告中都采用了黄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等），同样没有得到认同。

一年后，《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发表，其中写道：

1954年3月1日，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应石油总局苏联专家小组组长特拉菲姆克教授的请求，在该局“作了以‘从大地构造观点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为题的学术报告，详细介绍了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和观点，最后指出：……‘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旁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总起来说，上述专家们的见解，不论是载在已出版的文章中，还是在打印文件中，在1955年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这是我自己的过失。

这两段文字，明确承认：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有关；自己当年没有认真了解和对待，“是我自己的过失”。黄先生以此方式下了台阶，其坦诚磊落，值得称许。

六、何建明的炒作

至此，信史延世，权威确立。但谁也没想到，地矿部文学季刊《新生界》主编何建明，却在该刊199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重新炒作黄汲清上书一事，称他要贯彻落实邓小平17年前的批示，匡正大庆油田发现的历史。何建明宣称：黄汲清是“中国石油之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论’”，“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唯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所谓大地构造学用通俗的话说，就像今天我们使用‘X光’把人体的各个部位、脉络弄得一清二楚似的……黄汲清将自己的‘X光’武器运用到石油勘探中去，取得了神话般的奇效。”进而编造：“黄汲清有一对‘火眼金睛’，能看穿几千米地下的情况，能辨别几十亿年的地层变化。”结论为：“大庆油田是他发现的。”

在把黄汲清捧上神坛同时，何建明从学术、品德和政治上全面否定了李四光。说李四光“在地学界名声并不好”，“对找矿确实并不在行”，他的地质力学“极受排斥和孤立”，“可悲的是毛泽东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毛泽东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李四光是可以作为知识界的‘革命势力’，去担当起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那种理想人选，而李四光也无愧毛泽东的赏识，积极地充当了这种角色。”说李四光是个“政治小人”，内心肮脏，如果不骂人不整人，“我这个地质部长能呆得住吗？”进而编造：是李四光把谢家荣打成了右派，因为两人早年曾是“情敌”，谢家荣“反党（其实是反李四光）”……何建明写道：“妈的，这是什么政治！李四光怎么也跟着玩起政治了！”

《名利场》发表后，引起轰动，同时也遭到广大读者的批评和谴责。中国地质科学院在给地矿部的报告中指出：该文“不仅存在很多不实之处，还有不少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人身攻击，诋毁中伤，拨弄是非，制造混乱的地方，在社会上和地质界造成很坏的影响。我院科技人员，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除进行公开答辩外，并请组织调查澄清。”1996年1月31日，在第四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颁奖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严厉批评了《名利场》及其作者：“前一段时期有人发表文章，不尊重事实，混淆是非，企图否定李四光教授的历史功绩，那些言论都是非常错误的，在李四光同志这面旗帜面前显得渺小和毫无意义，无损于李四光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中国矿业报》1996年2月3日）与此同时，李林院士起诉何建明并《新生界》杂志社侵害李四光名誉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李林胜诉。

笔者将《名利场》相关内容及其负面影响向孙大光作了汇报。老部长对此深表嫌鄙，但对黄、李矛盾持论公正。他说：“李四光的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任何人也否定不了。不过，‘文革’期间李四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语言，批判其他传统地质学派的学术观点，有失大科学家的气度和风范。”我向李林转达了孙大光的看法，李林也认为父亲当年这样做不妥，不对。

七、“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

由于《新生界》是地矿部主办的文学刊物，何建明系主编，加上何又杜撰李四光与谢家荣是情敌，因之李把谢打成右派等等离奇的情节，故而《名利场》更具新异性和煽动性。广大读者看不到中国油气勘查的真实史料（也不知黄汲清已经改变观点、承认自己过失的事实），只能从天津《今晚报》等报刊与《秘密档案》等书籍中接受何建明的编造，以致有人称道：“何建明敢于标新立异，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试图挖掘科学事实，挑战权威、冲破传统的行为值得赞赏。”

何季民（华北电力设计院退休高工）于2004年发表了长文《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笔名何民），再次炒作黄汲清上书邓小平和在科协大会上放“原子弹”之事，支持何建明若干荒诞不经的观点：

1.何民称：“如果不是黄汲清圈定了松辽平原，不是他坚持并挽救了这个项目，大庆油田的发现可能就不只是推迟几年或十几年了！”

这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说法。

2.何民称：“1956年1月初，陈云副总理又在中南海约见黄汲清，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以煤炼油的问题，二是中国石油的远景问题。黄汲清在回答中，一方面坚定地表示了中国有油的充分信心，一方面……”

历史的真实是，1953年12月，李四光回答中央的询问（走开发天然石油还是煤炼油的道路），非常明确：我国石油蕴藏丰富，应抓紧普查与勘探。两年后，面对陈云提出的同样问题，黄汲清却不明确回答。黄的记述是：“我虽然说过石油可以自给的话，这只是一种估计，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猜测。今天，当国家领导人把这样的国家大事向我征求意见，我若是随心所欲地、完全不考虑后果地作出答复，那将是一种犯罪。因此，我没有直接采用‘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问题，而是委婉地、可以说是绕圈子的办法把问题摆出来，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第182页）

3.何民称：“最完善并且经受了最多的实践检验的，还要算黄汲清的‘新疆石油地质报告’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多期多层生储油’理论。”

黄汲清的所谓“陆相生油理论”，只是一句话，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予以阐释。何建明与何季民再三宣扬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了大庆油田勘探，而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1957年3月8日，黄汲清在地质部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强调：“陆相生油在我国是很重要的，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站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松辽平原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地层。”“配合浅钻研究中、新生代地层，特别注意松花江统海相第三纪。”“海侵似不可能从苏联方面入侵，而是从渤海北来，因此应在彰武一带用深、浅钻证实海相第三系的存在。”苏联专家组组长特拉菲姆克50年代的谈话记录也证实：“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沈阳—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事实证明，松辽盆地并不是第三纪海相地层，而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纪地层。”综上，可见黄汲清的指导思想是找海相油田。

何民的《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受到赵文津院士（50年代地质部物探局工程师）全面驳诘。2005年5月，何民致信赵文津，表示不再参与这一争论。不知为什么，何季民又在2013年第12期《炎黄春秋》上发表了《邓小平批示与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一文，重复何建明的若干错误观点。他归纳：如果说何建明“引发1995年前后的‘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第一轮，那么时隔8年《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引发的就是第二轮，这次是‘何民’与赵文津充当了双方的代表人物。”第三轮，则是地质学者张立生及其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结论是：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均与大庆油田的发现无关，“真正的最大的贡献者是谢家荣”。到目前为止，对张立生持论断李派、黄派均无人理睬。

窃以为，“大庆油田发现权之争”是个伪命题。因为任何油田的发现，都是领导者运筹帷幄、千军万马奋战野外的集体劳动成果，不同于著作权或发明权，可以归属个人。几十年来，只有黄汲清先生一度为自己争功，最终还是回归理性，诚恳认错。此后硝烟散尽，既不存在李派、黄派，也没有其他人横生枝节。

张立生（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的著名论点是：“地质力学根本不是导致发现大庆等油田的石油普查工作部署的理论基础。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才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

1954年12月，谢家荣在《石油地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一文。其主要内容，《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15页）有所引列：“1954年谢家荣将中国含油气区分为三大类：（1）油气苗很多，构造合适，有些并已生产的确定油气区，包括准嘎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河西走廊盆地、伊克昭盟—陕北盆地、四川盆地等；（2）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苗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华东平原等；（3）构造尚为合适，油气苗零星分布的比较次要的可能含油区，如两湖盆地、长江下游区等。”显然，这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油区分类，不可能“真正指导了那时中国石油普查工作的部署”。而此前，即当年3月1日李四光同苏联专家座谈时，已经对华北和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达成共识。特拉菲穆克院士说：“我们一时提不出深刻的见解，赞成李部长的见解。”“华北、东北是覆盖区，听了报告我们没有明确的问题也明确了，我们也同意李部长的意见，进行区域物探与钻探。”“报告给了我们信心。”石油管理总局苏联专家组组长莫谢也夫表示：赞成李部长在华北、东北找石油的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第22页）记载：“1956年李四光曾经指出：新华夏系是我国东部控制油气区的主导性构造体系，它的沉降带是很有远景的含油气带。”黄汲清后来也明确承认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指导有关。对此，张立生始终不认同，他断言：“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李四光从来没有说过到新华夏系的凹陷带找油之类的话。”这样，就没有底线了。

谢家荣1957年不幸被打成“右派”，黄汲清同年年底辞去石油局总工之职（任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先后离开石油普查岗位。李四光身为地质部部长、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主任，以地质力学理论为战略指导，统领大庆等东部油田勘查多年（关键在1958—1959两年），成果累累，上下公认。愣说黄汲清或谢家荣的贡献超过李四光，实在是罔顾历史，违背常识。

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都是著名地质学家，对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均有贡献，只是程度不同。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以黄汲清否定李四光，再以谢家荣否定李四光和黄汲清，都不是正常的历史探讨。只要认真阅读孙大光领导编写的史书《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一切真相与是非都会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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