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身正学高，求是立本的“儒雅”校长

竺可桢的一生是近乎完美的:他为人谦逊平和,虚怀若谷;治学则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做官则刚正不阿,唯理是从。可以说,他是中国儒家文化道德理想的一个卓越楷模。而在竺可桢先生接任浙江大学校长的13个风雨春秋中,他更加倾尽心力,以身垂范,将科学研究的至高理念——“求是”精神,一点一滴地灌注到浙大师生的灵魂里。应该说,他为浙江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剑桥”助了最大的一臂之力。

竺可桢字藉舫,浙江绍兴市人,1890年出生在当地一个普通家庭。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每天勤奋苦学。中学阶段,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转到唐山路矿学堂上学。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庚款留学的公费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学。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曾给予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竺可桢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该校在他的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他亲任系主任。1936年,竺可桢先生在蒋介石的反复劝说下,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此后的13年里他一直苦心经营,并为浙江大学进入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费尽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断然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去往台湾,坚持留在大陆继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1949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位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竺可桢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堪称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他无愧于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伟大旗帜。

引“求是”之理念

塑大学之精神

一所高等学府如果没有内在精神价值的支撑,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深刻认识到大学精神的重要功能,竺可桢在上任伊始便开始着手塑造浙江大学独特的精神内核。由于浙大的学生学习做事勤恳朴实,不事浮夸,以往在社会上的声誉颇佳,竺可桢因地制宜,遂将浙江大学的校训定为“求是”二字。他解释道,“求是”取之于王阳明的“君子之学,惟求其是”,其内涵意蕴就是实事求是,探求真理。1939年,竺可桢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和《科学之方法的精神》的专论中,又将“求是精神”演绎为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可以说,他在浙大的13年校长生涯中,成功地把这种精神特质融进了学校的文化底蕴中。

竺可桢本着“求是”的理念和原则,对浙江大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首先是在办学思想和方法上,他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充分吸收西方大学先进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经验。由此出发,竺可桢对浙江大学的办学目的、管理制度和教育方式方法都做出了大刀阔斧的变革。他先是力主改变中国以往的学校仅把传授知识作为教育的唯一目标的简单做法,并提出要把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作为大学的另外两项重要职能。

国家举办大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让人类以往的文化成果代代相传,更关键的是要锻造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科学创新的素质,以及甘愿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人生观。竺可桢自上任之初就严厉地批评当时大学重智轻德、教训分离的弊病,并要求每个教育者都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其次,他坚决主张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的管理制度,力图排除政治和党派的干扰。他认为,自由和自治是西方大学的两大基本特征,但这在中国却是难觅踪迹的。他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便摒弃前任校长推行的军事化管理措施,采用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办法,以校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遴选教授分任校、院、系的各级领导,倡导校务公开和言论自由。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竺可桢将“求是”的理念贯穿到大学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使得这样的精神真正融入了学生的灵魂。他提出“求是”人才所必备的三种品质,并将这样的要求灌注到大学教育的每个环节:一是学生要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二是不循利害的气概;三是公忠报国的责任感。竺可桢认为,高等学府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将来能出而当国的英才。他认为英才固然要有广博的知识,但必须具备“求是”的品质。他们既要努力学习,寻求学问之“是”,更要胸怀大志,追求振兴中华之大“是”。惟有如此,才能成为未来社会各界的精英。

取“师魂”之要义融各家之所长

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曾经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三个前提条件。如果这三个条件能够满足,他才同意接手浙大校务。这几个条件中最重要也是核心的一条就是:“用人方面校长握有全权,不受任何政党之干涉。”竺可桢之所以把这个条件作为执掌浙大的必要前提,主要是源自他的“师魂”说。应该说,此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教师中心说”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大师论”都对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有过精彩的论述。而竺可桢所提出的“教授是大学的真正灵魂”的学说,则是对于以上二说的继承和发展。

一所大学若要培养出经世致用的英才,则必须依靠教师,尤其是名师。竺可桢在浙大校长任上始终践行以教师为大学灵魂的办学理念:“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和校舍建筑。而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因为一个大学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生为无上职责,则良好的学风会自然养成,各种博学笃行的学者也会应运而生。“名师扬校名,名校靠名师”，竺可桢十分清楚大学和教授之间的鱼水关系。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一两位大师不仅是大学的荣耀,更是国家的荣幸。名教授之于学校乃至国家,意义非同寻常。”秉承“师资第一”的治校理念,竺可桢竭诚尽力地为浙大网罗国内外专家学者到校执教。一时间,浙江大学精英荟萃,群贤云集。李四光、马一浮、马寅初、梅贻琦和柳翼谋等著名学者都曾到过浙大讲学或演讲，而那些长期在浙大执教的著名学者则更是群星闪耀,如:郑晓沧、梅光迪、钱穆、费巩、丰子恺、苏步青、陈建功、卢嘉锡、谈家桢、王淦昌、钱令希、贝时璋等等,实在是不胜枚举。能在一个学校里集聚如此多的名师决非易事。

在抗战时期许多一流学者能甘愿随浙大迁于穷乡僻壤,安于教学和科研,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竺可桢能真正热心、公正、民主地开门办学,对待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一律以礼相聘,决无门户之见。而这对许多真正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最大的吸引力。此外,在争聘一流教授的同时,竺可桢还十分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他都要挑选一批品学兼优的本科生留校任教,并选派优秀的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正是由于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浙大才得以在竺可桢主持校务时期收获累累硕果,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也难怪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大师李约瑟闻名来访后,赞不绝口地称赞浙江大学可媲美英国的剑桥大学。

教师既是大学的灵魂,学校的治理自然也就要靠教师群策群力。竺可桢在浙大期间,大力倡导民主办学,推行教授治校的教育管理制度。他不仅心胸广阔,有容人之量,而且善于采纳谏言。他团结并依靠一批教授,设立教授会。通过这些德才兼备且威信颇高的教授,实行教授治校。他始终认为一切决定都由校长最终定夺不是一个好办法,主张学校的重大决策都要通过会议讨论制定。

因此,竺可桢成立了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由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和浙大永兴分部主任、各院院长以及由选举产生的其他一些教授组成,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在校务委员会下设各种专门委员会,如训导委员会、招生委员会、课程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等,各种专门问题由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和教务、训导、总务三长都由教授担任。这样,通过各种委员会的设置,使教授成为学校的决策者,行使学校主人翁的权力,真正实现教授治校。竺可桢民主办学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方略和为人品格深得浙大师生的钦佩和赞誉,这就使得浙大的内部组织机构即使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也能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运行质量和效能,令学校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办学业绩。

兴“通识”之教育造民族之栋梁

1936年竺可桢上任浙江大学校长之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之时。国民政府为了满足发展军事和经济能力的需要,提出要培养工科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宗旨。针对此种境遇,具有深厚理工科背景的竺可桢却表达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应用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大学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和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此外,一般的专才可以由高等工业和高等农业学校,或大学内另设专修班为之,大学不必因噎废食也去培养专才。他还提出,中国固然需要很多工程师、医生之类的专门人才,但当此国难时期,大学教育的目标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而这种领袖人才只有通过“通识”教育的方式才有可能培养出来。因此,竺可桢对浙大的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力图建立一种孕育全才的教育模式。

首先,竺可桢主张大学里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当并重,因而他提出大学教育不宜过早分别系科,而应着重培养学生宽厚扎实的基础。基于这些主张,他在浙大发起了重基础、强调文理交融的教学改革:一是在课程设置上,打破文理畛域,将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如中国通史等列入了基本必修科目;二是加强了基础学科的教学力量,选派一流的教授去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三是建立主辅修制度,允许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实践证明,正是浙大这种强调宽厚基础的通才教育,为社会造就出一大批基础扎实、博学旁通的专门人才。

其次,教书育人是竺可桢一贯的办学思想。在浙大的就职演讲中,他明确提出大学教育应德育与智育并重,而当时大学所存在的重智轻德的错误倾向急待改良。在他的倡导下,浙大在国内率先实行教导合一的导师制,即一名教师要带几个学生,导师不仅要在学业上,而且要在品德操行等方面对学生全面负责。浙大的导师制采取师生自愿双向选择的办法,一二年级主要任务是教为人为学之道,偏重道德修养，三四年级侧重专业指导。导师制的实行不但改变了师生间单纯的授受关系,增进了师生情谊,更使教师真正起到了教书育人的作用。

再次,在知识传授与智能培养问题上，竺可桢认为,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而是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为此,竺可桢十分重视通过各种实践训练来发展学生智力和培养能力。他不但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训练,而且注重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即使是在内迁困难时期,学校也尽量想方设法、因陋就简地坚持开出实验课。这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训练,不但锻炼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培养了学生既动手又动脑的良好习惯。

最后,为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竺可桢还积极倡导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他认为体育运动既可增进健康,也有助于提高读书做事之效能，而音乐等文艺活动不仅可以丰富业余生活,更可起到陶冶品德、提高文化修养的作用。为推进体育教育、强健学生体格,浙大将体育课定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且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竺可桢不仅为学校多方聘请优秀的体育教师,而且以身作则,每日坚持体育锻炼,还常常亲自组织和参加体育活动及比赛。对于学校举行的音乐或戏剧演出,竺可桢也通常是最热情的观众,而且每次观后都要在日记上做详细评述。此外,他还专门聘请画家丰子恺教授为学生开设艺术欣赏课,声学家沈思岩教授开设音乐欣赏课等。在竺校长的大力倡导和感染之下,以理工科见长的浙江大学始终弥漫着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总而言之,在竺可桢的积极推进和人格感召下,浙江大学的师生精诚合作,共同进退,终于使浙大成为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中外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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