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党内逐步解禁60年

今年6月24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史学博士陈东有做客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社科大讲堂，以《金瓶梅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主题，让市民通过对主角人物性格特质、人格内涵及生命态度的对话，来深刻体会他们对生活的追求，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陈东有认为，《金瓶梅》是一本值得当代中国人仔细、全面阅读的传统小说。

尽管陈东有是从研究的角度来推荐国人细读《金瓶梅》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官方身份，以及《金瓶梅》一书的“特殊历史地位”，故一经媒体报道，便引发广泛的争论，且持批评态度者居多。甚至有人直呼“金瓶梅又来了”，“金瓶梅再次盛开”。

可以说，作为一部从诞生起就被历代官方列为禁书的《金瓶梅》，稍一有“动静”，立马就成为热议的对象。而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可以发现，足本《金瓶梅》在逐步开禁之列，先是上世纪50年代末，在毛泽东的拍板下，《金瓶梅》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可读之书；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再次出版的《金瓶梅》开始向厅局级干部开放；至2011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再一次出版的“最全本”《金瓶梅》，规定“主要（购买）对象为图书馆、专业文化和学术单位及个人（处级以上），且需要开具相关证明公函”。也就是说，足本《金瓶梅》至今仍在被禁之列。

“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从1966年至1976年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和管理工作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在其著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部分区域开放参观，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

耀邦同志说：“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

这是耀邦同志与我交谈时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老人家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老人家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

是的，毛泽东不但看过《金瓶梅》，而且是在他的拍板下，开始小范围解禁《金瓶梅》。众所周知，文学价值极高的《金瓶梅》因有不少的性描写，而被讲究礼教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列为禁书，甚至连民国都不例外。

但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把其定义为“谴责小说”。1957年，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因此，该版本《金瓶梅》也称“部长本”。据记载，部队作家魏巍当时曾购买一部，是由出版社派专人护送图书上门的。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陈早春回忆，周恩来总理当年亲自指示，购买《金瓶梅》全本必须由人文社总编辑签字。

著名作家孙犁也曾回忆过那个时代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那个年代，文学史中没有《金瓶梅》的条目，大学的古典文学课不准讲《金瓶梅》，连大学教授对这部奇书也讳莫如深，但在私下里，“很多人想看《金瓶梅》，恐怕并非出于对这部文学名著的关心，而是好奇者居多。”孙犁说。

1957年，“部长本”《金瓶梅》出版后，孙犁也购得一本。对于该书，他视若珍宝，轻易不肯外借。“文革”之前，常有人想看，又不好直说，就迂回曲折、拐弯抹角，孙犁心里明白，却佯装糊涂：“我想借你部书看。”“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如此这般一番，借书人只好作罢。

“文革”期间，孙犁的书被查抄，落实政策时，其他书都发还了，独这部书没有消息。孙犁知道有人从中作梗，多次交涉，绝不放弃。就有谣言传开：“他什么不要都可以，唯独不放松《金瓶梅》。”半年后，经有权者说话，才答应归还孙犁。当天，报社的革委会主任找孙犁说：“听说要发还你那部书了，我想借去看看。”因是当权派，孙犁不好拒绝。政工组从查抄办把书领回来，就直接交到此人手里。还好时间不长，书就送还回来了。孙犁想他不一定通读，而是选读。

对于《金瓶梅》，孙犁曾说过，《金瓶梅》在风格上是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的。虽然它在运用民间语言，描写人情世态上，有创造性的成果，具有自己的风格，然而却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就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不过，对于书中的性描写，他却不以为然，认为把《金瓶梅》作为色情描写的典型，是不合乎事实的，比它淫秽得多的书，明清以来如过江之鲫。但这些淫秽之物，附着在一部文学名著身上，就成为它永远割除不掉的赘瘤，限制了书本身的传播，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

孙犁还说，《金瓶梅》是一部末世的书，一部绝望的书，一部哀叹的书，一部暴露的书。

毛泽东眼里的《金瓶梅》

不管怎么说，后世文学家，尤其是“金学”研究者，都是比较赞赏毛泽东解禁《金瓶梅》的勇气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黄霖就说：“应该说我们研究《金瓶梅》的人都特别感谢毛泽东，没有他的那些话，谁能踏出那一步？”

与历代因礼教而禁《金瓶梅》不同，在毛泽东的眼里，《金瓶梅》却是一部“明朝的真正的历史”。它不仅反映当时的经济情况，还“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据记载，包括1957年拍板小范围解禁《金瓶梅》在内，毛泽东至少有5次在公开场合力挺《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第二次就是1957年了。而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杨鸿儒著：《细述金瓶梅》，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次是在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3页。）

第五次是在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后世评论家指出，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失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发行到省厅、地市级领导

应该说，虽然毛泽东小范围解禁了《金瓶梅》，但在1977年以前，很多人，甚至有的非文科大学生还都是不知道《金瓶梅》的，离家喻户晓尚远。“文革”结束后，由于先前鲁迅、郑振铎等文化名家的推崇，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于《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多了起来。而随着日常谈论及见诸报端的研究文章的增多，《金瓶梅》也越来越引起更多人的好奇。

在这种背景下，《金瓶梅》的再版被提上了议程。

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的《金瓶梅词话》（即“洁本”《金瓶梅》）。据细心人逐一对照统计，这一版本删去了其中有关性描写的文字19174字，且内部控制发行，购买手续十分严格，只可发行到省厅、地市级领导，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一律凭证、凭卡购买。

实际上，该书能最终出版，也得益于毛泽东的拍板。据人文社的编辑黄伊回忆，在人文社1957年出版线装本《金瓶梅词话》以后，毛泽东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一个场合，毛泽东曾经跟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常务副部长）讲过这件事。周扬当时也没在意。过了一年多，大概在1960年代初，毛泽东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他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删节版《金瓶梅》。当初是请左恭（北京图书馆副馆长）负责校点整理，整理出来后效果不好，于是推倒重做。但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以及后来“文革”的爆发，这事就一直拖了下去。“文革”结束后才请戴鸿森继续校点整理。

之后，齐鲁书社也通过向国家出版局打申请报告的形式，出版了一字未删的“会校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带有200多幅插图、繁体竖排。这次出版，山东省新闻出版局高度重视，印刷期间，公安部门现场把守。以至于后来有媒体报道说，祖国大陆印刷《金瓶梅》像印高考试卷一样严密。

这是《金瓶梅》足本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面世，定价人民币140元，规定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者凭职称证明和有关单位的介绍信方可订购。而后其购者却十分寥寥。一是手续太麻烦，二是受困于经济。

此后的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1957年的“部长本”《金瓶梅词话》，也未作删减，但规定需要厅局级以上证明和人文社社长亲自签字才能购买。

《金瓶梅》的小步开禁，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1993年春天，广州《现代人报》一版发表了曹思彬老人的《唉！我没有读过〈金瓶梅〉》一文，他冀望《金瓶梅》与《红楼梦》同样摆在书店里出售，不再成为禁书。此文许多报刊文摘转载，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了“洁本”《金瓶梅词话》，并由“内部发行”转为公开进入市场，各地新华书店相继上架了。

这引起社会阅读《金瓶梅》的一个高潮，不过，也引发不少趣事：许多“节本”或“洁本”《金瓶梅》的拥有者，设法从“更够级”的人士那里借到“全本”，并认真裁切了一大批小纸条，把被“洁”去的文字一笔一画地抄在小纸条上，夹在相应的页面中。据说，有人借来此书，因为借期短暂，来不及读全书就到了归还的时限，所以就采取“去粗取精”的原则，只读小纸条上的内容，“过把瘾”就传递给排队等着的下一位了。

虽然删节本可以公开面世了，但如果认为这样就标志着《金瓶梅》出版解禁，那就错了。

1993年5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并实施《关于部分古旧小说出版的管理规定》。《规定》指出：“古旧小说中确有文学价值、可供学术研究工作参考，但有较多性描写内容、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仍需专题报我署审批。”并列出了一批“仍需专题报批的古旧小说书目”，其中提到《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及《金瓶梅》的其他版本。

《规定》还说：“书目所列图书均属有淫秽、色情内容或夹杂淫秽色情内容的图书。出版此类图书，包括其删节本、缩写本、改编本，必须事先专题报我署审批。”据报道，曾出版过《红楼画册》的著名插图画家马小涓的《金瓶梅》插图就被这条卡着，至今没有下文。

处级以上可凭证购买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港澳影视的渗透，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的普及，《金瓶梅》的神秘性早已不复存在，但国家有关部门仍然没有放松对《金瓶梅》书籍出版及影视改编的管制。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在其演讲中就透露说，新闻出版总署规定有四十多种小说不能够影印排印出版，是征求了文学界及相关学界学者的意见的。“那些名单我同意，里边包括《金瓶梅》，所以我不能再违反我的这个看法，再提一个相反的意见。”他还说，长期以来，《金瓶梅》就是禁书，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明令禁止，但是你如果是一般的读者，到图书馆里借书，你说要借《金瓶梅》，肯定是被拒绝，肯定是借不到。

当然，将《金瓶梅》改编成影视作品也是被禁止的。“我也是赞成电视连续剧不要拍《金瓶梅》，这也是征求了很多专家学者意见的，我投过票的”。刘世德说，“前一阵，有不少人蠢蠢欲动，想要编写《金瓶梅》的电视连续剧，有人还要编写一百集。但是，广电部一再明确命令不准拍摄《金瓶梅》”。

黄霖也透露说：“很多出版社领导一听《金瓶梅》三个字就头皮发麻，我所知道的几部电视和电影，本子写得很好，立项就是批不下来，上面的意思显然还是慎重。”据悉，浙江古籍出版社曾请黄霖审定出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了尽量保证原汁原味，又不违反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规定，仅仅删了百字，还是以《李渔全集》中的一本出版的，后被出版总署发现后“提醒”，第二版时补删了数千字。

而一个最新的例子是，2010年8月底，新华书店收到了有关方面的一封针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足本全插画”《金瓶梅》发行的通知：《〈金瓶梅〉内部发行的暂行规定》，要求这本书由新华书店发行部直销，主要对象为图书馆、专业文化和学术单位及个人（处级以上），且需要对方开具相关证明公函。

据该书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主任编辑王宝生透露，即便是号称“足本”，也删掉了“特别淫秽及重复描述”的2000多字。该书得以能够顺利出版，是选择时机报批的结果，“国家出版总署会有出版限制，每年会有一到两个的内部资料出版的数额，我们申报，然后就批准了”。王宝生说，“（报批时间）一年左右吧。书是在2010年1月就印好了，但一直到2010年8月才开始发行”。

另外两个例子是《金瓶梅》舞剧及评书的夭折。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将《金瓶梅》改编为现代芭蕾舞剧，并于2011年初在釜山艺术节上首演，并在香港巡演后，引发广泛关注。之后，该剧决定在中国内地巡演，并初步谈定一年内，在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北京、西安、广东、珠海等地进行上百场的演出——仅珠海一个城市就排了10场。

但是，这个被评论界认为“很好”的舞剧，最终因《中国艺术报》等媒体发表的争议性文章，而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虽然主创人员之后将其更名为《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后，仍然没能够“复活”，留给大陆观众的，只有网络上短短5分38秒的视频。

事后，有评论者说：“本是一部有着严肃考量和社会批判色彩的现代舞剧，但公众对于《金瓶梅》中性描写根深蒂固的成见，让这部舞剧在暧昧的好奇与追捧之后意外死亡。精致的制作、对当下社会的反思和艺术野心都被一个‘性’字彻底掩盖。”

而在这之前，将《金瓶梅》改编成评书的梁军已经遭遇挫折。

梁军是著名评书大师刘兰芳的弟子。2006年，经过多年创作，梁军将《金瓶梅》改编成评书，并进行了全长两千多分钟的录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没有一家电台愿播出，理由够简单，《金瓶梅》题材太敏感。而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其中一段涉性的评书片段被人放到网上，引起了网民的激烈争议，很多听过的网民留言表示“太过分”。

最后，连师父刘兰芳也不得不表态，说还没听到这部书，不好对具体的作品作评价，但“我的态度是这部书得慎重说，它在历史上老有争议，得考虑很多问题”。

当“成功商人”西门庆照进现实

有了评书版及舞剧版《金瓶梅》的前车之鉴，陈东有的此次遭遇便可以理解了，尤其是他中共负责宣传官员的身份，与《金瓶梅》遭遇，更是大众难得的借题发挥的话题。

陈东有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不仅是一个风流花心的男子，更是被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形象。短短的七年中，凭借自己的经商之道和各类女人的自愿进献，他的资产翻了十四五倍，达到了十万两纹银之多。不仅生意做得响，他还从一介布衣做到了朝廷命官正五品的职位，还认了当时颇有权力的宦官蔡京为干爹，仕途之路一片平坦。但却纵欲过度而死，结束了他仅仅33年的短暂人生。

“批西门庆毒害人命，占人妻女，腐蚀官吏，得财枉法，还是属于表面层次的道德批判，深层次的批判在于他的自毁，他那难以抑制的纵欲在破坏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在消耗他自己。而批判他的意义在于他对今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意义”。陈东有说。

虽然陈东有表示，他只是想帮助对这部小说感兴趣的人阅读这本小说，进而提高对生活的认识，但是，当“西门庆”这样一位“成功商人”与现实社会中的许多商人重叠后，也就没谁想再听他的辩解了。

网友“不会飞的鱼”就说：“西门庆确实是一位成功商人，而且是我们现代许多商人的真实写照。中国的某些人，可称得上是现代的西门庆，中国的社会现实，就如同是《金瓶梅》里的清河县。”

网友“昨夜星辰”则说：“我就没有读出道德的味来，倒是越读越觉得相近了我们现实的社会。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西门庆权势所到的地方，一切尊卑等级的严固秩序被破坏殆尽，代之以赤裸裸的‘权力横行’和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金钱像魔鬼一样成为这个社会左右乾坤的力量。”

律师陈永苗更是直接将矛头指向陈东有，他撰文说：“陈东有是想通过《金瓶梅》来对中国极其败坏的权贵资本主义，进行正当性的论证。今天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比较接近于这个部长所推崇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模式，又有权力、又有美女、又有金钱，以色、香、味俱全的方式来把握，还推荐给中国的老百姓。”

知名评论员薄文军则劝说陈东有“莫以道德的名义漂白《金瓶梅》”。他说，《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拥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金瓶梅》当中也确实有着相对浓厚的“经济味”。但要说《金瓶梅》有“道德味”，告诫人们要远离“酒色财气”；有“哲学味”，则显然一厢情愿且自作多情了。

社会学家、作家艾君则感叹：一个社会当“钱”和“女人”作为众多人为学为事、当官做爷之人生目标追求的时候，道德、价值、文明、标准也都将成为贪官污吏以及权贵者心中的浮云，成为那些还有着社会责任、做人良知、理想追求者心中的美好寄托和嘴里的呼唤了。（参考资料：毛泽东读书笔记、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轶事、细述金瓶梅、金瓶梅又来了、金瓶梅出版研究皆苦旅、孙犁与金瓶梅、金瓶梅作者之谜）

（选自《读天下》2012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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