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改造与新时代青年公共精神培养探究

摘 要：国民性改造作为伴随近代以来中国变革崛起的重要命题，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背景下如何针对时代需求改造国民性，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合格公民成为了当前教育的重要命题，而其中青年的公共精神培养成为了重中之重。

关键词：国民性;公民教育;公共精神;教育

近代以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局面，无数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着眼于我国民众的国民性，在他们的倡导下不断推行近代的“国民性改造”。其大致发轫于甲午中日战争后一部分接受外来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他们在探索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同时进行了针对国民性的相关探究;此时的知识分子不再像晚清时期单纯学习西方技术的“洋为中用”，而是将救亡与复兴的问题的症结指向文化，而究其根本，就是对国民素质进行彻底的探究。

1 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的发端

我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国，国民性源于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蕴含了深厚的民族精神内涵，深厚的传统影响着国民的个人道德、日常行为。近代中国无数先哲围绕着国民性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国民性提出了符合时代价值的见解。但值得深思的是，针对国民性的研究其实是在西方文化渗透下的思想启蒙和反思，是彼时民族独立意识觉醒的产物。严复、梁启超先后于19世纪末提出“三民学说”和“新民说”，试图通过利用教育的方式实现改造国民性最终达成改造国家救亡图存的目标。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多次重大社会革命。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都针对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不同时代提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改造策略，从国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提出了针对国民性改造的办法，一次不断推进国民性改造的不断发展。

新文化运动期间，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讨论再次成为时代的重要命题。新文化运动高擎“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将民主、自由的理念广泛传播，同时也唤醒了国民的公民意识，随着运动的持续深入，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广大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批判封建“家国一体”伦理的学说，同时鼓吹“自由”与“平等”为新的国民伦理。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在其作品中对长期以来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五四运动推动中国进入了现代史，同时也引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内民族主义的空前高涨，国家范围内的国民性改造得以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工矿企业、农村社会开始新一轮的国民性改造探索。[1]在城市，以民族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通过政治宣传、开办教育的方式宣传新文化、新道德，以期通过各个局部的努力推动国民性的整体提升。在农村，有识之士则开展了以民族精神和国民认同為着力点，以农村自治和公民教育为主开展了教育实践，其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平民教育实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通过文化教育推动乡村建设，对于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和法治精神起着实质性的作用[2]。

我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发轫于知识分子在西方入侵下的救国图存中追求现代化的反思。在启蒙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国民启蒙教育的实施开启民智，唤醒民众，推动民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时代局限，近代知识分子对我国国民性改造主要集中在皇权统治下形成的奴性人格和传统文化糟粕。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公民教育唤起国民的现代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但却忽视了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加之战乱频仍，近代的国民性改革仅在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得以推广，面对占中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群体，国民性改造可成果非常有限。

2 建国以来的国民性改造及当前的国民性问题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得以终结了自清末以来的国内社会严重分化。新中国的政治动员体制是通过党的组织与政府组织的串联合并而形成的，具有超稳定的结构，较高的行政效率。与之相伴形成的还有党管干部制度及分类管理制度，这保证了后战争时期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有效领导，通过党委的垂直管理与横向管理将全国的政府机构及党的组织整合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一切的建立使得我国得以在建国初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不仅仅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国民经济改造，还得以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振奋了近代以来疲弱的国民性，同时加上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级党组织及政府机构，无论城乡，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得到了空前加强。加之现代化的政治运行体制冲破了传统的乡村宗法结构，我国真正实现了全体国民的政治动员。但建国初期的国民性变革和国民士气提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偶像崇拜，在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特别是在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民性的问题再次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

首先我们应当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所影响的国民性抱有正面评价。社会制度，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变革会势必影响到国民心态的变革。社会变革绝非简单的制度变革，同时还需要国民心态的转变，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教育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公民道德，才能够在具体社会情境下推进国家现代性的进程。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对导致国民精神产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制度的变迁势必导致国民的意识和性格产生巨大的变革。新世纪以来，我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经济活力得到充分释放。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经济体制的转变必然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独立思想、权利意识、对国家的责任感、荣誉感以及社会参与能力的现代国民是当前政治社会需求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就本质而言，市场经济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经济模式，它尊重每个市场主体的利益，简言之就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模式确立和尚未完成的现代国民性改造相杂糅，就出现了国人在经济上、思想上低程度地追求解放，平等、自由和理性赋予了国民精神新的内涵与规定却相对过高，两者并未实现契合。相当程度导致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国人的国民精神出现缺位、错位等现象的发生，当前国民性建设与当代社会发展不匹配。我国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道德精神建设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社会转型时期财富迅速积累，社会发展失衡，人们内心空虚，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公共责任淡薄、公共道德缺失等现象频繁出现[3]。

当前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的不断出现，其原因则在于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共同影响。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等级意识与集权思维不断影响国人，以致形成了国人的奴性意识和依附心理。此外，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将市场经济播散到了国土的每一个角落，市场经济中的利己性与奴性结合，加剧了当今社会当中人的原子化，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的公共参与精神的缺失和自私心理的增长[3]。

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国民性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经济体制转变日益作用到整个社会之上并推动社会转型，推动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国民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有了全新的手段和方式，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如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同时兼具国家责任感及社会事务参与能力的公民就成为了当前教育的重要使命。

3 如何在全新时代更好地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并不是简单的对国民性当中的传统文化影响的全盘否定。国民性改造反而要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在其之上进行改造以期实现国民性的现代化。事实上，国民性的形成有赖于长期以来沉淀的传统生活习惯及文化，国民性格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改造国民性不等于革除传统文化，而在于将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专制内容从传统文化中剔除出去，才能使传统文化成为涵养新时代国民性的文化载体。

当前改造我国国民性主要在于改变国民的自私心理，培养国民参与社会运行的公共精神和国民意识而这则有赖于独立人格的塑造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精神是在社会群体当中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与政治素养。就当代教育而言，改造国民性主要在于摒弃专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附庸人格意识和权威人格意识，提升学生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能力，这对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尤为重要。[4]学校教育在提升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能力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学校系统性、专业性的培训，而这些在当前教育模式下被一个词形象的进行了概括——素质教育。

“教育这一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要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与教育互动的角度来研究教育。”[5]素质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培养具有理性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的学生，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最终使其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而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学生，则赖于教育能够保持其独立性。但当前，部分学校自身就缺乏独立精神，教育教学急功近利，其行为与素质教育的核心背道而驰。同时素质教育的脆弱还体现在其依赖地方政策法规的扶持，一旦其沦为地方政绩和排名竞赛的工具，“素质教育”将严重偏离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

针对如此情况，应再次强调教育本身的独立性，加强对学校教育的信心，给予其足够的空间使教育能够开展旨在培养合格公民的素质教育上。在学生向公民的转变中，应尤其重视公共意识的提升，学校首先应注重培养学生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理解与接收社会的普遍价值，了解个人与所生活的社群的共同意义，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有机联系起来，正确的对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其次，学校应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参与治理的机会，在教育中提供平台锻炼学生的参与能力。健全学校机关与学生自治组织之间的沟通渠道，让学生通过参与对自我群体的管理提升起公共参与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形成反思和批判精神，这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形成。

国民性改造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断追寻强国之路的“副产品”，但它却影响着国民的行为，并通过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作用在国家建设和发展当中。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我国国民的品行、精神虽已逐渐显现出现代性较强的特征。但仍需不断努力，通过教育的手段，加强青年学生的公共精神，革除封建糟粕、利己主义的影响，最终达成培育具有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意识的现代国民的目的，沿著强国强民的道路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孔朝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2]曾水兵.再论国民性改造是当代素质教育的重要内涵[J].教育科学研究，2014（05）.

[3]岳珂，姜峰.公共精神的缺失与重建[M].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8（03）.

[4]童华，胜肖平.论20世纪初中国国民性改造及其历史意义[J].求索，2012（10）.

[5]张海波，杨兆山.“教育问题”探析[J].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简介：姜瑞民（1988-），男，重庆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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