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梦直须茶

摘要：茶馆是成都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力量交织的广大场域。王笛此书以茶馆这一“微观小物”为切入点，探讨国家角色和地方文化的相互博弈，折射出在日益紧缩的公共空间下大众文化的兴衰浮沉。

关键词：茶馆；大众文化；公共空间

20世纪的第一天，作为四川首府的成都，平和静谧。四面的城墙高高耸立，府南河环绕四周。更夫刚敲过五更，整个城市尚未苏醒。早起的男人们轻轻地打开门，在万籁俱寂的冬日凌晨，踏着打了霜的青石板，迎着薄雾，向着茶馆的亮光处走去，一幅月下深影买茶去的画卷由此展开。天府之都的新世纪也随着这清晨的第一碗热茶翩跹而来。

成都有茶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华阳国志》里关于“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丹、漆、茶、蜜，皆纳贡之。”1的记载。成都的土质偏酸，适合种茶，加之又有水质上乘的泉井，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成都平原的繁盛茶业提供了先天便利条件，同时也孕育了富有乐活性情和闲适态度的成都人。很难说茶业和这座城市谁造就了谁，更多时候二者是相互成就的。整个成都的茶馆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们是小商人的经营之所，是摊贩的谋生之处，是国家政权和地方势力的角逐舞台，是精英与大众争锋相对之地。茶馆是一个立体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微观世界。它的人来人往，它的门可罗雀，它的每一次变迁，都由点到面，由表及里地展现着整个城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作为政治万花筒的茶馆

茶馆是一个政治舞台，在那里人们很难置身事外。国家将茶馆作为舆论动向的严密监控点，精英将茶馆作为观点主张的试验田，民众将茶馆作为国事消息的集散地。茶馆见证了社会改良，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共相争，喋血抗战等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在高潮迭起的政治戏剧中，有的人精心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的人则被历史进程无意带入。茶馆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默然地看着铁腕人物，升斗小民的你来我往，此去彼留。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由国家主导，地方精英推动的改良热潮席卷了整个城市，茶馆首当其冲。此间，“落后”与“惰性”成为茶馆的代名词，社会改良者不断将茶馆作为革新目标，运用政府力量对茶馆实行严格控制，力图破除茶馆里的一切“陈旧”之物，将这片百姓日常消遣之地改造为“良善”之所。紧接着的1917-1936这二十年间，成都成为了各种军事力量的控制对象。这些军事力量都急于将自己的力量渗透进茶馆，发布了若干关于茶馆戏园的规章条例。对广大民众来说，此时茶馆的开闭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安全与否的标志。随后的抗日战争更是将茶馆政治和茶馆政治文化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深刻地影响着成都，抵抗的政治随着政府机构，科研院所，文化组织的迁入也一并被带了进来。茶馆成了各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宣传爱国主义的重地。与此相对应，不管外界是波诡云谲还是河清海晏，茶客们总是自在地表達着自己对于社会改良的意见，对于国家控制过度的不满，以及对于民族危亡的担忧。尽管言论或幼稚或过激，但许多人仍甘冒风险，试图把握住这一不可多得的政治表达途径。民众力图表达他们的政治声音，进行政治参与，但又被精英和国家的话语霸权和国家机器的暴力压制；精英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意图将茶馆打造成样板公共空间，但又常在依从民众和尊奉国家之间摇摆不定；国家的态度也不是一以贯之，取决于精英和民众的观点或主张是否与国家政治相吻合。这样，茶馆里便呈现着政府主导的国家政治，改良者推行的精英政治以及大众参与的平民政治这样复杂丰富的政治表现。这三种政治相互影响，此消彼长，从而使茶馆这一政治万花筒更加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二.作为经济活动集聚地的茶馆

“成都有那么多街，几乎每条街都有两三家茶楼，楼里的人总是满满的。”2当代作家黄裳就曾在他的作品中这样描述成都茶馆之多，状况之盛。事实如此，成都地处盆地，四周交通不便，茶业外运成本太高，故茶业只能依靠对内消费，由此催生了兴旺发达的茶馆业。茶馆的经营成本无需太高，店堂可大可小，雇员可多可少。加之面临着进口货物的增加，新工业的兴起，国家权力日渐增强的新形势，茶馆由此孕育出了属于它自己作为小本生意的独特经营模式。它和几乎所有与生活相关的行业领域都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茶叶贩，烟叶贩，糖果贩，剃头匠，修鞋匠，手工匠，热脸帕，水烟袋，掏耳朵。茶馆为这些商人小贩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些商人小贩又反过来用其人性化的服务帮助茶馆招徕顾客，互利互惠。茶馆同时还是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自由劳动者、季节性工人、技术工匠、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都在茶馆里等待雇主。许多雇主也会直接去茶馆寻找自己需要的工人，茶馆因此成为很多经济活动的生发地和交汇点。也因此，作为小商业的茶馆，有着其特有的坚韧性和生命力，从未因政权的更迭和战争的动乱而中断。此外，选址交通要道，使用公共地带，扩大营业场地，提高茶水质量，加强周边服务，减轻捐税负担，降低经营成本，茶馆用它自己的灵活性顽强地生存着。尽管个体的小茶馆还是脆弱的，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地痞流氓的任何一次斗殴都可能导致茶馆破产关门，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中，但即使是这些难以维持的茶馆，也没有永远湮没，更多是在等待时机，再图发展。

三.作为文化画卷轴的茶馆

茶馆文化，包括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馆术语、茶馆服务和顾客言行等，是地方大众和外来移民共同塑造的结果。茶馆犹如一个画卷轴，慢慢打开，一幅鲜活立体的文化浮世绘就徐徐展现在眼前。四川茶馆的三件头茶具、茶碗、十之有九的碎过的，每一只茶碗都体现着补碗匠高超的手艺；茶盖可以使水保持温度，还可以用盖来拨动茶水，使茶香四溢的同时也能使茶凉的更快一些，以解客人的燃眉之渴；茶船则是为了避免烫手。茶馆还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和词汇，有自己的一整套“行话”。在茶馆开张的前一晚，要举行仪式，免费给老板的亲戚朋友或当地有头有脸的任务提供茶水服务，称为“洗茶碗”或“亮堂”。除此之外，从高桌高凳到靠背躺椅的改变也体现着茶馆的物质文化。茶馆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茶博士”手里的那一套花活，嘴里的那一套说词和眼里的那一股机灵劲。在成都，技术高超的堂倌会有一个雅称——茶博士，他们被视为茶馆的灵魂。虽然茶馆主人负责经营，但他们实际上只坐在后堂收钱，堂倌才是在前堂直接跟顾客周旋的人。因此，一家茶馆的生意好坏和该茶馆堂倌业务素质高低有着直接关系。一个好的堂倌必须得有一手好的掺茶功夫，得让客人看得开心，其次嘴里还必须热情，每位客人都得招呼周到，再有就是必须懂得他们的顾客，会察言观色，领会客人每一句话背后的“真意”并提供精准服务，使得人们在那里有被接纳的感觉。堂倌身上所体现的强烈的茶馆经营文化正是社会大文化背景下小商业为求生存而全力契合的折射。茶馆的文化气息还体现在它所提供的娱乐项目上。成都茶馆有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能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特别是评书，吸引了众多的听众，这些人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这时茶馆里的大众娱乐就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利用它来开启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在茶馆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野是模糊的，甚至有时还彼此重叠。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群体和大众群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场域。

四.作为社会显微镜的茶馆

晚晴民国时期，茶馆是普通老百姓最常去的活动场所，很多人的一天从茶馆开始。男人们在这里吃早茶，洗脸，买好菜在茶馆洗了等家人来取。做生意的小贩，既在茶馆歇脚，又在茶馆继续着它们的买卖，可谓是“停脚不停工”。劳力工人在辛苦干完一天活以后也会选择到茶馆来放松一下，清洗一身尘土，往靠背竹椅上一躺，略微眯会儿眼，喝上一杯热茶，一天的劳累在这一刻尽释。最初的茶馆的伙计是被称为“堂倌”的 成年男子，妇女被此项工作拒之门外，充其量可以到茶馆买壶开水，或让堂倌帮忙炖肉熬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长江中下游开风气之先地带的难民蜂拥而入成都这一封闭的西南重镇，也将他们前卫的思想和生活理念一并带了来。于是出于谋生的需要，一些妇女和女艺人开始进入这个一直由男人占据主体地位的公共区域，也由此揭开了其为公共空间中性别平等而斗争的序幕。抗战时期，茶馆雇工的男女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妇女进入茶房做女招待，承担了以往男性堂倌与客人之间的情感互动，而且似乎颇为得心应手，大量雇佣女茶房的茶馆生意都非常兴隆。但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茶馆女招待的态度是泾渭分明，同情女茶房者认为她们是经济独立的先驱，追逐自由的勇士；批评者则认为她们有伤风化，败坏名声。女茶房的兴起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标志着现代转型进程对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不过，女招待不得不面临来自社会、政府、男性同行的歧视。人们对女茶房的态度反映了成都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由此可见，直到抗战时期，成都在社会风气方面仍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城市，传统的价值观仍然主宰着大众对女性的态度，特别是对她们公共角色的态度。这些保守的观念和日益增强的政府控制相结合，使得女招待最终不得不辞工另谋出路。底层生计与大社会的交织在茶馆这个显微镜下明确显现。除此之外，“茶馆讲理”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茶馆社会生活侧面，人们经常到茶馆解决争端和纠纷，进行“自决”，俗称“吃讲茶”。回避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普通人强烈的社会自治愿望。如果说在传统成都，国家承认社会自治，对这种民间这种自发的“民事法庭”采取不干涉的态度，那么现代国家机器则通过宣布这种活动的非法性来深入社会底层和限制社区自治。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底层，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各种抵制和反抗，袍哥便是地方與国家对抗的主要势力之一。袍哥把秘密的社会活动带到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茶馆也因此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角色更得为复杂。如果说茶馆是我们研究那个大社会的“微观世界”，那么探讨“吃讲茶”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则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这个微观世界的切入点。

五.地方文化和国家权力博弈下的茶馆

关于茶馆的研究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日常文化、小商业、公共政治的进一步的理解，而且拓宽了我们对地方文化在公共文化与国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引导我们去思考中西方之间在公共生活上的异同，以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和延续性。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成都像许多内陆城市一样较晚较缓地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经历着社会转型。茶馆的控制和改良正是城市现代化寻求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那些在茶馆中推行的改良措施—娱乐、公共秩序和安全、卫生、经营管理、公共行为、道德、城市公共设施，提倡爱国爱乡等，显示了现代城市改良的理论和实践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现代化使成都文化的独特性逐渐衰弱，但因为根植于地方文化的小商业生存策略，使茶馆得以保持活力，没有割断过与顾客的联系。虽然现代化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改变了城市日常生活，但成都日常文化的核心或多或少地幸存下来，直到1950年，茶馆仍然是成都小商业和地方文化最有力的代表。

《茶馆》一书将“茶馆”作为一个研究个体，引导我们进入城市最底层，去观察那些我们曾经忽略的社会现象，关注那些我们曾经未予以重视的人物。由于中国地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者巧妙地将地方问题放到全国大舞台上去看，如讨论女茶房的兴起时，就谈到了是战争难民将沿海先进风气带到了内陆，带动了生活方式和经营理念的转变；又如分析成都的小商业时，就将其纳入当时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中，着重论述了小商业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这样的综合研究不仅不会妨碍我们对于宏观和意义重大事件的考察，反而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问题背后的逻辑关联和背景演变。

“茶馆”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诸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呈现出丰富的多重面相。如果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观察的话，茶馆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化，体现着宏观的视野。

本书既是一部微观史，又是一部叙事史，同时还是一部大众文化史，作者既有大历史的情怀，又有小人物的关怀。芸芸众生创造并体验着历史，但是在平常时代，小人物很难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一举一动，却没有对这些无名的生活者投以关注的目光，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微不足道，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的视野，但其实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王笛老师用“茶馆”这样一个看似“无聊”的题目，用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以其温情的笔意捕捉这些“没有历史”的人群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还是“油盐柴米酱醋茶”的平淡生活，无论多么缺乏“宏大叙事”，只要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管中窥豹的本领，我们就可能从看似“无聊与无意义”的题目中得到超越其本身意义的启发。

注释：

1、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卷一，齐鲁书社，2010，第29页。

2、彭国梁编《百人闲说：茶之趣》，珠海出版社，2003，第299页。

参考文献：

[1]王笛. 茶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2]王笛.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 近代史研究， 2009（1）.

[3]王笛. “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J]. 史学月刊， 2009（6）：20.

[4]熊姝闻. 成都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D]. 山东大学， 2011.

作者简介：

谢艾雯（1993—），女，汉族，四川绵竹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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