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经济论：来源、组成与缺陷

目前，一个新的理论学派——笔者称之为“中国知识经济学派”正在中国学术界兴起。所谓中国知识经济学派，是一个以关心和研究中国“知识经济”为主要目的、由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相结合的、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学派。以这一学派为中心，中国学术界初步提出了一个以外国的理论和预测为主、同时也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中国知识经济论”。

因此，本文的目的为：一，说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三个理论来源；二，说明中国知识经济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三，分析这一学派及其理论的三个缺陷。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用的有关观点几乎全是来自“权威”人士发言和文章的专集，但是，没有标明具体的人名、书名和页码。这是因为笔者想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个别，即把这些个人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的缺陷，而不打算单独同某个特定的作者进行理论争辩；同样，笔者也将个别作者表达的真知灼见，看作是这一学派的优点及其积极作用，而不把它看作是个别作者的功劳。

一、一个新生的学派

众所周知，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宣传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关于“知识经济”的热潮。当然，在给中国社会发展开出的灵丹妙药中，产权理论、股份合作制、现代企业制度、投资基金理论、入关影响……等药方说明都曾热销一时。“知识经济”为最新热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截止到今年1月有关书籍就不下十几种，至于文章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这一热潮主要产生了三个重大成果：第一，宣告了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诞生；第二，宣告了中国知识经济论的出现；第三，引起了全国人民对知识与科技作用的进一步认识，看到了我们与发达国家正在加大的科技差距，并且探索了我们应当采取的有关的对策和方法。

除了大量的文章，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是通过书籍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书名通过排列组合，也反映出了该学派的一些有趣特征：比如，有的似乎正在沉思：《知识经济究竟是什么》，有的则显得胸有成竹：《知识经济专家谈》。有的是薄薄的一本通俗小册子：《知识经济简明读本》，有的是洋洋100万言、恰好888页的精装大部头：《知识经济全书》；有的叫做《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也有的删改颠倒一下，叫做《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此外，有些书名“主词”相同，但“后缀”略有差异：如《知识经济大趋势》与《知识经济浪潮》；或者《知识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还有的书名只有一字之差：如《走向知识经济》与《走进知识经济》；也有的增加几个字，以示区别，如《挑战中国——走进知识经济时代》。这些书籍，除了书名上的有趣之处以外，还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许多作者依据的是国外的文献，因此“编译”和“编著”居多，而独立研究的“专著”很少；第二，在作者当中，不仅包括专家学者，而且包括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宣传部门的人士，因此，不少书籍的学术性和理论性相对薄弱，而宣传性和鼓动性比较明显；第三，由于大量书籍和文章的集中“上市”时间是1998年下半年，因此，就难免给人一种明显的“炒做”嫌疑。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上述“外在”缺点，与其内部的理论缺陷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和批评，以便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并在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三个理论来源

尽管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由许多专业领域和政府部门的人士组成，并且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但是他们的基本理论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几乎都是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美国专家学者的理论

许多中国作者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现状的分析、特别是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预测，主要来自于美国专家学者的著作或者政治家的演讲：例如，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对“知识产业”（Knowledge Industry）的分析；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1980年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对信息时代的预言；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关于“新经济”论的演讲，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些场合关于“知识经济”的演讲，等等。这些构成了中国“知识经济”论的第一个理论来源。

此外，少数作者提到了某些不大为人熟悉的日本或西欧经济学家的若干著作或理论观点，还有个别作者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那里寻找有关知识和教育的理论来源。不过，这些并没有得到其他作者的普遍赞同，因此也就没有成为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共同的理论来源。

2经合组织1996年的报告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对所谓“知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知识一共有四种，即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同时，该报告还论述了所谓“知识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作用，信息产业和通信技术在经济中的地位，教育和人才的重要性，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作者在关于“知识经济”的书籍和文章中，使用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几乎都是来自1996年OECD的那份报告。例如，有的作者指出：“知识经济不是以物质产品为商品，而是以知识的传播、增殖、应用作为它的商品。”

还有的作者告诉我们：“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略称，……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复杂的经济状态。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其实，这几年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曾经发表过不少有关知识经济的报告和论文，即便是OECD发表的有关报告，也不仅限于1996年那一篇。但是，由于它们还没有被译成中文，或者由于中国的作者们还没有注意到它们，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消化，因此，1996年OECD的专题报告就构成了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第二个理论来源。

3美国科技富豪的发迹史

为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一些中国的专家学者还为读者提供实例，津津乐道地介绍了几个举世闻名的美国科技富豪的发迹史。比如，根据一位中国专家的介绍：1997年美国技术行业富豪排行榜，前三位都是微软公司的，而前10位几乎都集中在计算机行业，即知识密集型行业。

另一位专家也以羡慕的语气告诉读者：“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出现是今天知识经济开发形成的标志。这位比尔·盖茨先生已连续三年位居世界富豪的榜首。而且，其上升速度非常快；近一年来，平均每周增加资产4亿美元。而名列第二的富豪，与他相差近一半！……这一事实本身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他的成功启示我们，可以把知识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

在中国知识经济论者的眼中，比尔·盖茨等美国科技富豪已经取代了原先人们熟悉钢铁大王、汽车大王、石油大王的位置，微软、雅虎、IBM等高科技企业也已经取代了传统产业中的著名企业的位置，而这些科技富豪和企业的发迹史也就构成了中国“知识经济”论的第三个理论来源。

三、三个组成部分

如果仅仅有上述三个理论来源，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理论流派。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已初步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在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还表现出了一些与国外理论不同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东西，它们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1“机遇”论

许多作者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看作是一场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他们对于这一时代是否已经来临或将要何时来临，依然争论不休。

比如，有的作者郑重地指出：知识经济的时代“正在来临”；有的作者则肯定地指出：“已经来临”；还有的作者联系时代的演变指出：“（过去）工业经济继农业经济而兴起，现在知识经济又继工业经济而兴起，时代就是这样一浪推一浪地前进的。”

另外，有的作者做出了比较浪漫、但不太确定的描述：“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长河中眺望未来的时候，清晰地看到了信息化把人类带进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反之，有的作者则使用了比较实在、但相对确切的说明：“据说世界上不少经济学家估计在2010年，信息、生命科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将全面超过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传统产业。”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有的中国作者把这一日期向后推迟了20年，说“知识经济”的全面实现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其理由是1997年12月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的估计。但是，为了更加“保险”起见，有的作者又把这一日期向后推迟了20年，说“人类将在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即2050年的时候“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基于这一判断，许多作者都对知识经济“机遇”的到来表示了由衷的欢迎。下面这位作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了所有中国知识经济学者的心声：“在上一次产业革命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抓住历史的机遇，其结果造成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落后和苦难。在这一次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2“急躁”论

不过，由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出现得过于突然，加上许多作者表现出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焦虑，因此，他们也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类似于出手太慢抓不到“好牌”，或者出门太晚赶不上“班车”的急躁论的观点。

比如，有的作者指出：迄今为止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知识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否赶上这班车，也许会影响到我国在下个世纪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即使是那些一贯严谨认真的科技人员也开始了急切的行动。比如，据新华社1998年初的一篇报道：中科院最近向国家领导人提出重要建议，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应当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该工程的目标是，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完整的总体战略布局，到2010年前后，形成高效运行的国家知识创新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国家知识创新基地，不断取得具有国际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使中国知识创新实力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入世界前十名。

此外，据说还有一些科技界人士已经郑重其事地提出了中国如何才能早日获取诺贝尔奖金的问题，并且制订了相应的方案。

在这种急燥情绪的支配下，一些中国知识经济论者甚至把中国的技术引进都当作了批评的对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走的是一条靠技术引进求发展的道路，强调引进设备，忽视了引进专利、技术诀窍等知识，走了许多弯路，形不成整体效用。”

3“跨越”论

由于许多作者认为“机遇”难得，加上心情“急躁”，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一种激进的“跨越”论的倾向。

比如，一位作者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要注意知识经济，（我们）不一定要完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

另一篇文章说得更明确：“知识经济的兴起，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遇，我们可以……打破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像当年“大跃进”一样，不顾各地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要让全国各地一起“跨越”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呢？一些作者认为不必如此。比如，北京地区的作者指出：“高科技产业是北京的优势所在。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高科技产业符合首都城市性质功能和特点，最有利于突出和发挥北京的优势。……大力发展首都经济要以知识经济为方向。”

但是，北京这种“一马当先”、“独占鳌头”的设想，立即受到了其他省市的挑战。一位上海作者用比较婉转的口气提出了问题：“上海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一严峻的课题。上海能不能走跨越式的道路，直接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世纪之交的新机遇。上海庞大的科技队伍和密集的科研机构群所支撑的雄厚科研与咨询力量能否成为直接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力军，成为上海社会财富和GDP最丰富最主要的来源？”

另一位上海作者则显得似乎更有把握：进入90年代后，上海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知识经济的逼近则提供了“上海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进而构筑国际大都市的绝好机遇”。

其他省市的作者，似乎没有这样大的气魄。但是，正如与国际接轨纷纷把自己的小城镇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一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强烈的“示范”效果的影响下，他们绝不会无动于衷地看着那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大步“跨越”到知识经济时代，他们自己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停留在“传统经济”时代。

另外，有的作者还把这种“跨越”论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不仅认为中国可以如此，而且其他国家也可以群起而“跨”之：“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普遍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把整个世界中尖端的工业经济作为自己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资源，因此，工业化阶段对某一具体的国家或者地区来说，并不是不可跨越的。”

根据对上述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明，下面笔者想对其三个理论缺陷进行分析和批评。

四、三个缺陷

1对“知识经济”的过高期待

应该承认，中国知识经济学者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但是，由于这一学派产生的时间还很短，因此不可能很快达到完善的程度。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过高期待，就是其理论的第一个缺陷。

具体说来，由于“知识经济”论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一种理论，因此，虽然它大致符合他们的经济现实和未来趋势，但是，用来说明和预测我们的经济现实和未来趋势，可能是无能为力的。

这是因为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在社会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水平、政治法律结构、文化历史背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重大差异。也就是说，今天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所以出现了所谓“知识经济”，决不仅仅是因为科研经费多、技术人才多、或者电脑网络发达的结果，恰恰相反，它们都是在迄今为止的几个世纪中，其经济、科学、政治、文化等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发展，到了一定历史阶段而出现的必然产物。因此，如果我们的作者忽视这一实际情况，以为只要中国多增加一些科研经费、多兴办一些大学、多培养一些人才、多生产一些电脑或者网络等“硬件”设备，就可以“跨越”到知识经济时代的话，那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盲目跨越和简单类比的情形，例如，在上个世纪中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时候，许多国人都以为，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船坚炮利”的话，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兴起了大规模的“洋务”运动，即近代工业化的第一次高潮。据说当时清朝的“北洋水师”，不论是军舰的吨位，还是大炮的火力，不要说在亚洲，就是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前几名。不过，甲午战争的结果又是中国失败。人们终于意识到，仅仅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近代工业，还是不能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此中国历史才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本世纪初期，当十月革命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许多人都把它作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利器，但是也有不少人把它当作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或“本本”。这些人“言必称马列”，生搬硬套俄国革命的经验，结果，导致了党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红区”损失了90％。直到这时，人们才终于意识到，仅仅照搬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成功经验，还是不能使中国革命避免失败的命运。于是，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才开始走向胜利。

到了本世纪中期，当新中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出现了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盲目崇拜，结果导致了经济建设中的弯路。后来又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直到这时，人们才终于意识到，仅仅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以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还是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于是，出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从此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这几个尽人皆知的实例说明，尽管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我们的先辈曾经满腔热情、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地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先进事物，并且孜孜不倦地进行了“本土”化的培育实验。其中既有科学技术，也有思想理论，还有模式方法，但是，结果表明，它们的命运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扎下了根基，有的依然漂浮不定；有的推动了本地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也有的导致了本地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而且，这两种命运本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先是“水土不服”，惨遭失败，但是后来被人接受，终于反败为胜；也有的先是一呼百应，“旗开得胜”，但是后来问题成堆，被迫“忍痛割爱”。其实，不仅外国的“舶来品”如此，即便“土生土长”的本地货也是这样：就拿去年被炒得通红的“知识”（连同“知识分子”）来说吧，在过去的50年里，就曾经多次经历过一会儿被捧到天上，一会儿被贬到地下的待遇。

因此，尽管“知识经济”确实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在中国的命运依然具有两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对它寄予的期望过高，那么很可能得到的失望也就越大。

2第二个缺陷：对“知识经济”的片面理解

由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的理论来源在国外，许多作者又缺乏在国外长期生活的经历，或者缺乏对国外社会、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门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经验，因此，他们对“知识经济”的理解和宣传，也就不能不产生片面和失实之处。这是其理论的第二个缺陷。

比如，许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并且以此作为所谓“跨越”论的基础。确实，托夫勒在1980年出版的那本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对某些国家来说，对它们介绍第三次浪潮的结构，比起叫它们按照传统的办法进行工业化，是不是实际上更容易一些呢？”（朱志焱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1页，下同）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著名的、但也引起了广泛争议的回答：“正在出现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对穷国和富国，开辟了崭新的，也许是解放的可能性。……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第454页）。

但是，如果中国的知识经济论者们仅仅根据这些只言片语，就认为我们可以不经过工业化的第二次浪潮，而一步就“跨越”到知识经济的第三次浪潮中的话，那么，很可能曲解了作者的本意。因为托夫勒在该书中也明确地指出了：“现在被称为‘先进科学’的东西，多数是富国的科学家们为了解决富国的问题而研究出来的。对于穷国遇到的日常问题，他们极少进行过研究”（第439页）。

紧接着，他进行了解释：“在技术高度发达世界出现的理论，不论是偏向资本主义，还是偏向马克思主义，都无法解决‘发展中世界’的问题，也没有一种现成的模式是可以照搬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人幼稚地试图‘发展’一个基本上是第一次浪潮的国家，把极其不协调的第二次浪潮的方式……硬加给它，而没有想到，要使这些东西发挥作用，就得把传统的家庭和婚姻习惯，把宗教和管理机构，统统砸碎，把原来的文化连根铲除”（第440页）。

另外，中国的知识经济论者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15年后托夫勒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不仅没有重新提到“同一起跑线”的观点，反而在“前言”中再次明确重申了各种要素必须同时进行变革的综合论的观点。他的原话为：“第三次浪潮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经济的问题。它涉及到道德、文化、观念，以及体制和政治结构。总之，它意味着人类事物的一场真正变革。正如工业革命摧毁了先前的政治结构，或者使得这种政治结构丧失了意义一样，知识革命——以及它所发动的第三次浪潮的变迁——将对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产生同样的效果”（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根据托夫勒的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现成的模式”不仅不能被发展中国家简单地“照搬”过去，而且，如果后者真的想使前者的“模式”也产生同样效果的话，那么，必须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相应的变革——而这些变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不引起整个社会的剧烈震荡。

换句话说，当我们从国外引进某些先进事物的时候，如果仅仅引进这一事物本身，而不同时引进它所产生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或管理体制的话，那么，这一事物在中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也不可能发挥出它在其原产地发挥出来的作用。但是，当我们试图把这些东西都一一引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某些“坏”东西也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中国。

事实也是如此。比如，现在恐怕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愉快地享受工业经济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口爆炸等各种痛苦；我们在高兴地看到激烈的竞争和严格的管理在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持续增加的“下岗”和失业人员；我们在强烈地感受到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具有的点石成金般的效力和魅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社会秩序的不安、家庭关系的破裂、心理压力的增大等负面影响，等等。

对此，主观上可能每个人都愿意只要“好”的、不要“坏”的，但是，客观上“好”的和“坏”的不仅很难截然分开，而且它们都把对方的存在作为己方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好”的，就得“搭配”上“坏”的；如果我们不想要“坏”的，也就得不到“好”的。

工业经济如此，“知识经济”就会例外吗？尽管笔者无法像国内外的知识经济论者那样描绘出宏伟蓝图，但是，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的便利、新的舒适和新的“好处”的同时，也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新的矛盾、新的不安、新的污染、新的犯罪、新的紧张和新的压力。它绝不可能像中国知识经济论者们猜测的那样，是一个充满阳光、友爱、和谐、平等的“世外桃源”。因此，如果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只是津津乐道于它所带来的难得的“机遇”和诱人的“好”处，同时却不事先说明它可能带来的难解的矛盾和恼人的“坏”处的话，那么，他们的理论就不仅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不诚实的。

3第三个缺陷：“清谈”或“空谈”

由于上述两个缺陷的存在，因此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也就不能不具有第三个缺陷，即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大多属于脱离实际的“清谈”或泛泛而论的“空谈”，没有多少现实可行性。

比如，许多作者都提出，为了发展知识经济，中国必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必须培养高科技人才，必须增加相应的研究经费，等等。这些建议似乎有根有据，为什么说它们是“清谈”或“空谈”呢？

这是因为，他们建议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将来；不是为了解决那些早已存在、现在变得更加严重的各种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将来才可能出现的、而现在还基本上只存于想象中的各种问题；不是为了尽量满足目前人民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的现实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将来提高中国在世界科技“排行榜”的名次、以及争取几个诺贝尔奖金的虚荣心。

当然，现在与将来不可截然分开，而且攻克将来的尖端课题、争取更高的名次和荣誉、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等等，其崇高目标和远大理想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资金有限、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失业增加的“现在”，我们的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优先目标和重点项目，应当是也只能是放在大量的现实问题、与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上面。

比如，据报纸披露的消息，仅去年中国清查出的“豆腐渣”工程总值就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而且桥跨、路断、楼塌、堤溃等重大事故（或隐患）逐年增多，至于大众消费品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对此，我们的主要科技力量和经费应当是首先解决这些“传统产业”的问题，还是应当首先投入到信息、基因等“知识经济”上面？是应当首先在全国各地建设大量的优质的桥梁、道路、楼房、堤坝，还是应当首先建设大批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或“电子一条街”？是应当首先大力发展和普及有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知识和技术，还是应当首先大力发展和宣传有关“知识经济”的知识和技术？是应当首先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还是应当首先培育几个比尔·盖茨式的科技富豪？

对此，最近国内一些严肃的专家学者已经公开表明了与中国知识经济论者不同的意见。比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指出：目前中国应当脚踏实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基础产业，不能盲目片面地追求信息产业。他警告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被这些清谈的作家所蒙蔽和误导”（《现代经济报》1998年12月25日）。

经济学家樊纲则明确指出：经济发展的阶段可以缩短，但是不能跳跃，中国必须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课，而不能“坐在草棚里玩电脑”（《亚太经济时报》1999年1月2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也指出：根据对科技投入、科技产出以及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来计算，美国属于“科技强国”，日英德法属于“科技大国”，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属于“中等科技大国”，而中国、印度、巴西等属于“科技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属于“科技欠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中国乡镇企业报》1999年2月5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更加坦率地指出：“过去数十年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着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而没有在做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结果往往劳而无功，情况没有任何改善”（《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5月21日）。

显然，这些专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的目的，既不是要反对“知识”，也不是要反对“经济”；既不是要反对目前中国可以量力而行地发展一点“知识经济”，也不是要反对将来中国也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他们所反对的，只不过是那种人为“炒做”的、“清谈”或“空谈”色彩浓厚的、脱离目前中国现实和大多数人民迫切需要的所谓“知识经济”罢了。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理论影响，去年在中国也诞生了“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欢迎的新生事物。对于它们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由于中国知识经济学派及其理论产生的时间还很短，因此，也具有一些明显的理论缺陷。如果对其理论缺陷视而不见的话，不仅不利于这一学派的成熟和完善，而且也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的长远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能使这一学派中途夭折或者走上歧途。

笔者相信，只要中国知识经济学派能够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批判性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具体需要，同时开展积极的学术争辩，那么，这一学派不仅会人数越来越多、理论越来越充实，而且必将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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