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工业复员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

报告，可以详细了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工业复员的具体政策和相关工作。隗瀛涛编写的《近代重庆城市史》，描写重庆近代工业的发展，对重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工业状况有一个较为详细的描述，以及从资本构成、近代工业发展程度等方面讨论了工业复员后重庆工业的变化，并且从各个方面分析了重庆工业的特点、成就及战后衰落的原因。韩渝辉的《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简略描写了战时与战后重庆的产业结构、生产水平的情况。还有一些公司史著作，如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刘鸿生企业史料》《吴蕴初企业史料》和《荣家企业史料》等，这些均为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代表企业，他们的公司历史就是对工业复员情况最真实的反映，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一、工业复员在重庆的基本情况

因为国民政府态度的不同，重庆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工业复员的境况迥然不同，呈现出两种复员态势。

（一）重庆国营工业企业的复员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依据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制定了经济发展政策，强调发展国家资本，建设规模宏大的国营工业企业，并且筹划实施《重工业三年计划》和《各兵工厂建设计划》，以改变战前轻工业为主、重工业薄弱的局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实力，将重要的国营企业内迁，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是内迁的主要地区之一。依靠内迁的国营企业，重庆重工业比重迅速增加，得到前所未见的快速发展。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政府左膀右臂的国营企业，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较为有序地完成了复员和调整工作。

国民政府针对军工企业复员制定了《军事委员会兵工厂库整理计划》，提出“对现有各厂，亟应重新统筹调整，务使产品单纯管理集中，以符工业经济之旨”[4]。确定兵工厂复员的原则是将后方的兵工厂整理集中，生产产品重复者留产量大者继续经营，其余迁移合并或者停工，工厂过于分散的尽量将其集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大部分的军工企业迁往了后方，以支持抗战需要，加上国民政府接收的本土兵工企业，重庆共有11家，分别是第1、2、10、20、21、24、25、28、30、50兵工厂和第23工厂重庆分厂。战后在复员计划的指导下，位于重庆的11家兵工厂，第1、第2、第28和第30兵工厂停工;第10兵工厂和第25兵工厂2家被下设为分厂或者被合并;另外的5家兵工厂则接收其他停工或者迁并兵工厂的设备产品，原址继续生产，并且还增设厂房，扩大规模。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还保留有16个兵工厂，其中第10兵工厂、第20兵工厂、第21兵工厂、第24兵工厂、第30兵工厂重庆分厂和第50兵工厂6家位于重庆。相比较于其他工厂零散地分布在昆明、台湾、海南等地，重庆的兵工厂相对集中，并且生产能力没有减弱，依旧是主要的兵工生产基地和兵工生产的重心。

表1是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兵工厂在战后的复员情况：

对于其他的国营工矿企业，经济部专门制定了《后方国营民营工矿业调整计划》：“后方国营工矿业依据需要，分别扩充、整理、改组、合并或迁移”“为奠立分区发展之初基，及供应复员初期所需要之物资起见，后方国营工矿事业皆以择要扩充设备增加生产为原则”[6]。战时国营企业的类型主要包括五种：（1）军工企业;（2）资源委员会属工业;（3）政府银行经营投资的企业;（4）由经济部支配的工厂企业;（5）交通部、粮食部等其他国家部门控制的企业。除军工企业专门制定复员方案外，其余国营工矿企业复员均依照《后方国营民营工矿业调整计划》执行。其中以资源委员会属企业工厂数量最多，根据战后国营工矿业复员计划，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后方工矿事业的处置原则，“一、今后业务有望可以自足者，继续维持，以后不再增资;二、为适应战时需要而设置之事业，战后无以自存者，概行结束”[7]。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重庆地区各国营工矿企业迎来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巴县炼油厂、北碚焦油厂、重庆酒精厂这些规模较小，仅仅是为了满足抗战需要而组建的企业，因为设备简陋，对于今后国家经济贡献价值不高，所以工业复员时，这些企業大都结束生产;资渝钢铁厂、资蜀钢铁厂、电化冶金厂、重庆耐火材料厂四厂也在战后暂行停工保管，等到将来或者需要的时候，再重新开工进行生产;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生产能力较强的企业，则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如化学工业行业的动力油料厂、石油矿业方面的四川油矿探勘处、电力领域的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和万县电厂等。这些实力较强的国营工矿企业得以存续，为重庆工业保留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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