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代法院的神明裁判

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法院存在很多奇葩的裁判方式，其中最让现代人感觉滑稽的大概要数神明裁判。

顾名思义，神明裁判就是把人断不出的案件交给“上帝裁决”。其形式共有四种：热铁审和热水审都是烫伤受控者的手，三日后观察伤口有无溃烂，无溃烂则无罪；冷水审，是把受控者丢进水中，沉下去表示被上帝接纳，是无罪，浮起来的就算有罪；最搞笑的是吞噬审，受控者被要求吞下一盎司的面包或奶酪一块，人们郑重地祈愿，如果有罪，面包就会哽住他喉咙。

陪审制出现后，古老的裁判方式逐渐式微。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公会禁止教士参与神明裁判，这种裁判法才算事实上被废除了——因为没有教士主持，没人会把神明裁判的结果当回事。

官方生育观念的骤变

1949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指出“人民政府明令禁止溺婴堕胎”，并把堕胎与溺婴、卖儿女相提并论，认为是旧社会妇女儿童处境悲惨的证明。1952年，《文汇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一名“为了生活”堕胎的女教师，说她“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竟残害下一代”，且明言堕胎在“新中国是绝对不容许的”。

节育在建国初的话语里也同样不受欢迎，1951年，《新民晚报》发表文章《反节育》，批判日本的节育运动，称生育是“为未来美好的社会远景奠定坚厚的基础”，所以应该对节育“予以否定”。1953年，避孕用具被禁止进口。

1954年底，中央态度转变，又开始“赞成节育”，并于次年3月指示卫生部“宣传避孕”。媒体舆论也随之反转，1957年，《文汇报》更发文称帝国主义鼓励生育是因为资本家“需要产业后备军”，歌颂“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公开讨论宣传避孕”。对堕胎的评价也开始转变，改称为“人工流产”，允许自愿选择，卫生部也宣布“过去限制人工流产的办法有缺点”，“产生很多流弊”。

然而，这个节育宣传时期也没能持续太久。1958年，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号，积极主张生育控制的文章再度迅速从报纸上消失。

编造与慈禧艳遇的英国人

清朝深宫如万重帘幕，叫外人难窥实情，即使是实际掌控中国半世纪的慈禧太后，也很少与西方人会面，让他们只能以猜想、打听为主的形式去了解这位晚清一把手。

然而，在众多西方人中，竟有一位声名并不显赫的英国人拜克豪斯，用两册回忆录详细“回忆”了他与慈禧的多年亲密接触：他在戊戌变法当年来到中国，并在义和团动乱中挽救了600件宝物、25000卷图书。两宫回銮后，他通过大太监李莲英，归还了这些皇家文物，其中就有慈禧喜爱的精致玉雕。看到宝物失而复得的慈禧大为欣喜，亲自接见了拜克豪斯，还赐予爵位。此后，他与慈禧接触渐多，终在荣禄死后与她发生关系——太后虽年过七旬，精力依旧旺盛，甚至在得知拜克豪斯的双性恋身份后，要李莲英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多人游戏。

根据后世历史学家研究，拜克豪斯的回忆录纯属虚妄之谈。然而他与《泰晤士报》记者合著的有关慈禧及晚清史事的专著，却长期被西方引为权威，他的妄想症当然不会限于其回忆录，因此，当拜克豪斯被证明是骗子后，西方知识界一片哗然。

中国人最初如何理解蒸汽机

1793年，英国遣使马戛尔尼到华访问，随行带有一座瓦特的蒸汽机模型，不过他却没有把这座模型送给乾隆皇帝或任何清廷高级官员。结果，中国人真正见识蒸汽机运行，已经是中英开始交战的道光年间了。

当时，中国官员无法理解蒸汽如何用作动力，而误以为推动英国人疾行快船轮子的是火焰。1840年6月，两广总督林则徐向道光皇帝报告英军舰队有三艘“车轮船”，“以火焰激动机轴，驾驶较捷”。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的钦差大臣耆英，受邀到英国蒸汽船的轮机室里参观，亲眼观摩了蒸汽机的运转，仍然只是向皇帝汇报说“大约按运钟表之法，巧借水火之力”，而未能描述真正的机器原理。

然而，1840年代初的广州与澳门已经有中国商人学会了蒸汽机技术。1842年，广州行商潘士荣就捐造了一艘蒸汽船，由于广州官员报告这艘船航行不甚灵便，道光皇帝下令不必继续此项试验。耆英在1845年左右也一度从澳门找了一位美国人来造蒸汽船，可惜这名美国人在1847年死亡，他的造船工作也没能完成。

苏军在旅大禁止公开反蒋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开始了旅大地区近五年的苏军军管时期。

当年10月，在苏军支持下，中共旅大党组织在当地建立了党政警群机构，但受当时形势所限，中共大连市委也不能公开运作。苏军对中共在旅大的活动设定了很多限制。他们针对中共办的报纸派了新闻检查官，凡是庆祝解放军前线胜利或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一律删除。

中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苏军有时也出面干涉，驱散开会的群众，甚至扣押主持会议的人。

苏军的做法惹得中共基层干部普遍不满，有人还抱怨道“以苏为主”实际是“以我为奴”。殊不知苏军的做法是怕中共行动超出《中苏同盟条约》允许的范围，惹来外交麻烦——尤其是同美国。暗地里，苏军不但帮中共落脚，还支持他们在此从事军工生产，装备大量“武警”开赴前线，只不过这些情形不能让普通党员知晓。直到国民党日薄西山的1949年4月，旅大区党委才将莫斯科最初内定的大连市长迟子祥从政权里清除出去，此人在1951年以美蒋特务罪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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