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崩溃制止恶性通胀

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新中国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财经战线上的挑战，其艰险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但是，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打天下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克服经济困难，稳定物价，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周恩来向毛泽东举荐了陈云。在陈云的领导下，中财委成功摧毁了投机资本，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生机，结束了中国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海外学者认为：“陈云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制止了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

“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接收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战争使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一位美联社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说：“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產党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国民党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时的经济问题，逃离大陆前，蒋介石制定了一套企图使中共重蹈国民党覆辙的“经济拖垮”战略。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采取一切手段掠夺和破坏大陆的经济基础。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给全国人民造成约150亿银元的损失。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曾发表一则材料对此进行形象的说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

恶性通货膨胀使纸币信用完全破产，市场动荡，工商凋敝，投机猖獗，人民苦不堪言。

北平和平解放时，市军管会从全市全部银行里，仅发现有几百两黄金、几千元美钞，不够全城百万居民一小时的开销。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国民党军把大工厂里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尽量拆卸运走；全国所有的飞机和华北的全部海轮也劫至台湾。不能拆卸搬走的如发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等，则全部炸毁或破坏。人民政府接管的国家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全国重要港口、码头、车站、铁路、公路等遭损毁程度极其严重。

蒋介石还留下了安置大量“旧人员”的沉重负担。国民党败退大陆，留下了几百万旧政府和军政公职人员，人民政府对这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军队从470万增加到550万，全国公教人员从200万增加到350万，总计有900万人。

在国民党制造“人祸”的同时，“天灾”接踵而来。1949年中国自然灾害频发，一个又一个灾情，使全国城市失业人员一度高达400万，相当于1949年底在业职工人数的一半，农村需要救济的灾民达4000万人。

与此同时，庞大的投机资本蠢蠢欲动。尽管当时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

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刘少奇坦言：“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最大的问题，还是恢复经济，克服困难，医治战争创伤”。

稳住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根除肆虐的投机资本，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稳固和长久。

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陈云回答：安下地盘试一试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一年前，国民党少壮派蒋经国曾经铁拳治沪，他用金圆券换法币，然后用口号和冲锋枪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而结局是惨败。

1949年，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上海的资本家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毛泽东却很有信心地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高岗、陈云电，急盼主持东北财经工作的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北）平”。

周恩来如此急迫地要陈云来北平，是因为需要他主持全国财经工作，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一副经济“烂摊子”。共产党新政权迫切需要一位“红色掌柜”。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将星云集，但财经人才相对缺少。陈云在二三十年代，就受党的指派开办商业机构，为党中央的活动筹集经费，其出色的经营受到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周恩来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道工人阶级出身、却很有经营头脑的年轻人。1944年，陈云开始主持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他的革命生涯从此与财经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到1948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三大战役结束前，陈云就提出：“我们已觉悟到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陈云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和才能深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赏识，自然成了主政财经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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