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月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叶培建

遨游太空，像嫦娥一样地奔月，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梦想；探测太空的航天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在成功掌握了应用卫星、载人航天这两大领域的尖端技术，成为屈指可数的航天大国之后，又开始了深空探测，首先是探测月球的伟大进军。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我的老乡、新四军老战士周忠秀的长子叶培建，就是肩负着探月重任的航天专家。经过周忠秀同志的介绍，我有幸与这位中科院院士、我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进行了两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了解了他神奇而辉煌的人生历程。

来自农村和军营的孩子

叶培建1945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海潮村。他的父亲叶蓬勃、母亲周忠秀，都是新四军的老战士。1946年，人们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泪水未干，又发生了连续3年的国共大战。在这年高粱秸还没有砍掉的深秋季节，叶培建的父母就把这个刚满周岁的宝贝儿子，丢给外婆，南征北战去了。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父母仅在大军渡江前夕，顺道回乡看望过儿子一次。接着又是抗美援朝，父母又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了3年。直到1952年凯旋回国，部队移驻到浙江奉化，父母才把叶培建接到军队干部的子弟学校南京卫岗小学和杭州西湖小学读书。他在7岁以前，一直和外婆一起在农村生活。他至今还记得，在农村主要靠子粥、山芋、芋头度命，在灾荒严重的1950年还吃过观音土。7年多的农村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不怕艰苦的习性。

叶培建在南京卫岗小学和杭州西湖小学的5年，过的是军营般的生活。同学全都是军队干部的子女，比较单纯，对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忠诚。这5年的军营生活，又养成了他办事果断、遵纪守时的作风。

叶培建在杭州西湖小学毕业后，考入杭州第四中学，仍然与父母分居两地。寒暑假回家，还不习惯高声叫妈妈。部队里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周忠秀不是你的妈妈，你父亲同你妈妈离婚了。”为了弥补被战争疏远了的母子之情，当叶蓬勃、周忠秀所在的部队移驻到湖州郊区以后，他们就把叶培建从杭州四中转学到湖州一中读书。叶培建仍需在学校寄宿，但周末可以回家与父母团聚。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回家度周末时，母亲嘘寒问暖、忙着为自己烧可口饭菜的情景。

父亲的嘱托使他决心献身国防事业

叶培建在湖州一中，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59年夏天，他在湖州一中跳了一级，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初中3年的课程，被保送到有名的浙江省立湖州中学读高中。高中的3年，正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全社会物资匮乏，叶培建的学习生活也过得十分艰苦。当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叶培建丢了一次粮票，只能每天喝3顿稀粥，还要边学习、边参加劳动，但是他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都没有放松。入校半年，他就被吸收入团。不久又因为成绩优秀，被推选为班级的学习委员。到1962年在这个全国一流的中学高中毕业时，叶培建因为特别喜欢外语，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外交家，想去报考外语学院。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父亲给他提了一个忠告，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我们因为装备落后，尤其是没有强大的空军，在朝鲜战场只好靠人去拼。他嘱咐叶培建，下决心去读理工科，将来献身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叶培建觉得父亲说得有理，想想诸兵种中，空军最重要，所以在填报大学志愿时，第一、第二志愿填的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

高考结束了，叶培建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到录取通知书。父亲为他着急、叹气。叶培建倒不很着急，因为虽然这一年国家因为经济困难，缩减了高考招生的人数，高考的难度很大，但是觉得自己的几份卷子都考得不错，不会落榜。果然，这一年是浙江省有意把一些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留在浙江，叶培建收到了浙江大学无线电系的录取通知书。他虽然没有如愿地考进北航、南航，却进了档次更高的浙江大学，读各业通用的无线电，也就心满意足了。

经过浙大5年的深造，学到了扎实的基础知识，养成了求是、实干作风的叶培建，于1968年毕业分配时，意外地被分配到当时航天部的529厂（卫星总装厂）当技术员，实现了父子两代人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贡献的宿愿。

父亲的冤死并没有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念

１971年，是叶培建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一年。他敬爱的父亲叶蓬勃，在1964年全国大学解放军时，被从部队挑选到地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担任南京一家大型军工厂的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这场洗劫开始以后，父亲也曾经被当做“走资派”受到冲击；工厂实行三结合时，他又被推选为这个厂的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可是在极为荒唐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竟被诬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关押批斗中被迫害致死。

叶培建开始并没有得到这个噩耗。一天，在郑州工作的三叔来了电报，说母亲要从郑州来北京，要他准时到北京火车站去接。叶培建以为母亲来北京是想看看降生不久的孙子的。他记得妹妹曾说起，父母亲得知儿媳范雨珍怀孕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父亲曾同母亲开玩笑说：“你快要做奶奶了，你做奶奶要像做奶奶的样子啊。”叶培建喜滋滋地赶到车站，一见就发现母亲面色苍黄，形容憔悴，瘦得简直变了形。他忙问：“妈妈，你怎么会瘦成这个样子。”母亲咬咬牙没有说什么。到动物园转乘公共汽车时，母亲要求休息一会儿。叶培建再次问起母亲为什么瘦成这样时，母亲见四下无人，才泣不成声地说：“你爸爸没有了，被人害死了！”

叶培建听到这句话如雷击顶，也忍不住抽泣起来。他问母亲：父亲是怎样死的？母亲说，下命令把他关起来的军代表说他是自杀的，我看了他的遗体，从迹象看是被打死的。叶培建定了定神，劝慰母亲说：“妈妈，爸爸政治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一缸水被搅混了，我相信总有变清的一天。这样混乱的时代不会太长，多则七八年，少则三五年，你要耐心等待。至于生活上，你尽管放心，我和弟弟妹妹就是讨饭也要把你老人家和外婆照顾好。”母亲考虑到正在坐月子的儿媳不能受刺激，要叶培建暂时不要向媳妇透露这个消息。母亲一到家，见了儿媳，抱起小孙子，强笑着说：“培建爸爸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估计很快就会放出来了。”母亲在京期间，晚上偷偷地哭泣，但从来没有在儿媳面前掉过一滴眼泪。叶培建为母亲如此坚强感到钦佩。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死了，自己还能在机密的卫星总装厂工作吗？叶培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父亲的事向党支部书记黎华作了汇报。黎华说：“我姐夫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我知道南京的清查“五·一六”完全是一些支左人员的胡作非为。我非常同情你现在的处境，你可以安心地继续工作。”由于得到黎华书记等人的理解和支持，叶培建在父亲出事以后，在政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歧视，他至今还对黎华等人表示感激，有机会都要登门或捎信问候她们。

父亲被迫害致死后，叶培建立下了一个心愿，一定要为父亲争气。在当时普遍轻视技术工作的氛围下，他依靠理想和信念的支持，继续努力工作，钻研技术业务，并且通过翻译外文资料，了解国外的科技动态，进一步熟悉英语，成为军工系统电学计量领域里比较拔尖的人才。

出国苦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

归国时转回一张入党申请书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恢复高考，一些科研单位开始招收研究生。一心想在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的叶培建，凭自己的知识积累，考取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当时国防科委的领导人，不主张本系统的人到外系统去学习，叶培建又改变志愿，考上了航天部所属502所的研究生。这时，适逢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到南京参加父亲骨灰安葬仪式的叶培建，收到单位的通知，要他去招考出国研究生。他又顺利地被录取了。在出国去向的问题上，他听从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杨家墀院士的意见，暂不去对我国实行严密技术封锁的美国，而是去比较开放的欧洲。组织上初定派叶培建去法国留学。他到广州外语学院突击学习了半年的法语，最终因法方不愿接纳航天方面的研究生，他被转派到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去留学。

瑞士是个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但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教育事业发达，且学风严谨，出过多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叶培建于1980年7月到达瑞士时，瑞士还不承认中国的大学文凭。他通过4个月的努力，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很快就获得了“等资格”的证书，进入纳沙太尔大学理学院微技术研究所做博士研究生，并且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特长，选定了在高科技领域可以通用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模式识别的专业，师从著名的白朗地尼教授。

瑞士有“世界花园”之称。那里的高山白雪、绿树碧水，吸引了全世界的游人。叶培建没有心思去游山玩水，因为他牢记着出国前集中培训时，教育部副部长高沂说的一段话：“我国有几亿青少年，能够读大学的有多少？其中能够由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又有多少？一个公派到瑞士留学的学生，每个月要动用700瑞士法郎的外汇，这又要有多少工人农民在背后扛着你们？”祖国对海外学子的厚望，促使叶培建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瑞士的纳沙太尔市报曾因他的苦学对他作了专访，登了介绍他的文章和照片，说这位年轻的学者，从不去酒吧，也不去看电影，只是偶尔地打打乒乓球，连周末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和做实验。该报记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刻苦学习，他说：国家派我出来学习，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我应该为国家努力学习。

西欧各国的学制不尽相同。在与瑞士相邻的法国，博士分大学博士、科学博士、国家博士几个挡次，而瑞士只有需要攻读5年、相当于法国最高档次的国家博士的科学博士。叶培建用公费苦读了3年，完成了《西文、数字的自动识别》的论文，纳沙太尔大学发给他等同于法国科学博士的证书。叶培建不愿意浅尝辄止，希望利用便利的国际交流条件，在瑞士继续深造。这时，3年的公费学习已经期满，亏得爱才的白朗地尼教授，决定聘请他担任助教，先给他可供继续攻读的工资，他才得以在纳沙太尔大学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了两年，完成了《手写中文在线自动识别》的论文，获得了瑞士科学博士的高学位。

叶培建出国后的第三年，他的在化工部任职的妻子范雨珍，也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瑞士。不少人都认为：小叶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致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叶培建于1985年8月刚刚完成学业，就辞谢了老师的挽留，踏上了归国的道路；与他同时回到祖国的，还有我国驻瑞士大使馆转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问叶培建，这份入党申请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自己早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入不了党。1980年我到瑞士，发现那里的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失，我更加相信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理想错了，而是人们把它看得太简单了，甚至误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我到瑞士的第二年，就向中国大使馆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为当时还没有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我是到回国后的第二年，才入党的。

在计算机和卫星应用领域屡获突破

拒绝高薪引诱坚守重要的科研岗位

叶培建学成归国以后，被分配到中国空间研究院502所的卫星敏感器研究室工作，并且根据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立即投入“火车红外热轴探测系统”的开发。这是为实现铁路运输现代化的一个开创性的科研项目，要求能高效、可靠地预防火车行驶中，由于轴温过高导致轴杆断裂的重大事故。叶培建根据自己掌握的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领域的知识，确定了轴承滚动与滑动的模式区别方法，编制一套可以实际应用的软件，为提高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效率作出了贡献。按照这个设计方案建成的“ＨＢＤＳ－1型第二代车辆热轴探测系统”，获得1989年的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叶培建也于1987年被提升为502所的计算机研究室主任。

信息资源和卫星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是各国卫星研制者的共同追求。1992年，以叶培建为首的课题组，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了“卫星通信双向网系统”的设计方案。这时的叶培建，已经被提拔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的常委，先后被委任为该院计算机应用的副总师、总师，卫星应用技术的负责人了。叶培建对笔者说，过去证券交易所做股票交易，靠红马甲打电话，效率太低，也不公平，用地面电缆传输信息又不大可靠。深圳证券交易所经观察后，决定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采取卫星传输的办法进行交易。我们只花了一年时间，就设计开发出亚洲最大的ＶＳＡＴ系统，即“非常小口径卫星终端”系统，覆盖了全国3000个可以双向传输的网点，实现了我国证券交易的现代化。

这个开拓性的科研项目，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又一次获得了部级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深圳交易所曾经以年薪40万的高价，聘请叶培建去该公司任职。叶培建婉言谢绝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祖洪常对该院的年轻人说：“你们的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百万富翁了。”叶培建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淡然一笑说：“人生的最大值，不在于拿多少钱，而在于干多少事。能够为祖国的富强尽一份力，余愿足矣！”

投入卫星研制的主战场

研制成我国最先进的对地遥感卫星

叶培建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计算机工程总师10年间，开发和改进了卫星设计研制的各种软件，基本建成了卫星与飞船设计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包，健全了卫星与飞船设计制造的计算机网络环境。初步实现了卫星与飞船研制的数字化和管理一体化，推进了星船研制的进程，提高了卫星和飞船的计算机设计水平。由于他表现了很好的科技攻关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1９91年，他在担任了多年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常委、计算机工程总师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助理，并于1９92年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很明显，叶培建已经被列入院领导班子的后备名单。

像叶培建这样的人才，到底应该如何使用，院领导征求叶培建所在支部中的一些老专家的意见。这个支部20多名党员中，有8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认为，叶培建应该用于卫星研制的主战场。当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老院长、两院院士阎桂荣，就调叶培建任我国资源二号卫星的副总设计师一事，征求叶培建意见时，叶培建表示欣然从命。阎院士说，将你从技术基础领域调上卫星研制的主战场，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你现在只能去担任副职。副总师比你原来的行政级别要低一级，你有没有意见？叶培建说：“组织上让我投入卫星研制主战场，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愿意从头学起，当好助手。”由于叶培建基本功扎实，又善于向一切人学习，并且能不怕艰苦到第一线去，他很快胜任了资源二号卫星副总设计师的工作，并于1９95年挑起资源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的重担。他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个实行卫星研制双肩挑的人。

中国资源二号卫星，是传输型的对地观测卫星。这颗卫星的技术起点高，研制难度大。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马兴瑞副总理经理的话来说：在我国已有的同类卫星中，这颗星是最大最重最先进的。它具有最高的分辨率，最大的传输率，最高的姿态精度，最大的储存量。叶培建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不耻下问的精神，很快进了角色，在工程总师阎桂荣的指导下，他与同事们共同度过了充满艰辛、充满创造的岁月。终于打造出了具有多项中国第一的智多星。

2000年9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01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第三天即开始传输图像，发挥作用。2002年10月和2004年11月，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的02星和03星又相继成功发射，形成了三星高照的实用网络。2001年和2003年，以叶培建为总设计师、总指挥和第一完成人的中国资源二号卫星，以其杰出的科技成就，先后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在卫星研制的主战场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2003年，叶培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向笔者回溯资源二号卫星研制的艰难历程时，叶培建深情地说起了自己的许多战友，特别提起为卫星研制高分辨率相机立下大功的乌崇德。乌崇德早就是航天部的劳动模范，接受研制任务时已经年近花甲。为了研制高分辨率的相机，他总是一上班就整个星期不回家了。在做力学试验时，相机两次被震碎了，他每次都是流着眼泪重新投入研制，并且与相关人员改善了震动条件，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他本人，却为研制这种相机累病了，于2005年不幸病逝。叶培建在报上、网上都写了纪念他的文章。2006年清明节，尽管老乌的墓地离城很远，自己工作忙，他还是带领一批战友去给这位老同志扫墓。

叶培建很少谈到他自己，其实，他也为研制资源二号卫星作出了重大牺牲。他的妻子范雨珍是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早就发现有房颤的心脏病。2001年6月，正星研制中国资源二号卫星02星的关键时刻，6月15日，是个星期日，叶培建从外地回来，妻子热情地为他烧饭、炒菜。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吃的是炒豆角、冬瓜丸子汤。吃完晚饭，妻子又忙着为他去切甜瓜。想不到这时妻子突发脑梗，倒地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无效，6月19日就过世了。叶培建把妻子的英年早逝与自己的疏于关心联系起来，痛哭不已。经过短时间的调整，他又忍着中年丧妻的伤痛，投入资源二号02星的研制和探月卫星方案的论证。一年多以后，他的同事中有一位也是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大龄女青年，愿意为他分担丧妻的痛苦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他又有了一个可以停泊休息的港湾。

主持“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研制

把对祖国的忠诚写上太空

深空探测，是探索宇宙奥秘的伟大工程。我国2000年发表的《中国航天》白皮书，已庄严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已将深空探测列入21世纪初的发展目标。并且决定：我国的深空探测将从发射探月卫星开始。

经过多方论证，确定我国的探月卫星，采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主提出的方案。这个由叶培建为技术负责人制定的方案，其卫星的平台部分，将继承“东方红三号”、“中国资源二号”等卫星已有的成熟技术；对轨道、ＧＮＣ、热控、能源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在定向天线、紫外敏感器、有效载荷等方面进行新的研制，并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测控、发射场基础，在全国大协作下，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射我国的第一颗环月探测卫星。由于这个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也由于叶培建在领导研制“中国资源二号”卫星系列中所表现的能力，他被任命为我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研制和发射环月探测卫星，只是深空探测的第一步；但是跨出这一步，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因为要跨出这一步，就必须突破轨道设计、测控和数据传输、导航与控制、热控与能源技术等许多方面的技术难关。

叶培建用通俗的语言向笔者解释说：

月球虽然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但离地面的平均距离也有38万公里。目前我国所发射的卫星，离地面最远的是7万公里。这38万公里怎么走，走不到不行，走过了头不行，撞上去也不行。因此除发射卫星的火箭要加大推力以外，卫星的轨道设计和控制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为探月卫星设计的飞行程序是：卫星和运载火箭分离后，将围绕地球飞行几天，经调相和逐步加速，最后选择最佳奔月处，转入地——月轨道飞向月球。这中间需要进行几次轨道中途修正；飞到月球附近时，需要对卫星进行制动，使卫星进入环月轨道，然后逐步降低轨道，最终实现在距月球200公里的工作轨道上运行，进行科学探测活动。要卫星在几十万公里之外听我们指挥，这当然很难。

第二个难点是如何通信联络。过去发射的对地观察的卫星，是两体定向，即为卫星提供动力的太阳帆板对太阳定向；观察设备和测控通信对地球定向。而环月的探测卫星是三体定向：太阳帆板对着太阳，观察设备对着月球，测控和通信设备对着地球。问题远比过去复杂。

第三个难点是测控问题。因为距离达38万公里，而我国目前的测控条件有限，卫星的天线和接收信号的地面站该如何设计，也是一个难点。

第四个问题更复杂。由于卫星绕着月球转，月球绕着地球转，地球又带着月球和月球旁边的卫星绕着太阳转，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得绕月卫星的冷热变化非常之大，而我们只能给卫星第一件“衣服”，不能更换穿脱。这件“衣服”要做到既能抗深冷，也能抗高热。

这些技术难题，同时间紧也有点关系。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允许我们慢慢摸索，难度会小一点。

同某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个难处：他们发射新型号的卫星，总要先发射试验卫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要求卫星首发必成，一次成功。所以我们的各种试验，只能在发射以前在地面上进行，要求就特别严格，特别认真。

令人欣慰的是：“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工程，自从2004年2月正式立项，2004年4月评审通过设计方案以后，经过两年多的研制，已经突破了所有的技术难关，从初样阶段，转入正样研制，即进行最后升空飞行星的研制，并于2006年底完成电测、力学试验、热试验等各种测试，在进行整星可靠性增片试验，待命出厂。

叶培建把出产品和出人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提拔使用年轻的干部；通过“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研制，一批生气勃勃的航天技术骨干已经成长起来。叶培建自豪地告诉笔者：他的两个主要助手，“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副总设计师和副总指挥，都是年方32岁的年轻人。还有一批更年轻的中层骨干，活跃在研制卫星的各个岗位上。

我问叶培建：你在领导研制“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其他行业借鉴的体会？叶培建说：我们搞航天的，和其他行业不一样。你想吃好的馒头，就是要从种麦子抓起。要保证卫星的高质量，就必须从源头抓起，即从原器件、从设计抓起。至于那些关键设备，那些新工艺，更必须从设计、制造到试验，采取一丝不苟的态度。做每件事，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里，只有“行与不行”，没有什么“差不多”。在大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以后，关键在于细节。我给每个主任设计师都送了一本书：《细节决定成败》。我常对大家说，你们烹制一条红烧鱼，可能不会忘记买酱油，买糖，但是可能忘记买葱。我们脑子里存在的问题，可能都想到了，但是不是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呢？我认为可怕的就在这里。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叶培建在卫星研制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捕风捉影查问题，严格认真抓细节。他认为：在政治上不能搞捕风捉影，这方面我们吃的苦头太大了；但是，在技术上，特别是在技术质量上，必须有捕风捉影的要求，有敢于捕风捉影的精神。有人在一项产品做出来以后，生怕查出问题，怕影响成绩，怕受批评。我们就提出：主动查出问题是立功，不但不会受到批评，还要受到表扬和奖励。

他讲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探月卫星的发动机安装有方向性。发动机装好以后，卫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陈向东提出一个疑问：由于发动机涉及的单位多，发动机的方向性有没有装错的地方？经过认真复查，发现由于设计单位和总装单位对坐标系的理解不一样，果然把方向装反了。如果不查出这个问题，卫星上天后就会越走越偏。这件事使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叶培建为鼓励这样的捕风捉影，不仅对陈向东多次进行表场，还给予了物质奖励。

按照预定的计划，我国的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将于2007年上半年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这充满期待的时刻，叶培建一再希望公众对航天事业的艰苦性和风险性有足够的了解。他说全世界为进行深空探测，发射航天器200多次，其中对月球发射100多次，成功率约50％。我国卫星发射的成功率比较高，我们在研制探月卫星的过程中，下了一次成功的决心，做了万无一失的努力，但也要有“万有一失”的精神准备。不能成功了就一片赞扬，受挫折了就一片责怪。歌颂成功，体谅失败，胜不骄，败不馁，这样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叶培建已经用他的大半生，表现了他对祖国的忠诚。我相信，敢于讲真话、善于闯难关的叶培建，在举国关注之下，一定能够同他的伙伴们一起，把寄托了中国人千年梦想的“嫦娥一号”探月卫星，顺利地送上环月轨道，把对祖国的忠诚，写入太空，写上九天！

责任编辑谢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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