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化与警察化的交汇

地位竞升的两种通道

把“文革”看成非理性的变态狂，一个大疯子领着几亿小疯子胡闹，是一种最为懒惰的解释。解释者把历史变成一堆精神病案例，可毫不费力地打发一切，却不会给读者增加任何智慧。

这些人似乎理解利益：比如能理解奸商的掺杂使假，理解传销团体的口号震天，理解毒贩子的铤而走险，理解豪门内争夺遗产的阴谋与暗杀，理解期货市场里红脖子们的捶胸顿足，理解那些举着输液吊瓶也要上阵血拼的赌徒，理解因为父亲驾驶的皮卡不够气派于是假装不识扬长而去的时尚女儿……却不能理解“文革”。道理很简单：他们觉得逐利很正常，利益最大化是人之常情，哪怕有些人做得出格，也属于常人的一时迷糊——但“文革”不是这样。

他们似乎也理解信仰：比如能理解教门里的斋戒和苦行，理解功德心之下不惜倾家荡产的周穷恤匮，理解信众们的香火钱或“赎罪券”，理解卫道护法的大军征讨，理解教派冲突时的自焚殉教和人肉炸弹，理解一个和尚不慎踩死甲虫后的长跪自罚，理解西藏高原上满心崇敬三步一匍的千里长拜……却不能理解“文革”。道理也很简单：他们觉得灵修和拜神很正常，神学是对世俗生存的救赎，如果有些人行止过于极端，也属于常人的偶然出轨——但“文革”不是这样。

在他们的心目中，“文革”中大多数纷乱既与利益无关（不涉及工资和利润），也与信仰无关（有拆庙毁寺的宗教之难），因此只可能是一堆精神病案例，超出了常识理解的边界。

见过傻的，哪见过那样傻的？

他们恰恰忘了，攀比与竞争是人性基本面之一。当人们的利益被一种平等分配体制锁定，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财产私有制取消后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夸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场了，或说开始凸显——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不过是新的面包，隐秘的利润和股权，同样能引起斤斤计较。当唯物主义者们挟“上帝死了”的时代大势，在高歌猛进的科学潮流下唾弃宗教，那也不过是关闭另一扇求富之门——天堂，地狱、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之类，作为宗教所许诺的彼岸奖罚，相当于面包的期权，亡灵的保险受益资格。事情到了这一步，当生前与死后的利益都不容异动，那么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换句话说，唯政治荣誉、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权力构成市场流动性，势必被公众趋之若鹜。天下熙熙，皆为政治来；天下攘攘，皆为政治往。“文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难以理解？

如果说逐利，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逐利。

如果说利益最大化，这当然是一种非物态的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权益可兑换成实惠前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理由采取双重标准，把这一些再寻常和再务实不过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疯子？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逐利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惊小怪，然后对自己的逐利业绩倒是津津乐道？

这事其实早已不算新鲜。法国学者鲍德利亚已敏感到非物态的利益。比如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中，他认为所谓“现代”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霸权上升为特征的生产时代，而所谓“后现代”则是一个由符号、代码和模型控制的模拟时代。在后一种处境里，消费实际上已经超出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物品”、“符号化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消费”（1）。另一个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没走得这么远，仍对物质和经济保持足够重视，不曾把马克思学说讥为“蒸汽机时代”的“拜物教”（鲍德利亚语），但也对“文化权力”和“符号资本”备加关切（2）。他们的思想焦点从物质移向精神，从实体移向符号，从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从使用价值移向意义价值。这当然较容易解释当下的媒体社会，解释名牌汽车、名牌衬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饼一类现象，解释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不要最好的，偏要最贵的”。家住你隔壁的那哥们，花一千元买下一盒月饼，较之于二十元一盒的月饼，吃起来差不多，似乎买得很亏，但他大举砸钱买下一堆精美包装所带来的体面感、愉悦感、阶层认同感等，可能“比现实更现实”（鲍德利亚语），比利益更像利益——据说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新法则，被传统学界忽略。

非物态利益并非后现代专利，与经济发达和物质剩余并不构成唯一关联。在物质短缺的年月，鲁迅小说中的阿Q与王胡早就开始计较面子，计较一个咬虱子的响亮度，为此一决高下大打出手。肥大虱子所引起的荣耀之争，一场穷光蛋之间展开的心理侵占和精神屠杀，在这里也是“比现实更现实”。在利益冻结的时代，因种种特定条件，“文革”也可以成为一个符号的大产地、大卖场、大股市——别无选择的民众心理需求悉数汇集于此，犹如过量的现金流入市，推动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啸的追涨杀跌，使各种政治符号的价位不断飙升。这些符号若虚若实，不像物质财富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算计，让经济学家们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积分，但它们构成了当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样是可以占有的、流转的、储备的、剥夺的、对冲的、炒作的、分配的、垄断的、继承的、价位波动的……一个人只要稍有想象力，几乎可把经济学的全部用语抡上来，用于这个符号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得出权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当隐喻。

这些甚至不是隐喻，不过是实说，只是我们的一条舌头被语言旧习切削，在经济用语之外显得词汇太少。

一条红领巾就是这样的符号。

当年有的小学生为了得到它，不仅抢先擦黑板和擦窗台，放学途中还眼珠贼溜溜地转，太想捡到一个硬币甚至一个钱包，去交给老师以示自己高尚无私——我就有过这样的勾当。

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去老师那里揭发同伴的劣迹，包括偷摘桃子、街头打架、往女同学的抽屉里撒尿，一心竖立坚持原则爱憎分明的自我形象——我的一位发小就是这样成功的。

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在防空演习中拽住一个小同学，硬要对方趴下，见对方不配合，便一脚将其踢翻在地，自己再重重地压上去，压出了身板下一阵哇哇大哭——他觉得电影中的英雄掩护战友就是这动作，自己万万不可放过勇敢一下的机会。

还有的孩子为了得到它，常去公园、广场、街头巷尾侦察巡逻，看一些形迹可疑的男女是否在偷偷拍照，是否在提包里暗藏了发报机——他们觉得来自台湾和美国的特务一定鬼鬼祟祟，一定长得歪瓜裂枣，时不时向同伙打暗号，一定逃不脱自己的火眼金睛。他必须为革命一鸣惊人，让老师和同学们从此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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