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空军轰炸“重庆号”巡洋舰始末

“重庆号”（也写作“重庆”号）巡洋舰，原名“阿罗拉”号，是英国“阿瑞图萨”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为抵偿香港英国当局代为保管中丢失了的中国6艘港湾巡逻艇，将其移交国民党政府。经近3个月的航行回国停泊上海，准备参加内战。由于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这艘巡洋舰被国民政府命名为“重庆号”。当时，“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国民党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在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自指挥下，用舰炮从葫芦岛向解放军占领的塔山、高桥阵地猛烈轰击，“重庆号”被推上内战的第一线。国民党政府将此舰当成阻止解放军南下渡江作战的江上武器库，国民党军政要员登舰参观，蒋介石还在舰上召开东北战区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然而，就是这样一艘金钱难买的大型巡洋舰，国民党政府缘何要将它炸沉呢？

“重庆号”官兵毅然起义

“重庆号”舰体长117米，4台帕森斯透平主机分装在两个机舱内，每台功率16000马力，共64000马力。满负荷最高航速31节。4座Admiralty三鼓式燃油蒸汽锅炉，分装于两个锅炉舱中。螺旋桨的直径为2.95米。辅机系统有狄塞尔内燃机直流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各2台，总发电量1000千瓦时（一说900千瓦时）。满载燃油1250—1325吨，续航力4000海里。标准排水量5220—5270吨，满载排水量6665—6715吨，中国方面一些资料后来记录的“重庆号”满载排水量为7200吨。舰上服役的近600名官兵，都是1946年初冬前，抱着建设中国强大海军志愿，前往英国受训两年后于1948年8月随舰归来的。

“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两次赴英留学，是一个正直爱国的老海军军官。奉命担任中国赴英国接舰学兵总队一大队长，负责训练招考入伍的青年学生。随后，邓兆祥作为“重庆号”巡洋舰舰长，率领数百名官兵从英国回到上海吴淞口。满怀报国之志的邓兆祥，进入国门看到的却是上海外滩高楼上飘扬着美国星条旗和英国米字旗，外国舰船在黄浦江面横冲直闯，而中国的“重庆号”舰只能在偏远的高昌庙停泊。原来，“重庆号”舰回国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把它作为一张“王牌”准备投入了内战，就让它暂停避风处，避免与外国洋人惹事生非。

但随着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全面崩溃，“重庆号”舰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舰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开始秘密串联准备起义。1949年2月25日1时30分，舰上27名士兵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发动了起义。在此之前，下层官兵担心会遭舰长邓兆祥阻拦，没把起义计划告诉他。原来，邓兆祥早就想策动士兵发动起义，就担心条件不成熟坏了大事。如今见士兵率先发动起义，这真是不谋而合，于是他也毅然参加起义并亲自指挥航行北上，“重庆号”安全驶达烟台港。

“重庆号”起义震惊中外，国民党海军官兵相继起义，起义舰、艇74艘，起义、投诚官兵3400多人。其中，对起义有重大贡献人员（指发起、组织领导或参加领导起义）145人（不含地下党员）。他们分别是：1949年2月12日，王子良、鞠庆珍、孙露山、刘增厚、张杰、袁丽峰、刘彦纯等人策动了国民党海军“黄安”号军舰在青岛起义。这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艘起义的军舰。加入人民海军后，该舰改名“沈阳”号。1949年2月14日，事隔“黄安”号起义仅两天，李云修、王文礼、万成歧发动“201号”辅助扫雷艇在长山岛起义。1949年3月27日，“灵甫”号驱逐舰从上海开往广州途中，舰上部分官兵欲效仿“重庆”号起义，由于尾随的英国驱逐舰监视而未能实施，73名官兵在香港弃舰后投奔解放区，1949年4月15日，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乘轮船招商局“中-102”号登陆舰奉命开往福州途中，上校团长刘农畯（中共地下党员）率领2500多名官兵起义。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林遵（林则徐侄孙）等18人，率领“惠安”号、“吉安”号护航驱逐舰，“永绥”号、“楚同”号、“太原”号、“安东”号、“江犀”号炮舰，“联光”号、“美盛”号登陆舰，第一机动艇队10艘登陆艇、1艘快艇，第五巡防艇队10艘炮艇，共30艘舰艇、1271名官兵在笆斗山江面起义，成为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支起义部队。同一天，苏子庆、杨岳、彭楚材、彭西航、程健培等人，在镇江江面发动第三机动艇队起义，23艘艇只、300多名起义官兵参加了解放军。1949年5月24日，张慎平、胡营、曹学海等人发动汉口巡防处第五艇在岳阳潮面起义。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军舰上李春官、陈仁珊、程钟铭、林立坤、林寿安等43名爱国士兵组成的“解放长治士兵委员会”，在吴淞口外发动起义，击毙包括舰长胡敬瑞、副舰长孔祥栋在内的5名军官、6名士兵，将“长治”号开往上海港。后因国民党空军多次轰炸的压力，该舰自沉于南京燕子江中。1949年12月，张爱萍亲临现场指挥将“长治”号重新打捞出水，交上海江南造船厂修复。1950年6月，“长治”号编入解放军东海舰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艘旗舰，并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南昌”号。

1949年10月22日，李皋、杜克连、杜枝林等人发动舞风号艇、38号艇、40号艇在江门江面起义。1949年10月26日，李振华、曲振华、杨成德、刘景龙等发动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防艇队指挥舰“联荣”号运输舰在澳门海面起义。1949年10月29日，“永明”号扫雷舰在香港修理其间，舰上31名官兵脱离舰艇经深圳投诚解放军。1949年11月9日，黄维洪、杨朝顺发动“光国”号艇在南澳海面起义。1949年11月29日，王内修、梁子绮、丁永才、郑敏春、林立明、杨元礼、聂锡禹、严志馨、李子雷、殷秀坤等发动海军江防舰队所属“永安”号、“郝穴”号两舰在四川忠县江面起义。1949年11月30日，国民党海军江防舰队司令叶裕和少将、参谋长兼旗舰“民权”舰程法侃上校率领江防舰队“民权”号、“常德”号、“英山”号、“英德”号、“永平”号五艘军舰在重庆起义。1949年12月7日，江淦三、向全德发动“同心”号军舰在云阳江面起义。从这些国民党官兵的起义过程中，每次间隔时间都没超过20天。

194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以及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将领林遵等人。毛泽东说：“你们起义的原海军人员有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同志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毛泽东还说：“我们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来的。中国屡次吃亏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强大的海军，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邓兆祥应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委托周恩来专门接见了邓兆祥、林遵等4名海军起义将领。周恩来仔细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再三征求他们对人民海军建设的意见。邓兆祥说，人民海军建设需要人才，旧海军中有许多人有爱国思想，懂专业技术，应该请他们出山，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过问和关心，许多旧海军的高级成员都投入到人民海军建设的行列，且大部分配在重要的工作岗位，有的还担任了重要职务。

邓兆祥永远忘不了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那些日子。记得有一天，工作人员告诉他和林遵，朱德同志要请他们到中南海做客。不一会儿，一辆轿车来到他们下榻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的前身），接送他们的这辆轿车是聂荣臻特地派出的专车。更为突然的是，到了中南海他们才知道，朱德专门为他们准备了宴会。酒席上，邓兆祥敬仰已久的朱德总司令频频举杯敬酒，感谢他们为人民海军做贡献。初创的人民海军急需人才，邓兆祥全身心投入海军院校建设，担任了安东海军学校第一任校长，后又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快艇学校，并出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和教员一起编教材，做教具，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由快艇学校第一批毕业生组成的人民海军第一支快艇部队，屡立战功，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人民海军少将军衔。

蒋介石急令空军轰炸“重庆号”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之初，国民党当局不敢向蒋介石汇报。最初数日，海军方面不断呼叫“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劝其返回上海，但是，邓兆祥始终不予理会，继续朝北疾驶。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方知情况不妙，这才决定向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报告坏消息。

蒋介石知悉“重庆号”叛逃北去，极为震怒大骂：“娘希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老子炸沉。”蒋介石对“重庆号”起义发这样大的火，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到1949年3月初，蒋介石手上可打的牌已经越来越少，在这节骨眼上，海军王牌“重庆号”又在解放军陈兵江北之际趁隙逃跑，使得蒋介石力图阻止解放军渡江的计划雪上加霜。其二，“重庆号”除了硬件设施和吃水吨位上，属于国民党海军王牌中的王牌，该舰起义时，船上载有大批物资、财宝、金条、银元。金银物资，原本是要作为海军撤退台湾后的经费。还有原存于南京国防部的海军与军方重要档案文件，被蒋介石视为“命根子”。如今，“重庆号”竟然落到中共手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有来一个玉石俱焚。1949年3月2日，蒋介石通过长途电话，向南京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下达死命令，一定要把“重庆号”炸沉。王叔铭为人倔强奸险，火气大，善于耍手腕，加上又贪财好色，外号人称“王老虎”，终身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后，1952年接替周至柔任“空军司令”，1959年1月晋升“空军一级上将”，是晋升“空军一级上将”第一人。

3月2日晚上，蒋介石向王叔铭下达炸毁“重庆”号的死命令之后，3月3日清晨，国民党从台湾新竹基地派遣第八轰炸大队B-24M型轰炸机4架，飞到“重庆号”上空，但不敢下降高度挨近“重庆号”投弹，只有在高空胡乱投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脱离战场。第一批B-4M轰炸机没有完成任务，又接连派机在海上搜索了两三天，依旧是大海捞针，毫无所获。而王叔铭见蒋介石催逼日紧，急如热锅蚂蚁，赶紧到奉化溪口去向蒋介石负荆请罪。

蒋介石闷在溪口乡间度日如年，成天接获前线不利战报，早已想找个发泄怒气的对象，见到王叔铭，也不想听他分辩理由，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狗血淋头一顿痛骂。王叔铭被蒋介石一顿臭骂之后兜着一肚子气，随后与国民党空军第二军司令陈嘉尚和参谋官陈钟琇等人举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初步判断，经过第一次惊扰，“重庆号”可能躲进了山东半岛附近的某个港湾内，最好能在山东境内派侦察机，一旦侦悉“重庆号”的确切位置，就可以立即展开轰炸行动。

1949年初，山东全境多数地区已经解放，惟一还掌握在国民党军手里的机场，便是青岛近郊的“沧口机场”。在那里，王叔铭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潜心策动轰炸“重庆号”的任务。到青岛后，王叔铭先从台湾调来一个分队4架P-38侦察机。等这4架飞机派上用场，才发觉P-38滞空时间不够长，又从台湾调来12架C-47运输机，紧接着又调来18架B-24M重轰炸机。

3月17日，王叔铭派出P-38和C-47，以青岛为中心点，往外海作扇形辐射式延伸搜索。当天下午，在烟台东方60里处，发现“重庆号”朝北方快速行驶，马上派出9架B-24M，分成三批轮番对“重庆号”进行俯冲投弹，发动攻击时已接近黄昏时分，能见度不佳，9架飞机一路投弹追赶，炸弹全部被怒海吞没，“重庆号”毫发未伤。直到3月18日清晨，国民党空军才再次发现了“重庆号”未损，又出动轰炸机向“重庆”号疯狂投弹。战斗中，“重庆号”有6名战士光荣捐躯，成为人民海军最早的一批烈士。“重庆号”中弹后，舰长邓兆祥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带领全体人员撤离主动沉舰。蒋介石在1949年3月19日的日记《一周反省录》条目写下这么一段话：“重庆号军舰叛逃至葫芦岛，终为我空军发现，于两日内炸中三弹，已不能行驶。又闻有一艘黄安舰叛逃，亦被我空军炸毁于连云港内……”

“重庆号”舰善后打捞

1950年2月，国家成立“重庆号”舰打捞委员会，配合苏联特遣小组开展工作。经过周密准备，打捞工程于1951年4月28日正式开始。5月16日，“重庆号”舰打捞出水。5月19日，该舰被拖至大连船渠工厂（今大连造船厂），23日，船厂总厂长葛夫利洛夫（苏联人）、副厂长程辛、海军修造部长林真以及朱军、邓兆祥等9人组成的委员会签署了“坞内检查议定书”。初步检查表明，舰体合格；1部透平机齿轮联动机（共4部）已损伤；锅炉显见无损伤；电气设备、全部仪器、光学器材、通讯器材已不适用；主炮部分可修；高射炮需要更换。显然，沉没两年之后，要恢复“重庆号”舰的战斗力并使其现代化，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系统工程。

6月1日，在大连休养的周恩来总理来厂视察，指示要恢复巡洋舰的战斗力，准备解放台湾。15日，周恩来致电苏联政府，请其派遣一个专家组来华，对“重庆号”舰作进一步检查并提出修复报告。10月，以普斯柴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到达大连，对“重庆号”舰进行第一次勘验，提出《关于修复“重庆号”的报告》，认定该舰可以修复，如果完成了所需修复工程，“重庆号”舰不算是最新式的巡洋舰，但也不是落后的，如果配合其他现代驱逐舰行动，肯定可以执行现代巡洋舰的使命。报告认为，修复工作约需3年时间，国外定货约需5000万卢布，国内修理费约需1800亿元（旧币）。

1953年9月，海军向中央报告，根据两年来对“重庆号”舰进行保养、检验工作的情况，证明1951年对该舰进行勘验的结论是正确的。主要包括：舰壳和各种管系，各舱室设备，除所需钢材需向国外定货外，国内可以担任彻底修复任务；机械方面虽腐蚀严重，但在苏联帮助下，定制部分主要机件及特殊钢材（如减速齿轮、尾轴、透平叶片材料等），利用国内工厂条件，亦可修复接近原有性能；后主炮复修困难业已解决，在苏联库存英美物资中尚有同型火炮和弹药，可以配给该舰。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将其恢复成战斗巡洋舰，而不是曾有人提议的训练舰。

10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对海军的报告批示：请李富春批示交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办理，苏联专家组即将来华研究修复计划，明年度将实施设计及准备修复计划，订货及修理用款将在1955年开始支付。12月至次年春天，以米哈依洛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来华，再次对“重庆号”舰的修复作调查勘验。在分析研究了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后，苏联列宁格勒设计局认为，全部修复“重庆号”原有武器装置是困难的。最好的方案是利用现有舰体进行全部改装。初步方案是：安装2部透平机，航速30节，4座双联装130mm主炮，8座57mm双联装高平两用炮，采用现代化的通讯、航海及枪炮指挥仪，改装经费约2亿卢布，时间约4—5年。据此结论，海军在1954年11月向总参提出“重庆号”暂不修复的报告。年底，中央军委批复“重庆号”舰暂缓修复，将舰体进行保养，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本国工业有了一定基础时，再进行修复工作。

1957年4月，海军向总参和中央军委建议，将“重庆号”报废处理。理由是目前保养该舰需36人，每年需15万元保养费，长此以往是很大的浪费。在今后发生原子战争及我国战略上积极防御的方针下，单靠一艘巡洋舰很难发挥其作用。尤其需要足够的驱逐舰和航空兵掩护，否则不能完成任何作战任务。同时，修复该舰约需1亿元，若以此经费造舰，可以建成8艘潜艇或50艘鱼雷艇，其作用远远超过一艘巡洋舰。如不打算修复该舰，其舰体则无保存的必要，可将海军适用的钢板和某些管子拆下来作为修船的材料，其余部分移交国家处理。5月7日，因“重庆号”技术性能不合时代要求以及技术状态损坏严重，总参批准不再修复作为军舰使用，其舰体如能改修为商船即拨交交通部，否则即作报废处理。海军对“重庆号”的物资进行了两次处理。其中2部主机以32万元处理给浙江省电力厅驻沪办事处；4台锅炉以7.2万元的总价，分别处理给天津供销合作社、湖北省商业厅生产资料经营管理处和河南省某工业厅。火炮交给军事院校作教具。

1959年10月27日，海军将“重庆号”舰体无偿调拨给交通部上海海运局代管的航务工程总局打捞工程局（简称上海打捞局），打捞局用拖轮将其拉回上海。1960年，上海打捞局拟将上年6月从原江阴封锁线中打捞起来的“海容”号巡洋舰主机设备修复后装入“重庆号”并加装必要的救护打捞设备，成为一艘海洋打捞救护工作船。估计改装费用300万元。后因中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原因，改装工程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1964年，天津641工程指挥部成立（今渤海石油公司），“重庆号”舰体调拨给该指挥部作为海上住宿生活船。后来，舰体被拆解作废钢处理。火炮、仪器、雷达部分作为海军学校的教具，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作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海上钻油平台的宿舍船并改名为“北京”。这艘驰名中外的战舰从此瓦解并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仅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还保留着它的“重庆号”舰名铜牌和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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