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视野下的历史解读

思想意识和价值评价。中国有记载历史的传统，而历史的记录方式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叙说模式。虽然在历史阐释过程中，双方不约而同地会被某种主流意识形态融合，但在某种程度上，解读语言、叙事方式、史料选摘等总存在不同的特点。这里，我们可以把官方喻为精英阶层，把民间喻为大众阶层，因此，这实际上是精英与大众对历史解读的两种方法论。

近代以来，尤其是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历史的解读发生了巨大改变。对于历史的关注度比以往更大，不断兴起的“三国热”、“国学热”等都是媒介力量推动的结果。同时，曾经的主流精英化历史解读方式开始趋向大众化，甚至历史意义的解读也做了重大调整，这些变化都与媒介的渗透分不开。可以说，是传播媒介把历史的解读推向了大众。

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1]媒介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塑造着社会的物质精神世界，不同时期所对应的传播媒介构造了不同的时空倾向和文化形态。那么，作为文化形态之一部分的历史相应地聚合在传媒的影响下，成为传媒聚合物中的一个单子。

一、媒介对历史的解读方式

1、新闻报道

历史一般不具新闻报道价值，但如果历史进程中缺失而如今补遗的重大信息，则必会呈现其新闻价值，尤其当前随着历史热潮的涌现，对于历史类新闻的报道相应地增多。比如电视台对于新近考古发现的现场报道，通过直播形式，面向广大观众播出。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一般以对历史解密作为报道技巧，这恰是近年来历史解读的一种常见方式。

2、记录片

该方式带有强烈的叙事性，把视听语言统一在历史解读的架构下，用影像的手段传达历史的隐喻。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探索发现，每期都推出一个或者每几期推出一系列历史话题。记录片把历史图景化，通过剪接镜头，组织历史化的语言模式，融会成叙事清晰的历史脉络。甚至会以演绎的方式来组合故事，并会用专业演员，进行了历史场景再现，在追溯既往中把历史纳入了逼真的设定。

3、历史讲座

这是当前最热门的解读方式，尤其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首，借助电视的传播平台，由相关专家对历史进行叙事化的解读。由于其受众群体定位是初中文化，所以讲座的内容强调故事性，其对历史的解析则必定会去学术化、精英化，尽量以接近大众素质的语言构建历史的讲述过程。

4、网络历史新解

网络作为第四种媒介的兴起，其先天具有的超越界限、共享信息等优点使普通人得以轻松接触媒介，打破了传统媒介对信息的权威性控制，正因为如此，一些民间的历史爱好者才得到机会在网络上发表历史见解，把存在于民间的历史解读声音放大在公众面前。这些历史解读一般都具有浓烈的民间化色彩，语言模式趋于通俗，问题角度也别出一格。一些历史爱好者借助网络的力量纷纷出名，成为新的历史解构者。

5、影视剧

严格意义上讲，影视剧并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但其以另类化的方式表达对历史意义的解读，而且如今的历史类影视剧在中国的影视制作中成为重要角色。一般情况，把历史剧分成两种，一为正剧，即紧贴历史研究，详细描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体现历史的精神内涵;一种则为戏说剧，即仅仅以历史时代为背景，描述子虚乌有的传说。实际上，这两种形式都是借着历史的外衣表达今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二、媒介在叙说历史中的“去历史化”

1、大众视野的历史新阐释

近来媒介对历史的阐释呈现出繁荣景象，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历史讲座后。相应地，阎崇年、纪连海、易中天、于丹等都成为了传媒名人，他们依凭传媒平台在把历史演绎成热点之时，自身也成了热点，成为了罗兰.巴特认为的现代意义上的“神话”。再比如当前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尽管相关史实阙如，收益却节节高升，学术界或有诸多指摘，大众却甘愿为这几乎与历史真相无关的作品买单。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解读方式传播了有害的思想，与历史事实毫无关联。当然，这种质疑毋宁说是代表精英的历史解读与代表传媒的大众化历史解读的角力。

传媒的历史解读是一场去学术化的过程，原有的艰深的学院化历史研究透过媒体的大众化视线被赋予了戏剧化色彩，成为现代传媒创作的大众文化的符号化体系，该体系包括历史解读、解读者、接受解读者、传媒平台等符码，共同组合成一种创造的神话效应，在此可用罗兰.巴特的符号理论来解析传媒的历史解读。

符号体系以三度空间组合成意义整体，符号的所指和能指在不断的指向下，形成一系列新的逻辑涵义，我们把历史事实作为最早的所指对象，类推出如下意义：

在第一层的意义上，原初意义的历史在重述中实际作为被解读的历史，形成了第二层面上的新符号——传媒解读。

在第二层的意义上，传媒对历史的解读，折射出的是历史解读方式的大众化。普遍来说，传媒的历史解读都趋于通俗化，以能更广泛地流传，这些恰是大众文化的特点，于是便形成了第三层面的符号即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

通过双层的引申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下的历史解读是一场传媒引导的文化工业生产，代表着流行化和大众化，所以传媒的大众化解读方式与传统的精英解读方式必然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一旦通过传媒放大，无形中使历史背后的阐释者带有了更多的隐喻，比如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比如“传统文化的破坏者”。

历史解读造就了新的神话符号，而“神话并非凭其讯息的客体来定义，而是以它说出这个讯息的方式来定义的”，[2]那么，造成历史解读神话的因子是传媒制作解读节目的方式，是传媒具有的力量扩展了历史解读的力量。

2、传媒解读消解了历史的精神定位

当下人们对于历史的关注，一方面源自本性中对传统的敬仰，另一方面则是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在后者的力量里，“从中我们不应看到对过去的怀念：透过这一‘生活化’层面的，是对消费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定义，即在否定事物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符号进行颂扬。”[3]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一切都呈现符号化的趋向，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符号曾经的所指和能指全都处于漂移状态，符号没有真实的内容，有的只是媒介重塑的意义，是媒介创造了社会的需要。而所谓的媒介事件“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正是这个，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把一切意义，无论它本该如何，规定为可消费的。”[4]因此历史变成了传媒生产的消费品，在被大量传播的同时也被消解了涵义。

传媒在推动历史知识普及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毕竟媒介引发了广泛的传统关注热潮，把在流行年代被暂时遗忘的故纸堆重新推上了赞美的高度，然而，在泛历史化之时，历史本身也变成了后工业时代的流行消费时尚。

传媒的历史解读忽视了用反思去检讨过去，相反，“欣赏”这个大众文化时代的纯感观体会占据了主要。在历史的传媒解读里，常常为了“泛欣赏化”，不惜把既定的具有普世道德的历史观点否决掉，仅仅为了迎合受众的新奇趣味。譬如对于历史人物不加道德判断地翻案，不断地用离奇性、超常规性的解读视角对历史事实进行重新洗牌。

大众文化的时代是一个进入后现代的消费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象和冲动。”[5]媒体参与了消费主义泛商业化的共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众的消费主义的犬儒主义精神日益高涨，不思考或者说很少思考成为生活常态，而高度地迎合媒介塑造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甚至可以说，很多的历史解读满足了受众欲望的宣泄和充实，由于中国历史一直是强力者的历史，而如今的讲解特意突出这种历史叙述，这种强权故事部分契合了中国人心底的权力向往，受众深深地陶醉其中，把自己和历史角色对位，从而获得了掌控权力的享受，现时代的历史解读加重了传统腐溃价值的力量。而同时那些历史解读者，凭借传媒的巨大普及率成为消费时代的明星，在这一场历史的新解读中，媒介是真正的生产管理者，解读者是承担生产任务的工人，解读却成为可以大批量流行的消费品。

总之，历史解读的大众消费主义特征使历史成为可以立时消费的快餐，只有物质的简单体认，而缺乏对人类心灵深处的持之以恒的深刻探讨和对生命价值的精神归依，历史的凝重和厚度都被一一抛弃，人文主义的精神追求在逐渐遗失。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历史知识的普及，一方面却是历史精神的缺失，在历史故事的热炒中得到的是“去历史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4页.

[2]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薇、许绮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4]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5]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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