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贫，一束关爱弱势群体的阳光

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拥有健康身体的国民和千万健康的家庭是极为重要的前提之一。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要进行经济、文化上的扶贫，还需要进行疗救身体和家庭的“健康扶贫”……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夜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生活在广阔神州大地上的农民群众。他挥动巨人的手，发出了一条指示，现在看来，他的这条“最高指示”的价值不比他平生作出的别的指示有丝毫的逊色，甚至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条指示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从此，亿万并不富裕的中国农民深得实惠，他们享有的医疗卫生水平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６日，是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出４０周年。和４０年前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社会财富有了极大的增加。单从医疗条件来说，举目我们生活的城市，门诊和病房大楼越盖越高，越来越豪华漂亮，各种先进的医疗器械越购越多，医护人员的文凭和水平也日新月异。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现在的医疗卫生工作，同人民群众的健康保健上的要求，同建立和谐社会的治国战略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一组公开发布的经常被人引用的数字，背后隐藏着的悲凉和辛酸不能不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农村还有数千万农民陷于贫困，９０％的农民是自费医疗，至少有５０％的农民看不起病，有３０％的病人因没钱不能及时就医，有病拖着，还有６０％的病人因没钱不能住院治疗而放弃医治。我国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占到３０％～６０％，个别地区达到７０％。疾病已经成为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开始严重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按时实现。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但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有一个定语，那就是“社会主义”。而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信眼泪的，它相信人民群众的眼泪，相信那泪水背后的苦难并且要抹去它。

故事一：白血病患者背后的故事

３０岁的时候，周美蓉被确诊为白血病患者，为此，家中多年的一点积蓄用完了；仅有的一间小房子也卖了；５岁的儿子常常要寄放在亲戚家；做交通协管员的丈夫刘存平靠每月３００元的工资养活着一家人……

周美蓉以前在一家印刷厂里做装订工。１９９７年她与刘存平结婚，随后一年多，儿子出世了，她做起了全职妈妈，悉心照顾着丈夫和儿子的生活。但是，丈夫下岗了，家庭又面临了困境，她决定出去找工作。周美蓉被招到市某公司工作。该公司主要生产木质零部件，起初，周美蓉被安排在“水磨”车间上班，她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给零部件补补漆，在每天８小时的工作中，除了偶尔会感觉到有点呛鼻之外，她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工作。

后来刘存平也找到了一份交通协管员的工作。家里每月有１０００元左右的收入，上幼儿园的儿子可爱懂事，如果周美蓉没有得白血病，这一家三口，生活将会很美满。

８个月后，周美蓉被调到“喷漆”车间，因为和油漆接触越发频繁了，所以她感觉到很不适应。经常性地头昏脑涨，浑身无力，并且牙龈开始出血，半边脸也肿了。她以为牙龈发炎了，就到医院输了４天液，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转，似乎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医院打针她又不舍得钱，于是就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想继续打针，但是医生看后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他不敢开药，劝周美蓉到医院去查查血。周美蓉到医院去做详细的检查，谁知这一查，查出的结论竟然是：急性髓性细胞性白血病，他们一家人被这个诊断结果吓呆了。

这个诊断结果，曾让周美蓉一家徘徊在几尽绝望的边缘。多少次，高烧不止，无尽的病痛把周美蓉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是一旁的丈夫除了痛心只有无奈；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儿子哭着被亲戚带走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愧疚；多少次，捧着几百块钱左算右算，却依旧是与化疗的费用相差甚远的无助……

故事二：女教师贫困患者渴望降低血透费

黄瑜是广东惠来县葵潭中心小学的老师。黄老师在广州某医院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肾功能接近衰竭，只能排队等着换肾，需要２０多万元。目前就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一周两次透析。“一次透析费说是４００元，但加上药费，差不多就要６００元了。”她无奈地说。

这些费用对于已经屡遭惨变的黄老师一家来说，真是无法承担。大学刚毕业的大儿子突遭车祸，头骨都裂开了。花了２０多万元，人是救活了，但生活根本无法自理。丈夫高锐老师又患肝硬化、胃窦炎，最后发现胰腺癌晚期，目前生命垂危整日昏迷。全家已欠下３０多万元的医药费，而夫妇俩每月工资加起来仅有１０００余元。

提起这些伤心事，病床边的小儿子高旭东默默地抹泪。他才２０岁，去年刚考上暨南大学新闻系，但这学期为了照顾住院的父母，他只能暂时放弃学业。他告诉笔者，母亲所在的葵潭中心小学和他就读的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同学，自发组织了募捐活动，目前已有３万多元捐款送到他们的手上。

“能得到这么多热心人的帮助，我还是幸运的。可我们有多少不幸的尿毒症病友，没钱做血透，年纪轻轻的就撒手离开了人间！”黄老师激动地说。她渴望医院能早日使用质量过关、价格便宜的国产血透机，把治疗费降下来。

故事三：麻城母亲捐肾救子手术成功 后期药费无着落

母亲“割”下一个肾放在儿子体内１０分钟后，即开始正常“工作”。母亲为儿子捐肾手术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后，医护人员却高兴不起来。

当５５岁的麻城农妇汪正英被推入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手术室后，眼前的一幕让医护人员差点流下泪来：棉衣打着大小补丁，而且棉絮也露出来了。医护人员当即为她买来两套崭新的棉衣。

手术成功并没有给医生带来喜悦。参与手术的泌尿外科医生沈艳萍担忧地说：一直到手术前，张家东筹西借的钱不到３万元。如果不手术，儿子张威力靠透析钱花完后只有等死。而现在手术了，后期２０余万元的抗排异药费，却没有着落。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尿毒症患者有１００多万，且每年以１２万多人的速度增长。而全国每年的肾移植手术总数只有５０００多例，这其中有几十例是亲属肾移植。

故事四：救火英雄难支付巨额医药费，伤势未愈被推出医院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４日，上海某医院在几次催款未果的情况下，发出了停药转院的最后通牒，此时飞身扑火的江西小伙子肖根华依然浑身缠满纱布，纱布下流水的伤口仍未长出皮肤。１２月６日下午，肖根华在寒风中被推出了医院。

肖根华所在的上海双怡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琪，手捧着医疗费用结算单欲哭无泪，他怎么都想不明白，医院在接收肖根华入院时曾保证，只需４０万元～５０万元就能治愈他，可现在花费了５１万元医药费，为什么肖根华还处于病情反复的危险期？

江西省安福县教师王笑容和安福县保健诊所护理医师谭高飞，在得知肖根华的事迹后，带着祖传的专治烧烫伤特效外敷药坐火车赶到上海，义务为肖根华治疗。一个星期内，肖根华的创面得到控制。两位好心人走后，浙江绍兴的医生王国兴，也来到上海免费承担起肖根华的治疗重担，清创、换药、护理、洗澡等，他都亲自动手。

但是，由于缺乏医院专业设施，单靠王国兴的草药治疗，无法根治肖根华的烧伤。低烧、并发症、伤口炎症一直困扰着这个１９岁的小伙子。看着脸上糊满黑色药膏的肖根华，行医２０多年的王国兴感到很内疚：“我可以控制创面，但无力处理并发症，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很对不起他……”这位淳朴的老人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土法治疗不是长久之计，我们现在只能希望有医院能伸出援手做配合治疗。”上海双怡电机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国琪在事发３个月内迅速苍老，虽然工厂４条生产线只有１条在运作，客户催发的货物因资金缺乏及缺少原材料无力生产发货，但他依然坚持救人第一。企业至今已为肖根华支出６５万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故事五：三名花季少女跪求：“救救俺娘吧！”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上午，在郑州市车水马龙的嵩山路上，郑州中心医院附近，３名十六七岁的少女跪在地上，向过往行人求援，她们发誓用自己毕业后的劳动，换取好心人眼下能伸手救救她们的母亲林承芝。而一旁，６０多岁的父亲赵德清只能泪流满面地看着女儿们的举动而不知所措。

赵德清是河南罗山县人，和妻子一起在郑州打工，靠微薄的收入，他们把３个女儿也接到了郑州上学。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清贫的生活也能使一家人看到希望。但１０年前的一天，林承芝骑车子给人家送货回家，她感到身体很难受，以为是累了就没有在意。但后来几天病情越来越重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肝损伤，医生让她住院治疗，说这种病可是耽误不得的。林承芝想着女儿在上学，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打工挣点钱不容易，她心疼钱，就央求医生给开了一点药，回家吃。就这样１０年时间熬了过来，中间做了一次手术。就这一次手术，不仅花光了家里的钱，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外债。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３个女儿因为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女儿向围观的人叙说着，父女四人哭成了一片。林承芝的主治医生说，林承芝的病主要是保肝，只要积极治疗病情将会有很大的好转，但这种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花很大的一笔钱。

观点：生命的价格

吕立：自由撰稿人，３５岁。

有时候，生命的可贵似乎是可以用金钱来直观地表示的。为了写一篇文章，我对一些医院的治疗费用进行过了解和采访。国内医院ＩＣＵ（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费用为每天２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不等；而高度危重的病人，其救治费用可高达每天万元以上。如果病人通过生命维持技术得以在较长时间内存活（比如数月），所耗费的医疗费用会是惊人的数字。

近年来，国内不断出现为慢性肾衰（又称尿毒症）患者募捐的公益活动，甚至不断有少女为给亲人筹集治疗费用而以身许人的故事发生。

尽管肾移植手术的费用近年来降低到较为基本的６万元～８万元，但移植手术后患者需要终身服用抗排斥反应的药物，为此需每月花费５０００元～６０００元，这是普通家庭所难以承受的。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白血病的骨髓移植治疗。

还有关于艾滋病的治疗，由于抗艾滋病药物的降价，国内鸡尾酒疗法的花费已经降低到每年３万元左右。尽管如此，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００美元左右的中国人，以及收入远远赶不上这个水平的广大中国农民，一旦得了这些病，只有熬到生命的尽头。

张海涛：豫南某村党支部书记，４３岁。

在咱们农村，如果得了你说的那些大病，实话实说，只能等死。还有一些农民因为家里没钱，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才来治，而且常常“因病返贫”。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加快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对一些大病患者的救助，也应该有专门的救助措施，比如在这类患者的医疗费用高到一定数目的时候国家给予一定的医疗保障。

朱碧云：乡镇医院医生，４０岁。

目前，约占总人口１５％的城市人口享用着２／３比重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比例约占总人口８５％的农村人口只享用着不到１／３比例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平时行医中接触到大量农民患者，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农民太苦了，他们最怕的就是有病。很多农民本来患的是小病，因为没钱，等拖成了大病才来治，即使农民平时稍有积攒，但是，一病就不行了，往往“因病返贫”。农民苦，苦得让人心酸，前几天，一对农民夫妇带来病重的女儿，给医院扔下５０元钱就偷偷溜走了。我们知道不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治不起。这类事情的发生，我看得是太多了。

健康扶贫，惠及弱势群体

１９７７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目标，２０００年９月，世界１８９个国家在纽约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宣言要求各国领导人在７个领域作出一系列特定的承诺，而其中“发展与消除贫困”是重要内容之一。

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为了唤起全社会关注贫困人群的健康，调动一切力量，包括海内外力量减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促进小康社会的早日实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中国健康扶贫工程”，是继希望工程之后的又一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型公益活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健康扶贫工程组委会、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北京市卫生局共同发起并向全社会倡议，将每年的６月２６日设为“健康扶贫日”。卫生部原部长，中国健康扶贫组委会主任委员钱信忠说，“健康扶贫日”的设立将为全社会广泛参与中国健康扶贫工程提供机会，既让广大农村贫困地区的百姓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又提醒全社会不忘身边的弱势群体。

幼有所学，老有所养，鳏寡孤独有所依，疾病有所治，这是古代哲人和历代仁人志士作为理想为之奋斗的目标。健康扶贫工程的实施和倡议设立“健康扶贫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必将极大地惠及万千百姓，那将是一束关爱弱势群体的明亮阳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温暖的风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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