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抗日小说传奇叙事简论

摘 要：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叙事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是人类文学园地中传奇文学的一种微型表现，是对中国传奇文学传统的继承、创造与转换，也是文本外讲述历史的时代和文本内历史讲述的时代“共谋”的产物，同时是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叙事欲望和叙事动机“合力”促成的结果。自然，小说本身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关键词：抗日小说 传奇叙事 创作成因

一、引言

十七年抗日小说是该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作为革命通俗小说存在的重要文学现象，它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红色经典”作品共同构成一道十七年文学的风景。具有通俗性质的抗日小说与十七年文学其他题材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为呈现中华民族的生存历史中那段特殊的历史图景采取的艺术方式和修辞策略。细读十七年抗日小说，发现不同的创作主体竟不约而同地采取相同传奇叙事的修辞策略，这是一种耐人寻味、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二、传奇叙事特征

从更开阔的视野看，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叙事与弗莱认为的“夏天的叙事结构”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弗莱考察研究西方文学的叙事结构，认为文学叙事结构是对自然界春夏秋冬季节循环运动的一种模仿。弗莱据此将叙事结构分成四种基本类型：喜剧，即春天的叙述结构；浪漫传奇，即夏天的叙述结构；悲剧，即秋天的叙述结构；反讽和讽刺，即冬天的叙述结构。作为“夏天的叙事结构”的传奇在弗莱看来，其情节故事是由一系列英雄冒险行动构成的，这些冒险行动就构成了历险探求的过程。按照弗莱的观念，“大多数‘历史小说’都属于传奇这一普遍原理。同样道理，当一部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已成为往事后，它就更富于传奇的魅力。”[1]他的这一论断基本是适合古今中外的历史小说的，也就是说人类文学中的历史小说较普遍地具有传奇叙事这一典型特征。

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叙事是对曲折离奇、张弛有致的故事情节的营造展开及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的运用。无论是《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还是《野火春风斗古城》，在战争过程中的“历险探求”传奇叙事框架内，不同的小说文本有着不同的战争“历险”图景。《烈火金钢》的故事“历险”是以1942年冀中军民反“扫荡”斗争为背景，讴歌冀中根据地八百万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敌后武工队》讲述的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在战争最残酷的对峙阶段，一支智勇双全的敌后武装工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开辟战场痛击敌人的斗争过程；《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活跃战斗在铁路线上的飞虎队神出鬼没、机智骁勇的英勇故事；《野火春风斗古城》讲述的是进入城市的地下工作者杨晓冬孤胆英雄传奇历险的故事；《平原枪声》讲述的是传奇英雄们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关系”里应外合、共同历险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了故事的曲、险、奇的叙事特点，通过传奇英雄智勇双全的传奇行动推动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而较少西方文学中复杂的内心独白和对外部客观环境细腻的描摹与刻画。在叙述视角方面，抗日小说以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和“巧合”“悬念”等手法呈现革命抗日的传奇图景。小说叙述者仿佛上帝之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故事全局的掌控、把握一目了然，叙述者知道过去，了解现在，把握未来，以居高临下的上帝姿态，俯瞰文本故事全景，甚至走进人物形象隐秘的内心思想和精神深处的意识活动。如《烈火金钢》中史更新在深陷重围的万分险境中，创作主体对他细微难以觉察的内心活动的描摹。为了造成跌宕起伏的奇险效果，创作主体特意设置“悬念”与“巧合”增加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与完整性，如《烈火金钢》中身受重伤的史更新摆脱敌人的重重包围而死里逃生；《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在教会医院的太平间里躲过敌人的搜捕的巧合细节；这些情节设置有助于表现故事之巧和传奇英雄们的大智大勇的革命气概以及坚贞不屈的革命品格。

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叙事结构由一系列不同章节不同的传奇历险小故事构成，最后汇合成为宏大战争中的“历险探求”故事海洋，最终到达凯旋胜利的彼岸。《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们机智灵活地战斗在铁路沿线，他们打票车、袭洋行、扒铁轨、炸桥梁等英雄行动为最终的凯旋胜利奉献了英勇的青春。《烈火金钢》具有评书艺术特征，前三回是关于史更新的传奇历险经历，描写了孤胆英雄在身受重伤的危急时刻虎口脱险的故事。在“死而复生”“白手夺枪”“一弹突围”等传奇细节中，智勇双全的英雄总能在万分危难和生死攸关时“单枪打开千军阵 独身冲破重兵围”。《敌后武工队》中的小分队队员们在英雄杨子曾、魏强带领下，神出鬼没地与敌人周旋，多次打破敌人“合围”“清剿”的阴谋诡计。这些战争冒险故事中既有个体英雄的单枪匹马的历险行动，也有双人的传奇冒险，还有武工队全体队员的传奇历险。

为使传奇故事达到跌宕起伏的惊险效果，创作主体有意为英雄的成长道路“设障”，使英雄的战争历险过程出现短暂的“遇挫”和“受阻”。這种暂时的“倒退”现象正是传奇的魅力体现，是战争双方冲突到达高潮的反映，因为历险冲突正是传奇的“原型主题”。如《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员们遇到狡猾多端的敌人被追得无处栖身，只能于寒冷的冬夜，在田野的雪地里狼狈躲藏，这种“受挫”图景恰恰说明了胜利的不易和斗争的艰苦卓绝；《敌后武工队》的小分队也曾在神秘莫测的“夜袭队”严重破坏下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平原枪声》中“三打肖家镇”同样是传奇英雄在“螺旋式”成长过程中一种短暂的“倒退”。这种传奇叙事中的“倒退”现象具有多重意义。客观来说，人类战争过程中本身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和可变性正与故事传奇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故事传奇性越强，意味着英雄“遇阻”“受挫”的可能性越高；从叙述效果看，它让小说情节结构的波浪式推进产生“延宕”和“跌宕”的效果，有助于故事情节不断拉伸和推进，为故事情节的继续发展留下了想象空间和回旋余地，并为以后情节出现“转机”作铺垫和蓄势准备，造成了张弛有致，松紧有度的艺术效果，正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有波谷有波峰，有紧张有松驰。从阅读效果看，跌宕多姿的故事会对读者造成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持久的影响力，给读者带来的是精神的审美愉悦与阅读快感。就叙事意图看，越是在生死攸关的险恶环境中，越能考验英雄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智慧，这种“路障”对英雄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超越来说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是发挥他们大智大勇的绝佳契机。同时也暗示读者：英雄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光明和胜利来之不易，为现实的政治乌托邦理想提供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持。

弗莱把“传奇”叙事的完成看成是最终的历险“探求获得成功”，即在经过“冲突”“生死攸关的搏斗”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之后，是传奇英雄的“欢庆凯旋”，这种旨归说明“皆大欢喜”的“圆满收场”是一种“邪不压正”的人类终极真理信念，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潜意识心理渴望和反映，“以探求为题材的传奇作品与仪式和梦幻都很类似；……若用梦幻来解释，描写冒险探求的传奇便是力比多或自我的欲望在寻求一种满足，这种满足能将它从现实的忧虑中解救出来，但仍然包含着该现实。”[2]这种主观愿望其实既是创作主体的潜性的创作欲望的投射，也是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及阅读心理的反映。十七年抗日小说的结局模式无法否认外在客观的历史事实，并以此作为整体的叙事框架。小说文本的胜利大团圆结局的出现是必然的，只是外在的胜利结局获得远比小说文本世界来得更为不易、艰难和沉重。其实，抗战期间的抗日小说以《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同样采用了英雄经过考验与洗礼后的“胜利凯旋”模式。《吕梁英雄传》以“汉家山解放庆祝胜利 新政府号召民兵参军”的喜庆狂欢落幕。《新儿女英雄传》中男女主人公牛大水和杨小梅迎来了革命与爱情婚姻的双重“大团圆”，这一胜利“大团圆”模式在十七年抗日小说中得以继承与延续，成为普遍的叙事惯例和成规。

抗日小说正借助“传奇”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融进现代的革命主题，实现了巧妙的叙述转换。作品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关注对“历史本质”的表达，对战争中人的悲剧性命运却无从认识。从根本上而言，它缺乏的是一种对战争所带来的生命毁灭的深刻的反思意识。“这种结构模式的选择对作品所造成的直接的危害就是将丰富的现实生活概念化、简单化了。将丰富的现实生活镶入现成的结构模式中所造成的还不仅仅是生活的简单化与概念化，而且也使得作者在以现成的结构模式图解生活的同时消泯了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感受，使得作品具有直奔主题之嫌。”[3]这种传奇叙事模式所承担的正是以局部反映整体，以对具体战争生活的再现反映波澜壮阔的革命的历史任务。

三、传奇叙事的创作成因

杰姆逊对文本解读的理解是“不仅要探求文本内容所表现的形式，即了解意义形成的条件，研究内容本身在一定对述环境里继承的连续性和带来促发的断裂、非连续性；同时也要追寻文本形式中的内容，即揭示隐含在形式之中的历史过程、政治寓言及文化生产方式。”他认为：“内容是直接、具体的经验，是不可压抑的历史性实体，记录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历史的把握和意识。形式同样是不可缩略的历史产物，往往结果于政治、经济、文化和性别诸种力量的对峙与冲突，展示出文化生产的演化推进，是文本的无意识层面。因此文本的双层解读，或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批评，最终是要超越内/外、内容/形式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而视所有文本（可以是诗歌，小说，电影，广告，建筑，神话，哲学，历史，宗教等）无一不来源于人的运作，无一不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象征人，作为具体历史环境下的主体，总是不懈地通过想像来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冲突。”[4]十七年具有通俗性质的抗日小说的出现无疑也是多种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

（一）历史题材的传奇土壤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拖进战争深渊，各国无数的人们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成为战争机器和牺牲品。在中国战场上，宁死不屈的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而进行保家卫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并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一段战争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以多种文学样式反映出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经典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真实地展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艰难历程及生活画卷。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出现《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这类反响巨大的抗日小说，从渊源方面说，十七年抗日小说是对《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类作品叙事结构的“深度模式”的继承，同时又有着不同的创造和变异。

十七年抗日小说从整体看是故事题材的历史背景为小说文本的传奇叙事提供了参照依据。十七年抗日小说又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从这种命名看就具备了传奇性质和传奇色彩。小说的战争“历险探求”故事背景多发生在战争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的最艰苦的相持不下、拉锯战的对峙阶段。在双方“殊死搏斗”关键时刻，关乎民族的生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双方的战争冲突本身就显得更加激烈、惊险和刺激，这种历史背景为小说的传奇叙事创造提供了土壤。加上创作主体在文学创造过程中对它们进行充满想象的艺术加工，小说文本整体呈现出神话般的传奇色彩，充满传奇魅力。

（二）传奇小说的文化传统

传奇文学是人类多种多样的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存在，特别是中国的传奇文学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传奇小说兴起于盛唐，王度、沈既济等是代表，史官身份使得他们有便利条件利用《史记》以来的传记文学资源，将情节粗简的“志怪”“志人”小说加以改编，使之成为篇幅、情节、人物形象更为扩大、精细的小说类型。鲁迅认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期間虽亦或托讽喻，以纤牢愁，谈祸福以寓劝诫，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5]故传奇小说的主要特征正在于“奇”，惊奇之人、离奇之事。及至明清，传奇小说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景象，《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说岳全传》等具英雄群像的作品代表传奇小说的最高成就。其中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并代代流传，既是中华民族一种特殊的“文学阅读记忆”，也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沉淀。

十七年抗日小说作家们深受古典文化传统的熏陶，“这样的文学传统、文学素养，形成了作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经过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筛选、淘汰、改造，进入文本的现实生活，早已成为传统文化的因素了。”[6]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将古典传统加以整合与转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历史的浮桥”，镶嵌进革命的主题，让古老的艺术形式焕发勃勃生机。刘流对《三国》《水浒》等古典小说手不释卷，在唐诗宋词的滋养和农村中流行的戏本、鼓词及评书等民间文学的熏陶中长大，故他的《烈火金钢》采用特别富于民族形式的评书体；知侠在写作《铁道游击队》时曾反复剖析《水浒传》的结构特点；李英儒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对古雅的宴乐园的精细描摹和对解放区明媚春光的细腻想象，透露出作家古典传统文化的审美根底；《平原枪声》中“三打肖家镇”的故事多受《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古典传统文学的借鉴与继承并非单纯的全盘“古化”，在民族形式方面，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点，又有相异之处。作家们对古典艺术形式的继承、吸收与变形，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和精神文化气质，在文本与传统文学之间建立起密不可分的联系。

（三）创作时代的红色激情

十七年时代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激情的红色年代。新型民族国家一方面要求文化以叙事形式表达与自我的意识形态相符的题材内容，带给人们关于美好明天的承诺与期盼；另一方面又要将自身历史进行梳理和整合，通过讲述革命起源的“神话”，构筑民族战争和民族解放的大叙事。如果说，十七年的农村题材小说是着眼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在”的话，那么，它的革命历史题材就是反映“过去”的，并形成了有别于以往的历史小说特征的个性和特色。事实上，从十七年抗日小说的发表时间看，除了《铁道游击队》的出版时间较早以外，其余小说大多是在1958年“大跃进”前后出版的。十七年的“大跃进”时代，是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更加典型的年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跃前进的时代，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建设新世界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精神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充满了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7]在这个充满红色激情的浪漫时代，工农兵成为时代的主人，焕发出空前的革命建设的热情。时代给人们指明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鼓舞着人们为实现世界“大同”、力争上游。

这种红色激情和时代精神也感染到文艺界，形成文学艺术的“大跃进”。当时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由此拉开帷幕，《红旗歌谣》成为文艺跃进的“宁馨儿”，成为那个时代的真实投影。新民歌中乌托邦理想的图景建构刻下鲜明的时代烙印：“谁说上天没有路？梯田修上白云头。腾云驾雾撒下种，银河两岸庆丰收。”[8]十七年抗日小说呈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基调和乐观豪迈的激情与这时代精神和文化氛围一脉相承。

（四）创作主体的叙事欲望

对于有过革命战争经验的“抗日小说”创作主体而言，他们对时代召唤必然会作出积极的呼应，从内心来说，他们反映那段特殊的革命斗争历史是天经地义的，“是一种真诚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另外某种背离艺术规律的异在力量。”[9]创作者的叙事欲望的内在心理动机形成了他们文学创作观念方面的“集体无意识”，革命的人生经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

创作主体往往在小说发表后提及这样叙事欲望和布局意图。冯志曾说：“我之所以写《敌后武工队》这部小说，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激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了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谨以此献给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献给勤劳的勇敢的坚贞的人民！献给我的亲爱的战友和同志们！”[10]这种对历史叙事的欲望的涵义是多重的：既有内心不可抑制的叙事冲动和自身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感驱动，同样有对党的革命历史的证明和革命英雄的敬仰纪念，更深层次看，既是创作主体“报恩”心理的表达和对现实和平生活的热爱及作品“寓教于乐”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实现。其他的抗日小说作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胜利已成事实，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人们眼前时，作家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对既是属于自己的，又属于党的光荣的革命历史的热情讴歌和颂扬是不言自明的。

四、结语

十七年抗日小说的传奇叙事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是人类文学园地中传奇文学的一种微型表现，是对中国传奇文学传统的继承、创造和转换，也是文本外讲述历史的时代和文本内历史讲述的时代“共谋”的产物，同时是创作主体对历史的叙事欲望和叙事动机“合力”促成的结果。自然，小说本身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注释：

[1]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

[2]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吴持哲校译，[加]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280页。

[3]张鹰：《“革命胜利大团圆”结构模式之剖析——对中国当代军事小说艺术形式的反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页。

[4]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页。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6]傅书华：《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与武侠文化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4期。

[7]贾芝：《民间文学十年的发展》，《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75页。

[8]《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9]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編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页。

[10]冯志：《敌后武工队·写在前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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