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为了让中国人的头抬的更高

嫦娥绕月、北斗导航……长征火箭一次次腾空而起，突破的不仅是大气层，更是中国航天人勇敢的自我超越。神话浪漫而科学复杂、现实残酷，是他，缜密设计，精妙组织，勇担风险，引领我们稳步向浩瀚深空迈进。自主创新是航天文化中最具活力的精神特质，孙家栋自信爽朗的笑容则是这特质永恒的表情。

中国。

首都北京。

人民大会堂。

2010年1月11日10时，中国卫星第一次和第一百次发射的航天见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在他80岁高龄之际站上了主席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手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握着耄耋老人之手，胡主席微笑着向他表示祝贺。

荣膺此奖，孙家栋坦言：“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奖是对我们航天事业的肯定。”他表示，500万元奖金，按规定10％自己支配，90％用作科研。

如此航天巨擘，其事迹却鲜为人所知，只因航天科技属国家级机密。

“天机”之外，单看孙家栋的人生轨迹，却远比他的航天科研明了。

脉络1929年，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省复县。1951年留苏。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当年回国，历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部研究室主任、七机部五院院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主任等职，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家航天局特别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贡献　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开创者之一，为我国突破卫星的诸项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和深空探测技术等作出了系统而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是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提出了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他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总设计师时，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

“第一”　他与中国航天事业的诸多“第一”结下不解之缘：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他是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他再次担纲工程总设计师。

……

孙家栋一直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前沿。培养了一批优秀航天科技人才，业绩受到我国航天界的敬佩和赞誉，但“国家机密”，却使他与世人之间仿佛砌了堵墙。

东北小子留学莫斯科

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北老爷庙村。

1929年4月8日，孙树人这户知识分子家里喜添一小子，他就是孙家栋。

孙家栋院士至今记得：1945年8月16日，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一夜间“冒出”无数苏联空降兵，日本鬼子投降了!随后，日本学校停课。

在战乱中，父亲回了老家，他的生活全依靠在哈尔滨的姐姐。姐夫开有一家照相馆，照相技术很好，尽管其他行业萧条，但他们相馆的生意还不错。那时交通不便，哈市外来的关内人若想与家里联系，只能“家书抵万金”，如夹寄张照片，虽很奢侈但形象与亲情一定超“万金”。在照相馆，孙家栋就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深得姐姐和姐夫喜爱。

是年底，苏军入驻东北全境，“哈大”铁路开通。由是，望儿心切的父母一再催促儿子小家栋回家。时值北国冰封，孙家栋从千里之外迈出了游子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且凭直觉找到通往村子的大车道，顺着木轱辘碾出的道道深辙，最终跨进了家门；但是，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却是父亲又去了沈阳，国民党军队以政府的名义恢复学校教学，经老同学老同事帮忙，父亲谋得了教师职位。于是，将儿子拥入怀抱的只有日渐衰老的母亲。

得知小家栋回村的消息，孙氏家族都前来欢迎这个有出息的小洋学生。毕竟，做官庇护家族的冀望与世代相传的鲅鱼圈望儿山传说引发的情结，全系于年仅16岁的小家栋身上。

而对科学的兴趣，孙家栋得益于曾为中学校长的父亲的激发。18岁那年，他带着憧憬从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起初，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但后来转入汽车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组建空军的1951年，尚在哈工大预科班学习的孙家栋因俄语基础好且品学兼优而被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招入空军。9月，他与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由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次年他的照片就出现在学院大门最显眼处的金字塔形“状元榜”上。学院有个传统：每年年终考试科科都得5分的，照片要挂在刚进校门的地方；如一学年后还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待到毕业如还能在榜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如硬币大小的纯金斯大林头像奖章。

异国他乡求学苦。然而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加刻苦钻研的精神，几年后，他以全优的成绩赢得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照片冲上“状元榜”顶。这，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屈指可数。

1957年，孙家栋留学进入最后一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

1958年，毛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孙家栋带着纯金奖章毕业回国。

偶然踏上航天新征程

时至今日，熟悉孙家栋的人都称呼他“孙部长”或“孙总”，少有人称“孙老”。耄耋之年的孙院士依然彰显着军人的硬朗气质，腰杆笔直、精神矍铄。

提及航天，孙家栋有说不完的话。这，或许是因其人生始终伴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之故。但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当初踏入航天这行却那么偶然。按他的话说，最初接触航天，是命运的机缘。早年求学，他希望成为一名空军军人，可留学7年学的却是飞机制造；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研制。

研制导弹，孙家栋一搞就是9年。在参与研制我国东风系列导弹中，他显示出在航天领域的突出才华。此时已是1967年，他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是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已任七机部一分院火箭总体部副主任的孙家栋正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一位名叫汪永肃的军人来到他的办公室说：“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推荐了你，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此时，“文革”肆虐加剧，中国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均受冲击……苏联、美国和法国相继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日本正

加快准备。

在这大背景下，接到任命那一刻，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接收计划后及时调整心态，展示了战略眼光。首先挑选人才，仅两个月，后来著名的“航天18勇士”就聚集到他身边；根据现实情势，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简化；说服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发射成功，使孙家栋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成了业界公认的中国“卫星之父”。

为表彰他在航天领域的突出贡献，1999年，孙家栋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9年4月8日，是孙家栋的80大寿。而15日，则是中国航天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他参加指挥的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北斗导航定位卫星0时16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且获得成功!

迄今中国自主研制发射了100颗卫星。其中，34颗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

提及自主创新，孙家栋披露了一件让他至今依然刻骨铭心的小事。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火箭第一次打入国际市场，在西昌为美国最先进的卫星公司发射卫星，现场一位华侨老人激动地对他说：“中国的火箭和卫星能飞多高，华人在世界上头就能抬多高。”这让他感触颇深：“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

恩师钱学森亲自点将

孙家栋早已是院士，但他依旧难忘恩师钱学森。

当年，钱学森亲点孙家栋尚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文革”中，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制无法进行。目睹现实，1967年初，聂荣臻元帅便向中央提出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将其编入军队序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了聂帅的建议，确定由国防科委具体负责组建，由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兼任院长。慧眼识才的钱院长颇为赏识孙家栋在航天领域所展示的才华，于是亲自点将调他负责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

是年12月，孙家栋主持了中国“第一星”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确定它是试验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钱老一直是我的恩师。”提及钱学森，孙家栋满含崇敬之情：“当年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们会遵循钱老的遗志，更加努力地促进中国航天事业的更大发展。”

历史选择了孙家栋，他没辜负钱老。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声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成功的喜悦包裹着祖国大地，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孙家栋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自豪。连恩师钱学森都为之欣喜地说过：“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2009年，在孙家栋80华诞之际，病中的钱学森仍致信祝贺：

孙家栋院士：

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谨祝生日快乐!夫人面前代致问候!

钱学森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

读过钱老的贺信，两位院士亦师亦友的真情，跃然纸上。

收到钱老写给自己的生日贺信，孙家栋一字一句地默诵着，心潮澎湃，思绪穿越时空、翱翔九天……作为领导和恩师，钱老比自己年长18岁，但信中竟7次以

“您”这样的敬语称呼自己，并称

自己80岁为大寿……看着看着，这

位耄耋老人动情地流露出心语，都

“不敢当”。回想起自己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航天之路，他觉得能在钱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很是幸运。

看似普普通通的生日贺信，记录的却是一段跨世纪的中国航天史。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告诉孙家栋：“信写好后，我们又给钱老读了一遍，钱老一字一句认真听完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颇有感触地说，家栋都要到80岁了，在我的眼里他好像还是一位28岁的小伙子。”

没错，孙家栋正是28岁时跟着钱学森搞航天的。

真诚祝愿：孙家栋院士“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领导航天多项“第一”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依然压在耄耋之年的孙家栋肩上。但闲暇时，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卫星应用、天地往返系统、空间资源开发……他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

‘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孙家栋参与领导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一篇文章哪里承载得起，故仅精选其中开创性的两个第一，以作管窥。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孙家栋是技术总负责人。

那时，孙家栋38岁。

在既无外来技术支持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条件下，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开始研制中国第一星的艰难探索。如何才能尽快将这颗卫星送上天，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大胆提议，简化卫星的工程任务，并概括出十二字方针：“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清”。这使“东方红一号”的科研目标既简单又明确，也加速了卫星研制的进程。

“上得去，抓得住”，属于一般技术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太难。

“听得清”，则囿于当时的技术水准，解决起来颇有难度。然而经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孙家栋团队确定用卫星上的短波天线来发送《东方红》乐曲信号，由地面无线系统接收后，通过广播和电视来传播。这一问题就这样顺利解决了。

“看得见”，却是让人头痛的关键问题。由于“东方红一号”的体积并不大，一旦上天，必定会湮没于浩渺的苍穹，凭肉眼怎么才能看得见?孙家栋揭开了秘密：为了“看得见”，他们有意识地做一个球体，不是完整的圆而是一些平面把它组合起来的，由72面体组合成一个圆形。在旋转中，因它都是平面的面体，一旋转起就起到闪光的作用。同时，把表面处理得非常反光，他们在铝板顶上经过抛光，这样反光就特别强，尽量争取它发光比较强。最后，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专家的协助下，“东方红一号”被设计成为一个直径一米的球体。经过测试，如果天气好，完全可以在太空中看见；但是，如果天气不好，就难以保证了。

凭借以前设计火箭的经验，孙家栋又提出一个新的创意：“我们第一次搞，真正球体到天上能不能看见，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后来，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三级运载火箭上，做一个球体，这个球体吹

起来以后，直径能到三米，就比前面一米的球更大了。上天以后，三米球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因为它反光强肯定能看见，等看见它了以后，你在它的周围范围来找，就能找到我们的一米球，这样就确保能看见卫星。”

1970年4月24号21时34分，带着全国人民的期盼，“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一飞冲天。15分钟后，高音喇叭里传出测控系统报告“星箭分离”、“卫星人轨”的消息，“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又过了几个小时，广播里传出了清晰的《东方红》乐曲。

人们白天可以从广播里听到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夜晚则可以看到中国第一颗卫星闪耀浩瀚星空。如是经历，笔者至今记忆犹新。

但此时正值“文革”疯狂期，即使身为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命运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谁又可以说得清?

就在“东方红一号”最后发射之时，孙家栋却没能到发射场指挥发射。彼时彼刻——

他去了哪里?孙家栋悄悄来到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他去干什么?或许他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迷茫，或许他思考着怎样才能从不可理喻的灾难中回归理性，也或许他掉进了全然不知所措的窘境，也许、也许、也许没完没了。

他干了什么?除了心海翻腾地拷问，他还能干什么，惟一可干的，只剩下和在场的欢欣鼓舞的人群一起，仰望星空……

中国首枚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孙家栋担纲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2007年11月5日，中国首枚探月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实施第一次近月制动，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向月球送去了自己的探月卫星。当晚，CCTV“新闻联播”播出中国探月工程“三巨头”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的形象，笔者至今历历在目。这仨老头子，就是中国绕月探测工程总指挥、管要做什么的栾恩杰，总设计师、管怎么做的孙家栋，以及首席科学家、管为什么要做的欧阳自远。

短短的画面，蕴涵着长长的艰辛。

2004年1月，绕月探测工程被批准立项，标志着月球探测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我国深空探测的重要一步。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戎装上阵，出任总设计师。很多人疑惑不解，这位年逾古稀且功成名就的院士，为何还要接受这充满风险的任务，倘若出现闪失……但他却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而且袒露心声，“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孙家栋出任这总设计师，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还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之后，他主持实现“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成功发射，提出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3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

探月工程是中国涉足深空探测之发端，孙家栋总设计师再次挑战新课题与新困难。正如他所说的，“距离远了，我们的无线通讯能不能跟得上?产品的精度、准确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姑且甭考虑年龄因素，单看究竟如何艰辛，听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一句话，便可略知一二：“他干起活儿来比年轻人还要拼命，为了拿到一手测控数据资料，他坐飞机一个月跑遍了几十个测控站。”

昼夜奋战、攻关克难，孙家栋团队终于以心血换来“嫦娥一号”卫星研制成功。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

当成功的消息传到指挥控制室、大家欢呼跳跃之时，孙家栋这位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几乎一生的科学家，却悄悄地背过身去流下了眼泪。此时此刻——

他在哪里?孙家栋坚守在自己洒满汗水和倾注心血的中国航天事业的指挥控制室这一神圣的工作岗位上；

他在干什么?这次，已没有一个“或许”，只有孙家栋进发自心底的无比自豪：从今往后，中国人的头，可以抬高38万公里啦!

他干了什么?孙家栋干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之事……

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同时，“嫦娥”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中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来的歌声，孙家栋眼里充盈着幸福而平和的晶莹。

回想这段征程，孙家栋说，航天工程风险越大，越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去提高和改变。“嫦娥一号”成功了，这对中国具有什么意义呢?他是这样概括的：首先表现了我国航天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的发展；第二，证明了我国航天事业确实有能力到深空去发展，国际上有关月球的事中国有了发言权；第三，对我国科学发展，将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怎么认识宇宙、认识空间，人类是怎么起源的，这些和深空探测都有关系。

航天“总总师”兼做生意

“总总师”的由来

航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航天工程都由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卫星应用五大系统构成，而每个系统均设有总师，由于孙家栋负责以上三大系统，所以被业界尊称为“总总师”。

在下属眼中，孙家栋是一位睿智的领军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指挥龙江是这样评说的：“他总是面带着微笑，运筹帷幄，统领全局。”

两个小故事，映出“总总师”。

小故事一，记录着孙家栋这位“总总师”所具有的胆魄。

1984年4月8日，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并进入静止轨道。但在卫星向定点位置漂移的过程中，星上蓄电池却发生了预想不到的热失控现象，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危在旦夕。千钧一发之际，孙家栋果断地发出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

在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再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办理，尽管他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

为了慎重起见，现场操作人员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他签名，真不愧为“总总师”，他毅然抓起笔签下自己的名字——“孙家栋”。看似3个字，但他却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总总师”没有一丝迟疑，最终令卫星化险为夷。

小故事二，折射出孙家栋这位“总总师”的品德。

航天事业充满了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所吓倒过。

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那件事，孙家栋至今难忘。当时，他带领团队研制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但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几年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大家都懵了。震惊之余，他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他回忆说：“那是在天寒地冻的大漠上，大家用手一点点找卫星残骸，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后来原因终于查清了，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

此后，孙家栋不仅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也要求自己身边

的人。“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一年后，一颗新的人造地球卫星腾空而起……

这就是中国航天的“总总师”。其科学精神和处世风范，成就了他的航天人生，至今仍影响着一大批优秀的航天人。

中国航天的第一单生意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消息甫出，国际航天界顿时被震动。

此时，作为常年埋头搞科研的科学家，孙家栋却意外地接受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向世界宣传推销中国的运载火箭，承揽外星发射业务，本质就是做国际生意。然而，中国火箭第一次进入市场，大家都比较担心。这样，

“就有一个反复向买主介绍、向保险公司介绍这么个过程，这是在推销国际市场最大的难度。”孙家栋如是说。

作为中国航天“总总师”，孙家栋从此兼做起国际生意来。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但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而且还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尽管谈判过程异常艰苦，但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出色的谈判技巧，他确实为中国航天揽到了第一单生意。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历史性滴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10月，他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最终未达成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桌从北京搬到了华盛顿，作为代表团团长，他再次领命出征。

1989年，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谈判代表团启程，前去参加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协议谈判。在穿越太平洋的飞行中，孙家栋团长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谈判稿。

正式谈判中，美方咄咄逼人，孙家栋毫不示弱，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论调。随后，制定出“拖住不放”战术，最终签署了协议。

1990年4月7日，“亚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

这次发射，竟创下了孙家栋参加卫星发射以来的“紧张之最”。据他回忆，当时“不仅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连旁边人的心跳都能听见。”作为身经百战的“卫星之父”，何“紧张”之有?还创新“之最”，实在费解。

但孙家栋道出个中原委，他始终没法淡忘华侨老人激动的容貌，以及亲口对自己表达的强烈渴盼——“中国的火箭和卫星能飞多高，华人在世界上头就能抬多高。”

时光可以流逝，但孙家栋的历史责任感却丝毫没有减退。历史所作出的选择，任何人也无法更改，因为世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假设”。

孙家栋，一个与中国航天紧密相联的名字，中国航天史绕不过去的科学家，他让中国人的头，抬高了38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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