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飞天之路(一)

报告，范围涉及卫星的返回理论、温度控制、摇测、火箭动力、宇宙医学等。早在1949年，钱学森就提出了火箭旅行飞机的概念，1953年他研究了行星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行性。1962年，他出版了《星际航行概论》一书，提出“用一架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设想。随着我国自行设计的弹道导弹的突破，钱学森建议早日制定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他认为科学不能一步登天，需要一步一步踏实地去努力。

1965年，有关部门召开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的论证会议，初步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计划，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确定了我国发展人造卫星工作的发展方针。

1967年初，研制“东方一号”的工作已经展开，阶段性的结构星、温控星的试验与改进顺利进行，试验星的技术规划也在实验和探讨中。1967年“八一”前夕，正在忙着搞导弹设计的导弹总设计部副主任孙家栋接到通知，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并由他推荐孙家栋担任总体设计师。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和各系统方案以及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工作，简化了过去的卫星设计方案，去掉了卫星的很多探测仪器，确定中国第一星是试验卫星，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能上得去、看得见、听得到就算成功。这是国家对“东方一号”的基本要求，这次会议正式把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68年1月，国家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1969年10月卫星初样完成，钱学森带着孙家栋等人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仔细询问了卫星的测试结果和质量情况，感到非常满意。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东方红”乐曲的伴奏下，在酒泉发射成功。相比之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重83.6千克，法国的第一颗卫星重38千克，日本第一颗卫星重9.4千克，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最轻，只有8.22千克，而中国的第一颗卫星重达173千克，比其他几个国家的卫星加在一起还要重得多。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高兴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专家钱学森和任新民等。

常言道：趁热打铁，中国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之后，马上着手开始了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

“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在友谊宾馆召开了由651设计院主持的空间系列论证规划会议，会议对几个系列的空间研究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划，解决了发展一些空间发展技术的有关问题。这是中国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关于空间发展的会议，会议持续两个多月之久，全国以及全军所有的与空间研究有关的单位都派来人员参加。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在卫星上，宇航的事并不是重点，很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很多人将其称为我国的初次宇宙飞船规划会议。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上马宇宙飞船的工作开始开展起来。在这次“宇宙飞船规划会议”上，请来了三位全国最知名的生理和生物方面的专家，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蔡翘、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三位科学泰斗在各方面条件都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怀着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事业的忠诚追求，接受了国防科委委托的组织宇宙医学科研的任务。

在宇宙飞船的规划会议上，大家在商讨有关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三位专家的想法也不一致。第一种意见认为，人类不能赤手空拳进入太空，需要解决从地球到遥远空间的最起码的生命保障问题。在航天过程中，呼吸、排泄、睡眠、行走都成了很难解决的问题，还有缺氧、失重、真空、低气压、特制服装等，如果不具备一套必需的航天设备，想进行载人航天飞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在别的星球上生活了。在载人航天之前，必须做大量的动物实验，对组织、器官、生化指标等进行深入研究。为了保证宇航员的工作效能和健康，必须研制生物卫星，生物卫星是发展载人航天的需要。此外，要保证宇航员较长时间地工-作，必须进一步探索并解决航天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心血管功能、血细胞、免疫功能及生殖遗传等，最重要的是空间运动病、骨骼脱钙、脑功能降低和肌肉萎缩等。虽然近年来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我国的航天医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总的来说，还是落后于俄、美两国。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没有必要发射生物卫星。但与会者经过20多天的讨论，确定生物卫星的发射与否根据以后技术发展的情况决定，不排除发射1～2个生物卫星。最后，三位专家主持制定了我国的宇宙飞船发展计划，并郑重地签了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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