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对大学学术管理的启示

摘要： 屠呦呦获“诺奖”对我国大学教育的启示是，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和学生安心地读书想问题，以科研带动教学，是大学实现自己价值和意义的必然条件。然而，这个逻辑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却可能是断裂的，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因为在我们的教育观念中，社会是将大学当作工具看待的，而大学又是将科研当作工具看待的。而当学术研究不是遵从自己的目的和规律时，其成果的肤浅和平庸可以说是必然的，对学生的影响也相应地是浅显和表面的，自然难以实现以新知识、新思想熏陶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当前，克服长期的对社会科学“不学而成”的简单化认识，宽容和激励社会科学研究，允许和支持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百家争鸣”，无疑是我国大学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而清除大学科研领域中的“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现象，克服科研评价中的“理性工具”膨胀现象，让学术环境纯净文明，让学术评价科学、合理，让教师安心地读书想问题，应该是我国高教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学术管理；学术研究；人文社科研究；学术环境；学术评价；科研评价；屠呦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62-08

屠呦呦获“诺奖”在国内引起的震动可以说是自然的，而人们对屠呦呦获奖原因以及其获奖成果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原因的追问也是自然的。然而，人们在谈论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屠呦呦们的研究成果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是科学家们安心工作、潜心研究的结果。若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潜心研究，任何对“诺奖”的幻想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于科学家们而言，只要让他们思想上没有政治负担，保证他们能够正常的工作，并且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包括让科学家们安心工作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他们是一定会出成果的。这些成果还不止是医学成果，也可能有数学成果、物理学成果、生物学成果。这就和农民种地一样，只要认真耕作，辛勤劳动，就一定能有收获。教育事业也是一样，只有让教师们安心地工作，心情舒畅地教书育人，才能培养出能够引领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优秀人才。这个道理在大学中的表现是，让教师们安心地、专心地、潜心地读书想问题，以科研带动教学，才能培育出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优秀人才，创造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优秀成果，营造出健康的大学文化环境，并且从根本上回答“钱学森之问”。而现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为教师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没有？让他们安心地、专心地、潜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了没有？

一

这个问题在世界大学领域里或许是个简单的问题，甚至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放在我国大学的历史中来看，却很难说不是一个沉重或者说复杂的问题。因为纵观我国的大学史可见，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时期，我国的大学是一直在向着“革命化”的方向发展的。其时最流行、最普遍的词是“革命”，人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也是革命。革命不革命，是当时对于教师和科技人员最重要的要求。如果组织上认为你是革命的，那么，你就是我们的同志，是组织依靠和重用的对象，什么工作都可以交给你。如果组织认为你是不革命的，那你就得靠边站，就不能被领导和同志信任，就得准备随时接受组织对你的批判和改造。而为了表明自己是革命的、进步的，人们就得随时提醒自己，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革命的要求。这其中包括要对组织表示忠诚，对领导和同志保持谦虚的姿态，要和落后分子划清界限，甚至要和“反动的家庭、亲人”划清界限。否则，你就是不被组织接受的人。其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其历史都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因而他们都基本上存在着不断地向组织表示进步、接受组织教育的问题。而一个满脑子装着如何“争取进步”的人，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来进行“科学研究”这个需要专业人員专心致志才能进行的活动呢？

当然，其时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在国家急切发展的国防领域和一些国家急需建设的项目中，有些知识分子是可以例外的。比如：航空航天技术、原子弹技术、医学技术（屠呦呦们的研究领域即为此）等。然而，人们应该明白的是，那些研究项目毕竟只是一些特殊工程（政治性项目），也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参加的活动，因而不是社会普遍性的科学研究现状，也不能作为高校中整体性的科研形态被看待。一些著名学人（比如：程千帆、束星北、季羡林等）对自己在此期间被停职、被劳动（体力）、被管制过程的记述，也基本上证明了这种现象。因而翻阅我国“前三十年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质量也乏善可陈。真正有创见性的思想和理论，不敢说绝无仅有，但绝对是极其贫乏的。从教育学领域来看，可以说除了几本充斥着教条主义（主要是前苏联时期的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只强调无产阶级的观点，简单地批判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教科书外，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专著。而仅有的一些学术论文集，其质量的平庸和粗糙也是令人惊奇的。

客观地总结我国大学教育在解放后“前三十年”的情况，可见其在科研方面是不平衡的。自然科学由于远离政治而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小一些，因而尚许有一些发展，但更多的发展则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理论方面的。因为其时的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方面，并不只是单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而是面向所有的知识分子的。所以，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师也是会同样受到冲击的，只是受冲击的程度小一些罢了。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师受到的影响，则是直接且深刻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学术思想被清算，教育思想被批判，以往的研究工作被中止，而且所教的专业也被取缔了。与此同时，许多拥有社会科学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也被“调整”成了理工科大学或单科性大学，原来的学科优势丧失殆尽，传统的学风也基本上流失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是，人们普遍地注重理工科，尤其是注重实用学科，轻视文科和社会科学。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更是流传广泛。

毋庸置疑，这个口号反映的是社会普遍性的“重理轻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实用轻理论”的实用主义观念和思想，其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对此我们一直缺乏深刻的反省：没有文科，何来人文教育？没有人文教育，国家何来人文思想和人才的资源？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弘扬和人文教育的繁荣，国家何来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社会如何能够在文化和精神的层次上实现和谐？国家如何能够在思想和文化方面获得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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