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贵阳市曲坛艺苑的往事回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在贵阳市群众艺术馆任职期间，参与了省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同时兼任贵阳市《曲艺志》、《曲艺音乐集成》主编。先后无数次深入各区、县、乡、镇，走访老艺人，召开座谈会，对贵阳市曲艺艺术的传承发展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探访，留下了大量的笔录手记。现将一些值得记忆的有关情况整理成文，供后人研究参考。

贵阳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交通的发展，移民迁徙，人口逐渐增多。由于商贾云集，文化生活也随之活跃，不少民间艺术也在街头市井开始了活动。曲艺说唱是植根民间、颇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门类。清代末期相继出现在贵阳的曲艺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随意性较强的口头创作，例如当时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乞丐）数板时说的：“去年春官来得早，看见大嫂在洗澡；今年春官来得暗（迟），看见大嫂在吃饭。”上门要饭时唱：“你不拿，我不走，好比老鸹（贵阳方言发wá音）等死狗。”也有打“莲花落”时说唱的：“老板开的百货行，百货码起像城墙；老板提笔在写字，好比清官写告示。”另外，还有一些搓糖售卖的小贩及饭馆、商店中的跑堂为招揽顾客而随口念出与自己业务密切关连又风趣的顺口溜。例如家居云岩区一位名叫范泽甫的搓糖艺人，人称“糖老者”，凭借他熟练的糖艺手法和幽默风趣的顺口溜，时时引来一批批大人细娃围观、购买。小娃娃最喜欢看热闹，老艺人一边熟练地黏制出各式戏曲人物，各种飞禽走兽、鱼龙瓜果等玩具，一边随口说出一串串引人捧腹的笑话。那时候的小孩子都知道有个“糖老者”。可以说，“糖老者”的摊摊摆到哪里，哪里就有围观的人群。其实人们不仅仅是看他动作麻利，瞬间就能黏制出一个个鲜活可爱的糖制品，更主要的是听他出口成章、一串串生活气息浓浓的展言子、俏皮话，例如“糖老者，过场多，做个钉锤敲光波（光头）；盐葵花，颗颗脆，天上神仙把凡人配”等等。

还记得上世纪，朱德委员长来贵州视察，外事部门就曾特邀既会唱川戏、又会打洋琴的糖老者，专门表演他编演的节目《丁老汉看电影》，现抄录几句以供欣赏：

“有天七点半，老丁吃完饭。一口气跑拢贵阳电影院。不慌又不忙，就去逛商场。走进糕点铺，买斤猫屎糖。回转电影院，大门紧紧关。老丁鬼火冒，大喊又大叫：你们服务员，咋个不对号？服务员过来，忙把他安排。老丁坐椅上，左右直是晃，伸只大脚杆，搭在椅背上，边看边在剥，一地花生壳。噗的一口痰，吐人家一褲脚……”

据当事人介绍，当场就逗得朱老总捧腹大笑。可以说，这种独具魅力的顺口溜艺术之所以长盛不衰，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除了它方言土语的朗朗上口，节奏铿锵，很适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外，可贵的是它可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状，吐露人民的心声。以至于八九十年代著名话剧演员、人称王二公的陈光余先生对这种艺术情有独钟，产生了特殊兴趣，从而在每年春节晚会推出了《王二公办公司》等一系列作品，很受大众欢迎。及至再后来长期活跃在舞台上的卜小贵顺口溜《二娃参军》、《望子成龙》等精彩段子莫不如此，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时，也出现了以演杂耍“帐子戏”为谋生手段的曲艺艺人的街头活动。另一种则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文人雅士自娱自乐、被称作“打洋琴”或“唱洋琴”的曲艺形式。清嘉庆年间，贵州有个名叫花杰的就抄写过不少洋琴唱本；清同治年间，有位候补知县肖铁珊就擅长演唱。贵州洋琴盛行于清代，后来流传于市民中，进入茶馆。贵阳曾出现以王石青、蒋发三、丁小瑞等为首的洋琴演唱家，他们后来成立了演唱贵州洋琴的“三友社”。1894年，贵阳又出现了以演唱贵州洋琴为主的茶馆“文音茶社”。

辛亥革命后，贵州长期受军阀统治，市面萧条，民不聊生，贵阳的洋琴演唱活动一度衰落，“三友社”成员流向遵义、安顺、织金、黔西等外县活动。时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贵阳出现了“筑乐研究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又出现了“贵阳绅士洋琴会”等贵州洋琴演唱组织，使这一艺术在贵阳地区得以延续。另外，在文人荟萃的贵阳市南郊青岩，兴起了一种叫“唱书”的艺术活动。据青岩场坝已故老人张培芳和青岩西街的周国梁老人介绍，早在19世纪当地就有唱书艺人活动，生于道光年间（1821-1850）的吴澜，人称吴满公，就是青岩最早的唱书人。吴满公从16岁开始，就经常在青岩朝阳寺（曾经的青岩电影院）内静峰和尚的斋房演唱《梅花福》、《二度梅》、《珍珠衫》等书目。他嗓音洪亮，能生动摹拟书中各种人物的音容笑貌。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青岩当地先后出现了王槐林、周培西、车五公、车万益、车达山、吴天顺、余二公、张培春、张素仙等一批热爱唱书的艺人。当时具有较高文化的宗宝成（秀才）、车楷清（秀才）、沈直清（秀才）、吴少峰（秀才）、叶季安（武秀才）等一批文人学士也参加了这类活动，演唱书目也扩展到《八仙图》、《鹦哥记》、《双上坟》、《昭君和番》、《盘贞认母》、《亚仙刺目》、《花田错》等。抄写和传播书目也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风气。与此同时，青岩附近的黔陶、骑龙、赵司以及小碧猫洞等地方，唱书活动也开展得比较普遍。由此看来，以平民百姓自娱自乐的顺口溜、演杂耍、讲故事和文人雅士玩乐的打洋琴、唱古书，形成了贵阳地区曲艺活动的基础。此外，在市郊乌当洛湾也活跃着一支唱文琴的演唱班子，活动演出长年不断，一直延续到今天。

贵州邻近四川，受川文化的影响较深。清朝末年，贵阳秀才杜文翘一方面迫于生计，一方面出于喜爱，仿四川说书艺人在贵阳“螺蛳湾”（后名河南街）的庭院和街沿上，独坐矮凳，手捧《东周列国志》，用本地乡音讲述，加以评说，听者自愿供给书金，以此维持生活，声誉亦随之鹊起。此事为当时驻筑督军刘如洲所知，派人邀杜说书。杜秀才提出需重赏轿夫，可免收书资为辞进府演出，因而声誉大振。由此而受“黄家斌茶社”（原河西路味莼园酱油店处）之邀，给予生活补贴，设高台书案，评说《三国演义》。其书艺被贵阳人称为“贵阳评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贵阳评书再度兴起，艺人全是家居本省者或地道的贵阳人，他们均以“墨本”（即出版书）用乡音土语与川帮和“飞条书”（即条纲书）抗衡。演出时间较久而又颇有名气的，是被称为八少爷的没落世家子弟和清镇县人陈玉林。后者在“煤巴市”（今公园北路）说《三国演义》，书报上注明“请君带书核对，若有差误愿罚”，由此招来大批听众而红火，陈玉林的《五虎平西》更是脍炙人口。

由于地域关联，自清末以来便常有四川说书人来贵阳演出。民国十年（1921年），四川說书艺人王道陵、陈仁轩先在“贡院坝”演出，之后，王道陵又在贾炳奎茶社张贴书名，演出《走马春秋》和《西天挂袍》。陈仁轩在北门茶社演出《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等风云条书（即有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等情节的条纲书）。并擅长文、武、袍、靠及弓、马战术的“贯口”，一气呵成诗词歌赋，且声形并茂，情景迷人，吸引了大批听众（尤其是川人）。时有南王北陈之称，从而留下川派评书“擂棚”一派之说。

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海源来贵阳演出鲜为人知的《九美图》、《忠孝剑侠图》和《东汉紫微图》等书目，受当时官、军之邀在烟馆设台演出，一时走红。相继而来的有王华轩带徒翟星臣说《隋唐》、《后汉》、《杨家将》；张文舫说《珊瑚带》；谭斌说《乌龙剑》；徐俊（杨林的师傅）说《双飘带》、《玉狮带》；廖沛镛（曾凤鸣的师爷）、石银先师兄弟说《东汉紫微图》、《红光剑》、《小八仙》等。遍及全城的茶社，形成了四川评书的强大阵容。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犯独山县城，时在都匀、贵定演出北口评书的宋轸华也受敌胁迫来贵阳，演出的书目主要有《三侠剑》、《施公案》、《彭公案》、《火烧红莲寺》等，从此，贵阳山城也出现了一支说北方评书的队伍。

抗战期间，四川清音这种击鼓弹唱的艺术形式也来到贵阳，有四川清音艺人蒋炳清父女、邹吉亨、郑坤容夫妻及拉、弹、唱的杨凤仙来筑演出，并联组在苍后街（今富水南路南段）坐馆。当时，在贵阳市内的一些茶馆、书场，就有以演唱竹琴为生计的韩炳坤、唐浩然、黄荣丰等活动过。连市内民间善唱贵州梆子和贵州文琴的艺人施继云也学会了演唱竹琴。

值得一提的还有相声艺术家欧少久先生，可以说，相声这一深受中国人欢迎的北方曲种，就是由这位多才多艺、幽默风趣的相声名家传入贵阳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欧少久就已名噪重庆及四川各地，并与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过往甚密。1940年，欧少久先以单口相声就演于茶室（厅）内，也偶与戏剧、杂技、魔术在剧院同台演出。后又在中美茶室设馆表演，直至后来专门在民众教育馆（现今的人民剧场）登台亮相，受到了贵阳市民的赞扬和好评，并为后来贵阳相声艺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培养了后来活跃在贵阳舞台上诸如刘长生、张怀东、曹宝春、周明、杨林等一大批相声艺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艺术工作，组织流散艺人学习。1950年5月，贵州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举办了新一期艺人培训班，训练班主要向艺人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该班于1951年4月4日举行毕业典礼，并由省文联主任申云浦，副主任邢立斌、蹇先艾向参加第一期学习的学员欧少久、武桂芬、曾凤鸣、张文玉、宋轸华、刘道全、段兴发等颁发了贵州省文联第一期艺人培训班毕业证书。同时成立了以曲艺、杂技艺人为主体的“黔力技艺社”，由杂技艺人赵凤岐（艺名麻子红）任社长，相声艺人欧少久任副社长。成员有四川评书艺人石银先、罗仁杰、曾凤鸣等数十人。至此，流散在贵阳街头的艺人有了一个接受党的教育的组织和一个享受新社会温暖阳光的大家庭。这些焕发出青春活力的艺人立即走向街头书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比如1950年6月18日，相声艺人欧少久便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进行义演，演出了单口相声《大闹公堂》，6月20日又演出了单口相声《大保镖》等书目。

时值贵州省文联正式出版《贵州文艺》刊物，该刊物大量发表曲艺作品，评书艺人张文玉被调往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当时由陈福桐先生创作的金钱板《蒙素芬逛莫斯科》就发表在该刊物上，并由杨林掷板演出了无数场。1950年11月，艺人张文玉加入“黔力技艺社”，带头并勉励社员参加戏曲义演，以3天的加班收入做捐献，支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灾区，并首倡书茶开资，力改扎板收钱旧习。

1951年5月，省文联以“贵州省文联第一期艺人训练班”为基础，成立隶属于省文联领导的“戏曲部”，一些曲艺艺人如欧少久等均为成员。1951年8月，贵阳河滨公园经营的文艺茶座正式开业，黔力技艺社开始利用其场地，组织具有开拓性的曲艺综合演出。有欧少久的单口相声、太平歌词；有屈乃伸、李云清、张文玉的金钱板；有刘道全、黄湘的荷叶；有吴兴如、李云甫的四川洋琴；有张永华、成兰芳的四川清音；有段兴发、武桂芳的河南坠子；有侯栋才、杨林、曹珍玉的花鼓，有李同兴的数来宝。每日轮流赶场交叉式演出，由张文玉穿插垫场，并以中篇评书《罗楠打虎》压底。

1951年9月，贵州省文教厅、省文联举办首届“戏曲曲艺训练班”，组织艺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传达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文件，开始贯彻1951年5月5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黔力技艺社欧少久、刘道全、曾凤鸣、黄湘、杨林、武桂芳、段兴发、张文玉等参加。该训练班对于提高戏曲、曲艺艺人的政治思想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1952年，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军代表苏陶，邀请贵阳邮电局的罗天锡、林止中、杨序伯、傅金昌、罗绍梅等洋琴玩友到电台直播贵州洋琴《渔夫恨》。

此次直播后，罗绍梅根据苏陶提供的戏剧剧本《九件衣》，执笔改成洋琴座唱。经过排练后，每周定时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连播。

1953年2月，为配合贯彻实施《婚姻法》，黔力技艺社艺人走上街头宣传，演出花鼓《歌唱新婚姻法》、《香香提亲》，金钱板《小女婿》，荷叶《木头丈夫》，坠子《小二黑结婚》，清音《夫妻识字》，连厢《包办婚姻害人精》等，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为了尽快提高曲艺艺人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打破艺人对创作的神秘感，贵州省文联于1952年3月，着手创办了以创作为中心的曲艺训练班。学院除来自毕节的金钱板艺人肖国炳外，全系“黔力技艺社”社员。第一阶段集体听课，分别由邢立斌、蹇先艾、肖家驹主讲文学、音乐等，并特邀贵阳师范学院向知方教授讲授“声韵”；第二阶段分组阅读讨论《结婚》、《村仇》等名著；第三阶段分组改编，由曾凤鸣、肖国炳、张文玉担任小组执笔，最后经江承纲汇总定稿。长篇唱词《村仇》发表在重庆市文联的《说古唱今》上。这期间，“黔力技艺社”社长欧少久还参加了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1953年12月，评书艺人杨林在贵陽南门口曹思茶馆开始说《铁道游击队》，此举成为贵州曲艺界首说的第一部革命新书，为说演唱新走出了一条道路。

1954年元月，黔力技艺社派欧少久（相声），宋清云、施治安（河南坠子），杨林（评书、金钱板），黄云丰（四川竹琴），刘道金（荷叶），李云清（金钱板）等分别参加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第二总团第六分团的四、五、六分队，于春节前赴省内市、专区、县慰问当地驻军。

1954年5月，黔力技艺社迁入中山东路新址（原黔华越剧社剧场），扩大舞台进行多曲种综合演出。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贵州洋琴《鲁达除霸》。这是该台播出的贵州曲艺的第一个节目。该本由彭鸿书改编，罗绍梅、司季武、李光乾、林祺瑞演唱伴奏，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录音。

1956年元月，黔力技艺社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经上级批准，更名为贵阳市曲艺团，欧少久任业务团长。继贵阳市曲艺团正式建团以后，1957年4月，贵阳市又成立了“贵州戏曲业余研究社”，由桂百铸任社长，罗绍梅、何成明任副社长。研究社主要从事发掘、演唱、研究贵州洋琴、贵州梆子等工作。

1959年12月，贵阳市文化局又将中华中路剧场划拨给贵阳市曲艺团使用。自此，山城就有了一个拥有600多个座位及舞台、化妆室、售票房的综合书场，使山城众多热爱曲艺艺术的观众有了一个聚集欣赏演出的场所。该团还派出部分演员赴北京、郑州、昆明等多地学习南北各种曲种；又在贵阳、清镇、修文、开阳先后招收了钟丽萍、甘志荣、李丽云、欧阳京华等学员，壮大了队伍，充实了新鲜血液，丰富了演出曲目。同时先后从公路文工团和有关部门引进招入了刘振南、郝树滋、孙宝奎、周明、小杨林等骨干演员，加强了创作力量，从而大大提升了曲艺团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使贵阳市曲艺团真正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专业艺术团体。“大跃进”以后，南明、云岩两区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专业曲艺团，一时间各种曲艺缤纷上演，辉映舞台，使山城贵阳呈现出曲坛花茂，南北交融的兴旺局面。从以上情况来看，作为贵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贵阳，除原有的各种曲艺形式外，也使各种外来曲艺形式得以普及。党和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的重视，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尤其对以往流散在街头、院落以艺谋生的说唱艺人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怀，使一部分原先在凄风苦雨中无家可归、度日如年的流浪艺人和一部分有志于从事曲艺事业的接班人，一个个成为光荣的文艺工作者。

贵阳市曲艺艺术几十年来的壮大、振兴、发展也一直受到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国曲协的特别关注。在我清理的一些档案文稿中，就亲眼看到原中国曲协主席陶钝为了我省评书艺人、曾凤鸣先生的长篇评书《艺海群英》的出版一事，专门写信给时任贵阳市曲艺团团长杨林的信件。因为当时说新唱新正值文艺界风起云涌之势，而杨林的贵州评书在西南三省颇具影响。陶钝希望他也能出版一本自己的专著。凡此种种，均说明曲艺这门植根民间的艺术在贵阳山城曾出现过繁荣局面。只可惜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我市文化部门机构的调整，部分曲艺演员另行安置转行。曾经红火一时的贵阳市曲艺团便在贵阳市人民的心目中逐渐销声匿迹了。

推荐访问:曲坛 贵阳市 艺苑 上世纪 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