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

摘要：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文选》伴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古代朝鲜半岛。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选》的地位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呈现出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

关键词：《文选》；古代朝鲜半岛；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45−06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赋文总集，收录了东周至梁代130位作家的七百余篇作品，历来被称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这部对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都影响至深的诗文选集同样也远播到古代朝鲜半岛，对韩民族的文化心理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对《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的传播情况进行简单梳理，以期能够准确认识《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的价值。

一、《文选》传入朝鲜半岛时间小考

《文选》何时传入朝鲜半岛缺乏确切的文献记 载。从大的时间范围来说，《文选》在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传入朝鲜半岛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对《文选》的成书时间及成书初期在中原王朝的流行情况进行考察似能将《文选》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圈定在更小的范围之内。

关于《文选》的成书时间国内外学者已做过诸多探讨，归纳之，最早不过天监七年（公元508年），最晚不过中大通元年（公元527年）。[1]（224）成书后的《文选》受到时人的重视和喜爱，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仍然以其高于其他文学选本的魅力传播到了北朝。《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七“石东筩”条记载北齐的高祖高欢“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2]（1916）高祖高欢公元547年辞世，说明《文选》在是年之前已传到了北朝。《文选》在南朝的流行情况虽缺乏明确的文献记录，但受到南朝的关注是可以想见的。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无疑是与中原王朝最早进行交往的政权。在《文选》成书的梁代，高句丽与梁有诸多接触，据《梁书·高句骊传》记载，天监七年高祖曾封高骊文咨王罗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天监十一年、十五年，普通七年，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高句丽都曾向梁朝朝贡。[3]（803）古代东亚的国际关系以中国为中心以朝贡册封为特征，朝鲜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藩属国，作为宗主 国，必然对朝贡国进行回赐、封赏，书籍便是重要的回赐物品之一。虽然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但由昭明太子主持编纂的《文选》在此时作为回赐物品传到高句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笔者该大胆推论不误，那么《文选》传入高句丽的时间就比“《文选》之传入，当在隋朝”的时间向前推进了几十年。[4]（81）

至于《文选》何时传入百济，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据《梁书·诸夷列传》：“魏时，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自晋过江，泛海东使，有高句骊、百济，而宋齐间常通职贡，梁兴，又有加焉。”和高句丽一样，百济与晋、宋、齐、梁诸王朝均遣使通好，并同样在“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令给之”。[3]（804）所以百济亦有从梁直接接受《文选》的可能。

至于新罗，偏居朝鲜半岛东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距离中原较远，且因“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3]（805）当然这也和高句丽曾阻断道路不准百济、新罗结交中原有关。此后数年新罗内部由于面临“对倭不和”和“伽倻并合”等问题一直疏于与中原王朝通使交好，直到真兴王二十五年遣使北齐朝贡后通交才渐渐频繁起来。所以新罗从梁直接接受《文选》的可能性不大。新罗接受《文选》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从百济接触《文选》；二是与隋遣使通交后，在隋朝科举制度的 影响下开始接受《文选》。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文选》传入新罗的时间就要比高句丽或者百济晚上几十年。

二、《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

的传播

（一）统一新罗前后

三国中高句丽与中国交往有着绝对的地缘优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对高句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兽林王在前秦的影响下于二年夏六月“立太学教育子弟”。[5]（166）在有着严格身份制度的高句丽其“太学”所教育的子弟无非是贵族子弟。与中央教育相对应的地方教育学风亦盛，《旧唐书·高丽传》有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珍爱之。”[6]（5320）高句丽的“扃堂”实为地方教育机构。在“扃堂”里，平民子弟修文习武，学习五经三史、字书，对《文选》更是偏爱有加。不难推知《文选》在中央贵族子弟中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会亚于民间子弟。

受新罗真骨贵族压制的六头品儒生与专制王权结合，在统一新罗后凭借其较高的素养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负责教授儒学、撰写外交文书等工作。统一新罗对唐朝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重视外交文书的重要作用，在还没有创制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汉字是统一新罗政府与唐朝外交文书唯一的媒介，统一新罗政府势必要模仿唐朝的外交风格。从六朝直到盛唐，朝廷策问、诏令、章表等朝廷应用文字皆为四六骈体，而《文选》从卷35至卷60的选编都能看出时人对骈文的偏爱，《文选》在唐朝深受读书人的欢迎，唐代士子也都把《文选》作为必读书，《文选》的风格与体势自然成为统一新罗时期文人学士的重要参考书。强首、良图等六头品儒生在当时都是很著名的文翰官。

《三国史记》引《新罗古记》曰：“文章则强首、帝文、守真、良图、风讯、骨 。”[5]（429）《三国史记》：“强首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杰。”[5]（428）从文献可知，强首将《文选》作为其文章修炼的范本，并凭借其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在政治上受到重用。又《三国史记》：“及唐使者至，传诏书，其中有难读处。王召问之，在王前，一见说释，无疑滞，王惊喜，恨相见之晚。……使制回谢唐皇帝诏书表，文工而意尽，王益奇之。”[5]（429）文武王曾经对强首在外交上的作用充分肯定：“强首文章自任，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故能结好成功。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强首个人的功劳自不能忽视，但同时也可看出以四六骈俪文为格式的外交文书在事大交邻的外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文选》作为四六骈俪文的文章典范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三国时代起，强首这样善于撰述的文翰官在处理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到了统一新罗时期，由于同唐朝建立了军事外交关系，对文翰官的需要也就更为迫切。新罗在神文王二年（628年）设国学，也就为贵族子弟谋取官职开辟了道路。国学当时的“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5]（366）从国学所教科目看，《文选》已被列为正规教学科目且是唯一的文章修炼方面的课本。

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凡入国学均能被授予官职的制度实际上不能执行，新罗统治者不得不仿照隋唐科举制度在元圣王“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5]（100）通过成绩高低以才取试，一改之前的骨品制、源花式、弓箭式、花郎道等选官制度。从文献记载来看，读书三品科与国学关系密切，其授课内容与国学基本相同。考试科目在唐代明经科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文选》，可见当时新罗的重文倾向。

六头品的儒生通过就读国学和参加读书三品科 考试走上仕途，但在骨品制尚存的情况下， 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真骨贵族的种种压制。于是大批六头品儒 生入唐留学，参加专供留学生登科的宾贡考试，希望以此来弥补骨品方面的劣势。“朴仁范曾苦心为 诗”，[7]（160）崔致远更是入唐登科的佼佼者。他被视为韩国历代文章之祖，洪奭周《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说：“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书传于后者，唯《桂苑笔耕》与《中山覆匮集》二部，是二书者，亦吾东方文章之本始也。”[7]（1）其很多作品都深受《文选》影响。《酬杨瞻秀才》“辽豕宁惭再献来”句化用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典：“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病来吟寄漳滨句，因付渔翁入郭船”（《和张进士乔村居病中见寄》）化用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之二）中 “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句。《祭巉山神文》“回眸而送尽归鸿”、“去采石华，必同谢运”分别用嵇康“目送归鸿”（《赠秀才入军》）及谢灵运“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进帆海》）句，皆见于《文选》。

（二）高丽王朝

公元936年王建完成朝鲜半岛的统一，统一后的政局仍很不稳定，各地豪族仍保留着各自的武装和财富，并且养有私兵。公元956年，光宗通过施行“奴婢按检法”将奴婢变成国家公民，并在公元960年−公元972年间剪除了大批开国功臣和豪族。为了使那些失势的豪族变成国家的顺民，光宗九年（公元958年）采纳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实施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虽设有制述、明经、杂业等三科十一门，但属制述科中的进士科最为重要，及第的人数也最多。据李成茂《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高丽穆宗七年（公元1004年）三月之前，不实行正规的三场制，考试时多考诗、赋、颂、时务策，但随时有不同的取舍。比如，光宗九年（公元958年）科举时考诗、赋、颂、时务策，光宗十一年科举舍弃时务策，仅考诗、赋、颂，成宗六年又舍弃颂，只考诗、赋和时务策。[8]（116）无论怎么变化，诗赋均在考试科目之列，可见诗赋在高丽朝的科举取士评判中占据重要地位，诗赋写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登第。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也自然促使想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社会的士子攻读《文选》并将其作为诗赋修炼范本。

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下有云：“高丽光宗始设科用词赋，睿宗喜文雅，日会文士唱和。继而仁、明亦尚儒雅，忠烈与词臣唱酬，有《龙楼集》。由是俗尚词赋，务为抽对。”[9]（468）可见当时文风之盛，也难怪诗赋成为科举考试进士科的必考内容了。

崔滋在《补闲集序》中说：“我本朝以人文化成，贤俊间出，赞扬风化，光宗显德五年始开春闱，举贤良文学之士。……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9]（79）又“……文安公常言：凡为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9]（107）可见《文选》选录的诗文在高丽前期堪称文章典范，“凡为制作”都可以据以为典。

高丽朝诗歌中引用《文选》之典更是不胜枚举。李仁老《竹醉日移竹》“何必登楼吟，信美非吾土”引用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金克己《龙湾杂兴》：“境僻车马绝，无人管迎将。唯余林下菊，粲笑送幽芳。”化用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郑誧有《结庐》《咏菊》诗歌，从题目上对陶渊明诗作的引用即可窥见一斑。李达衷《次益斋诗韵》“行歌沧浪水，耻憩恶木阴”，上句用《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下句则用陆机《猛虎行》“可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史学家金富轼《宋明州湖心寺次毛守韵》“想与众心同所乐，骚人谁讽大王风”中“大王风”语出宋玉《风赋》。

《文选》学在宋代经历“庆历新政”、古文运动、王安石科举罢诗赋的变法后遭受沉重打击，“苏文熟，吃羊肉”代替了“文选烂，秀才半”，《文选》学走向衰落。在朝鲜半岛《文选》的影响也在唐宋诗词、古文的风靡下渐趋式微。《古文真宝》《文章轨范》《古文苑》《文章正宗》《古文关键》以及唐宋八大家诗文集等各类兔园册子、总集选本的出现对只收录到梁代作品的《文选》来说无疑是一大颠覆。

（三）朝鲜王朝

科举制度在李氏朝鲜从1392年开科到1894年彻底废止整整延续了五百年。《文选》作为诗赋创作的范本虽不废，但其地位却与作为国学、太学唯一文学修炼教材的地位不能相提并论，这与当时文学观念的转变有关。我们知道，儒学虽很早便传入了古代朝鲜半岛，但直到朝鲜王朝时期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官方哲学。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朝鲜王朝文人更重视诗文的载道功能，而骈文不载道，追求形式胜于反映内容的先天特点使《文选》显得不合时宜。

被明神宗万历皇帝“时加披阅”的古代诗文集——《古文真宝》以其所收作家多且分量少的优点在朝鲜盛行，成为初学者及文人学者必读的文章修炼教本，取代了《文选》占据着的重要地位，即所谓“家储而人诵，竞为之，则盛朝之文章法度，可以凌晋唐宋，而媲美周汉矣。”[10]（52）许筠《惺翁识小録》记载：“国初诸公皆读古文真宝前后集，以为文章，故至今人士，初学必以此为重。”[11]（ 347）根据《诚斋文库目录》记载，朝鲜时代《古文真宝》刊本达五十三种之多，且选文数量经朝鲜文人整理重刊后竟远远超过中原王朝诸版本。

但无论文风如何变化，《古文真宝》如何流行， 朝鲜文人对《文选》的热情始终没有丧失，且依然是文人学习汉文诗赋写作的“作文模范”。在韩国汉文学史上，李廷龟、申钦、张维和李植素有四大家之称。他们都很重视对《文选》的学习。张维在《溪谷漫笔》中说：

余生八九岁，先大夫教以诗书。……十六从外舅仙源公受昌黎文数十篇。……又读《楚辞》、《文选》，学为词赋以应举。[9]（729）

李植将《文选》列为作文模范之列，他在《作文模范》中云：

茅鹿门坤所钞八大家文，最为中正。……《文选》所载秦、汉、魏之文，专弃可惜，亦须钞录时读，以为羽翼。[12]（518）

不仅如此，李植还要求自己的后代也都不放弃对文选的学习，在《示儿孙科》中有云：

韩、柳、苏文，《文选》、八大家文、《古文真宝》、《文章轨范》等中，从所好钞读一卷，限百番。此属先读。

《文选》、《楚辞》钞一册，李、杜、韩、苏、黄七言，毋过两册。[12]（514）

太宗还曾“命史官金尚直取忠州史库书册以进……《汉书》、《后汉书》、《文粹》、《文选》、《高丽历代事迹》……下春秋馆藏之”。[7]（646）史书从忠州史库移到春秋馆收藏是为了翻检之便，《文选》也在此列，说明当时对《文选》的关心不废。

《文选》的编纂体例也曾在朝鲜朝引起重视，专选东国诗赋文的选本《东文选》在文体分类上受《文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第三部分将对此展开论述。包括中宗年间申用溉、金铨、南袞等撰《续东文選》的编纂也是“爰述成庙之遗意，俾续《文选》之余音”。[13]（461）

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也是影响《文选》在朝鲜王朝传播的一个因素。朝鲜王朝时期儒教成为国教，科举考试很大程度上更加重视四书五经，以诗赋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进士科考试曾从世宗十七年（公元1435年）六月之后一度被取消，直到端宗元年（公元1453年）才又被恢复。

明宗8年（公元1553年）大司谏尹春年针对科举作弊、考题重复的现象曾提出在科举考试的正规科目中追加《文选》的建议，据《明宗实录》记载：

文章之有关于国家，岂不大哉？道之盛衰于此而 决焉，治之污隆于是而判焉，近自四五十年来，上之所尚者，徒屑屑于虚文，而下之所应者，徒区区于末技，年以年甚，日以日甚，所谓文章者，不可谓文矣。事大之表孰能作之，交邻之书孰能制之？今欲顿变文风复祖宗之旧规，则不可不参酌时宜，变而通之，今之议者曰，四六之体儒者不讲，表笺专不用功，其在前朝，赋用律体，取人之时，许用《文选》，故人人皆习于四六，为今之计，一切取人之际，赋体皆用八角，而东堂会试录名之时，《文选》行文并与《大典》、《家礼》而讲之，司马会试，讲《小学》、《家礼》之时，生员试则许讲《文选》行文，进士试则许讲《文选》诗赋，略以上许赴会试，则《文选》可复盛行于今世矣。……文选之书我国甚贵，亦不可不广布，而其注之详密者，莫过于李善注，速为印出甚可云。[14]（139）

虽然此建议由于重经义的其他大臣的反对最终没有被采纳，但足见《文选》在朝鲜王朝时期仍然是从士子到朝廷关注的对象。

集贤殿大提学李孟畇等鉴于“独诗学专废，大小文士不知诗法，非惟一身之艺不全，抑亦有关于国家之 用，不可以末技偏废”，[15]（639）建议“成均馆生员经学余暇，兼习《楚辞》、《文选》、李、杜、韩、柳、欧、王、苏、黄等历代诸诗家、《春秋》”。[15]（639）

光海五年朝廷曾下令“《春秋》四传、《通鉴纂要》、《杜氏通典》、《玉海》及李选注《文选》各一件，奏请之行，并以官本，极择贸来”。[16]（137）英祖还“命儒臣，持《文选》入侍”。[17]（411）由此均可窥见朝鲜王朝对《文选》的重视。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虽然没有出现《文选音义》等文选学著作，但却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在朝鲜王朝时期多次被刊印。如六臣注本有世宗十年（公元1428年）的活字本，中宗朝及明宗至宣祖时期又有覆刻本。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文选》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接受程度。在《文选》注本的选择上，也是更重视五臣注本。

三、《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在印刷术还不发达之前，《文选》这样的总集对于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工具，因为文集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有统一文化加强文化认知和认同的功能，也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功能。由于书籍数量少，复制传抄不易，各种总集对文学发展的总体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与《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不同，《文选》在统一新罗时期取得重要地位不是因其选文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加强在古代朝鲜半岛方始萌芽的儒学思想，而是因为《文选》的体势和写作风格。同时《文选》承载着中原文化，为新罗贵族和文士了解中原王朝文化和文体提供了方便条件。《文选》除具有本身的文学价值外，历史价值更是不容忽视的。《文选》在统一新罗直至高丽前期得到贵族和文人的认同也正是因为其审美和实用兼具的特点。而同期的中原王朝探讨经国大业、政治得失、礼义大防等诏策、章表、奏令、对议等朝廷应用文字运用的都是彰显文化教养的骈体。要想与中原王朝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熟习骈文的写作技巧成为必要的条件之一。正是为了外交等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文选》成为与儒家经典并重的唯一一 部文学选集。统一新罗前后，《文选》都是中央教育、地方教育的必读科目和必修教材，更是儒生提高文章修炼能力的范本。从“读书三品科”到科举取士的官方导向也使得攻读《文选》成为士子进身上层社会的努力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选》不仅仅是文学作品集，更是文化政治的工具，是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重要媒介，《文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选集的历史价值更大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

（二）文学价值

《文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除却其政治功利性外，其本身的文学性也得到了各朝文人的青睐和认可。在高丽朝甚至出现了“皆以诗骚为业”的现象。丽、鲜两朝文人对《文选》作品的模拟也可窥见《文选》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文选》中收录左思《三都赋》，堪称绝唱。崔滋则有同题《三都赋》，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写法上都可见其对《文选》所收京都赋的模仿痕迹。《东文选》第一篇就是李仁老《和归去来辞》。在朝鲜王朝保存的大量文人诗集中，从《拟楚辞九歌》《拟天问》《拟离骚》《拟吊湘累》《汨罗渊赋》《拟月赋》《拟雪赋》等等这些诗文题目的选定上也可窥见 《文选》的示范意义。

事实上，《文选》所收录的作家作品对古代朝鲜半岛文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并没有随着《文选》的式微而减弱，如屈原和《楚辞》，再比如陶渊明。当然，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海陆运输的发达，不能排除单篇别集传入古代朝鲜半岛的可能，但这些作家作品最初都是伴随着《文选》的传入而被朝鲜半岛文人接受则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陶渊明，陶作问世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没有得到认可的，在东晋、宋、齐、梁四代文学评论中也少见陶渊明的名字。从现存史料看，萧统是第一个为陶渊明编集的人。

（三）文献学价值

《文选》作为总集，在编排和文体分类上对朝鲜选集的编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宗实录》记载了成宗与《东文选》编者徐居正的一段对话：

上谓知事徐居正曰：“后世文章， 如古文乎？”居正对曰：“古人有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者， 文章之盛， 莫如三代、两汉， 东汉又不及西汉。 后世文章之盛，莫如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轼，然亦岂能如三代、两汉乎？新罗时能文者必多，史籍不传，存者不过崔致远一二人而已，高丽中叶以上之文，亦不多见，今之文不及高丽，中朝之文亦不及元朝之盛。”上曰：“其故何也？”居正曰：“世道降而气渐漓也。我国之文，无选集者，前朝惟崔瀣，当撰《东人文》。然伤于略。臣等欲仿古文选，自新罗至我朝，类选诗文，今以裒集，时未成书耳。”[18]（220）

《文选》七百余篇，按文体类聚分为36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东文选》全书130卷，4500余篇，除却辞、赋、诗这三种纯文学文体外，按文体分为45类：诏敕、教书、制诰、册、批答、表笺、启、状、露布、檄书、箴、铭、颂、赞、奏议、劄子、文、书、记、序、说、论、传、跋、致语、辩、对、志、原、牒、议、杂著、策题、上梁文、祭文、祝文、疏、道场文、斋词、青词、哀词、诔、行状、碑铭、墓志。

通过比对可知，东文选大部分文体分类均可从《文选》的分体分类中找到依据。虽个别分类不直接继承《文选》，也是受到了《文苑英华》等中国选本的影响。在排序上也和《文选》大致相同，都是诏敕等官府应用文置于赋、诗等纯文学文体之后，接着是日常应用文体，祭文、儒佛道类的哀悼文体则置于最后。

朝鲜朝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文选》多次刊刻，反映了朝鲜社会对《文选》的需求，也是朝鲜朝文选学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韩国学者金学主在《朝鲜活字本〈文选〉研究》中提出与中国重视李善注的态度不同，朝鲜时代所印六臣注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附后，以五臣注为主的《文选》又有别于中国所能见到的五臣注。朝鲜时代重视五臣注有唐玄宗对五臣注赞赏方面的原因也有朝鲜文人的治学态度方面的因素，《文选》在朝鲜王朝地位虽衰，但无论朝廷还是个人对《文选》的热衷程度都不减，当然多人注释的五臣注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朝鲜时代所刊文选今所见为汉城大学中央图书馆奎章阁所藏，故称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该版本保存了国子监准敕节文，前进士沈严的《五臣注后序》，有关《李善注文选》校刻方面的记载，关于第一部《六家注文选》的有关资料，朝鲜王朝于明永乐庚子（公元1820年）至明宣德三年（公元1828年）翻刻宋版《文选六家注》的卞季良跋文等等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文选》自传入东国，在各朝呈现出接受不稳定的状况，《文选》地位的变化有几个因素是不容忽视 的，一是各朝科举制度的背景，二是文学观念的变迁。总体上来看，凡科举考试重诗赋的朝代，《文选》自受重视。到了朝鲜王朝，对《文选》的重视衰歇则完全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迁了。朝鲜王朝诗坛崇尚唐风宋风，仅收录到梁代作品的《文选》自然在选文上已不能满足时人要求，但作为诗文写作的“模范”却未变。《文选》最初是作为承载中原思想文化的媒介远播古代朝鲜半岛的，作为官方外交文书写作模范作用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文学欣赏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历史作用较之文学作用要大。但《文选》本身的文学性同时被各朝文人所接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朝鲜朝对《文选》六臣注本的刊刻更是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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