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瑞　“神七”拉升太空经济

编辑|张刚/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中国航天千亿产业凸显

美国“阿波罗”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到1972年结束时，花掉了美国人240亿美元。却带来了高达几千亿美元的民用市场。“神七”的成功发射，是否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自去年８月马兴瑞执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帅印至今，仅一年有余，马兴瑞和他的“航天科技”团队却经历了“嫦娥绕月”、“神七飞天”等一系列大考。

9月25日“神七”成功发射举世瞩目，而鲜为人知，当神舟七号飞船安全返回的第二天，马兴瑞就已经出现在新的战场——另一个型号的研制现场。

更不被公众所知的是，“神七”成功发射的前两个月，即7月25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次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战略意义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因为潜藏在平静之下的将是中国航天产业的一次重大调整升级。

作为中国航天产业的领军企业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1日，其前身源于1956年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曾历经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和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历史沿革。而著名的“神舟”、“长征”等品牌正是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拥有。

在第四次工作会议上，总经理马兴瑞作了题为《全面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将定位从原来的“国际一流宇航公司”提升到“国际一流的大型航天企业集团”，将先前的三大主业“导弹武器系统、宇航技术与产品、航天民用产品”转向“宇航系统、导弹武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四大主业。

“华丽转身”的背后，一条更加清晰的产业链全面浮现。报告中提及的太空经济(Space Economy)概念也被高调凸显。有专家认为：太空经济或将成为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又一有力的推进器。中国将借鉴性地学习美国战后经济腾飞之路，依靠太空经济拉动内需，提升科技水平和制造水平。这一切将使得“中国制造”完成一次凤凰涅。

太空经济的放大效果到底有多大？

“有人统计过，航天科技一美元的投入将换来7至12美元的回报。航天科技又被称为‘技术金矿’，它对技术的拉动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马兴瑞解释到：“举例来说，我们发射一颗卫星，价值不仅仅是卫星研制、发射服务所带来的，还有运营服务和地面维护服务，这一链条带来的价值不可小视。”

以美国为例，1961年，“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到1972年结束时，“阿波罗”花掉了美国人240亿美元。但谁都没有想到，240亿美元随后就孵化成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阿波罗”带来了高达几千亿美元的民用市场。

专家预计，仅仅“神七”的发射和出舱活动的成功，将极大的促进相关技术革新和产业增值。

喜欢一边疾行一边思考的马兴瑞，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规划了一条“高速路”——到2015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收入要在2007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2500亿元。

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剖析了美国的国防投入，特别是在同前苏联进行太空军备竞赛的国防投入对于电子、通信、医疗器械等相关活动的直接拉动作用。其中，在论述“国防需求与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时写道：“国防需求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前提是，它必须能呼应今后美国和海外的民间需求，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能力才能转换成民间的实际用途。”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的成功正是因为很好地处理了军用和民用之间的转换问题。

无疑太空经济蕴含着未来中国经济腾飞的崭新模式和美好的商业前景。

中国在自主创新的同时，没有闭关自守，止步国门，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和平利用太空，而非军备竞赛。

10月14日马兴瑞在接受《英才》专访时表示：“此次‘神七’任务的全程电视直播，完全透明和公开，展示出中国领导人充分相信中国航天人的技术和实力，坦诚地告诉世界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信念。在宇航系统以外的三大主业，我们也可以负责任地说，航天人能用自己的实力兑现自己的承诺。”

出舱 产业大门的打开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或许并不十分理解这些技术突破到底能够给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43年前，美国宇航员Edward White出舱时险象环生，不仅费了很大力气，当他关上舱门时也遇到了障碍，足足用了5分钟。

“神七”出舱也经历了周折。“如果再有几分钟舱门还打不开，这次创造历史的出舱活动很可能就会紧急中止。”一位航天人事后告诉《英才》记者。

或许每一位看过出舱活动直播的人，都为中国的航天员捏了一把汗，也自然会记得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出舱活动成功后，那开怀的笑容。

作为“神七”飞船和运载火箭两大核心系统首席领军人的马兴瑞向《英才》记者谈起这段经历时说道，“我的压力首先来自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份责任，我作为飞船和火箭的第一责任人，必须确保火箭准时发射，飞船运行安全。载人航天是世界航天领域极具挑战性和风险性的活动，要确保把航天员平安送上天，在轨道上安全运行，还要健康返回。一旦发生问题，很难有办法控制，这种技术风险谁也规避不了。”

马兴瑞表示，此次“神七”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了四个方面突破：首先是航天员进行出舱活动飞行试验，突破出舱技术；其次是首次使用舱外航天服；第三，在“神七”飞船推进舱前段安装有中继终端设备，进行了“神七”与天链一号中继卫星间的链路试验；第四，“神七”还释放了一颗伴飞小卫星，这种在轨空间飞行器之间的绕飞试验对于开辟空间技术新领域很有意义。

如教科书一般精准讲解，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或许并不十分理解这些技术突破到底能够给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令他们骄傲的更在于“神七”本身所赋予的民族自强梦。

在去航天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部采访的路上，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英才》记者，虽然国家花了不少钱投资航天产业，但是作为中国人，他觉得这些钱花得值，并为此十分自豪。

其实，这位司机并不清楚国家对航天投入有多少，只是在他看来国家一定给了航天产业不少钱。当《英才》记者问及此事，马兴瑞介绍说，中国这次“神七”任务，国家投入远远低于美国类似发射的投资水平。

如果深入了解航天技术转化所带动的经济发展，“航天费钱”的传统思维模式或许就会改变。近年来国家对于航天科技的投入所开发的民用科技带来的产业回报，远远高于投入。

像日前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制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航天第一炉”的横空出世，专家认为这意味着航天技术应用的产业化能力进一步提升，对发展我国煤化工产业，实施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毕竟粉煤加压气化工艺长期以来被壳牌公司等国外大公司所垄断。

与壳牌炉相比，中国航天炉优势明显，同等企业规模投资节省1/3，建设时间缩短1/3，工艺流程操作更加简便，基本实现原料煤本地化，便于国内煤化工行业推广应用。

专业测算，应用航天煤气化技术，建设年处理煤30万吨工业装置一次性投资比壳牌少3亿元，比德士古少5440万元，而允许维修费用比壳牌每年少2500万元，比德士古每年少500万元。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经营投资部副部长张越介绍，集团公司开发的煤矿液压支架，为神华集团节省煤炭采购成本上亿元。同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正在为中国石化开发的长距离输油泵，也将极大地降低中国公司的采购成本。此外，碳纤维技术、多晶硅技术、煤化工技术等多项高科技技术一旦形成产业规模，也将带来可观的利润。

“我们公司要做的许多项目就是要能填补国内空白、或者能替代国外进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英才》记者。

太空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作为高科技前沿，太空经济与科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与传统产业之间有着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

作为太空经济的核心，航天技术究竟会给我们的国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2008年3月，马兴瑞应Eutelsat、EADS Astrium、Thales等欧洲主要宇航公司的邀请，率团出访，分别会见了Eutelsat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布瑞塔、EADS Astrium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克、Thales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航克等。

除了EADS Astrium、Thales这两家大型公司令马兴瑞印象深刻，只有540名员工的Eutelsat也给马兴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为世界第三大通信卫星运营商——法国Eutelsat卫星公司虽然员工人数不多，但是其2007年的收入达到了8.29亿欧元。仅仅从事商业运营，Eutelsat卫星公司便可以达到如此可观的收入规模，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马兴瑞觉得以卫星为主导的太空经济时代，的确大有可为。

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拥有控股的鑫诺卫星公司，同时又与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成立了直播卫星公司。但由于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直播卫星还无法更大程度走进中国家庭。

这未免让马兴瑞遗憾，他甚至希望能够在中国实现“村村通”卫星电话。在他看来，卫星，是直接能让百姓生活受益的“装备”。“汶川地震，最可怕的就是失去联系；如果有应急广播网，我们就能早点儿提供通信手段；直升飞机失事了，一周之内联系不上，如果这架直升飞机能装上GPS导航，搜寻就会更加便捷。但是，我国卫星在应急状态下功用的发挥还有待深入挖掘。”马兴瑞告诉《英才》记者，随着天基系统的完善，将对中国减灾、救灾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然而，太空经济却不仅仅局限于卫星应用领域。

2007年9月17日，美国宇航局局长迈克尔•格里芬在华盛顿发表旨在纪念宇航局成立50周年的演讲时宣称：太空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他说，太空经济包括卫星通信，如无线电通信和卫星电视、远程医疗，点对点的全球导航，天气预报与气候监测，保障国家安全的太空资产等。太空经济也包括刚刚出现的太空旅游以及发展中的太空后勤服务，后者可以使商业性的太空旅游成为一个可盈利的商业形态。

作为高科技前沿，太空经济与科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与传统产业之间有着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是社会经济与科技进步的“发动机”。据统计，2006年全球航天预算与收入达到2197亿美元，比2005年的1863.1亿美元增长18%。

2006年，美国近十年来首次修订了太空政策，确立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绝对太空军事优势的战略目标，美国宇航局则表示将在太空探索领域不遗余力地创新，以期使美国在太空经济中一直走在最前面，获得最大的利益。

美国航天专家巴基曾表示：“太空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人们很难意识到这点。”美国航空航天局（英文简称NASA）局长格里芬也认为：“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们创造了整个新市场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这种趋势下，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就业机会，带动整个高科技产业群的发展，更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竞争力。

转变 军工资产的突破

在市场化前提下，以资本为纽带，构建中国航天科技应用产业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实施中。

与美国的宇航产业发展脉络不同，中国航天产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太多市场竞争的洗礼，也没有经历过在政府主导下的并购与整合。

这无疑是摆在马兴瑞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员工面前的一道崭新命题。

熟悉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人就会知道，这两家公司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正是在市场竞争中，美国的宇航产业与其他高科技行业互相渗透融合，促使美国经济迅猛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是引领航天的主导力量。

虽然目前其最大的利润来源还是宇航系统和导弹武器系统，但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已锁定发展的目标：不仅要做火箭发射、卫星制造等产业，还要延伸至下游的卫星运营环节，完善整个产业链。

在做强做大宇航系统和武器导弹系统的前提下，按照马兴瑞的规划，未来的利润增长点很大程度上还会来自新近规划的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业。

因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第四次工作会议所做的战略规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未来中国航天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份战略蓝图。

在这份新的规划报告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组织架构由集团公司、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专业公司、上市公司以及直属单位构成。

布局上，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四大基地的基础上，再增加天津、内蒙古、香港（深圳）、海南四大基地。其中，天津因为港口优势作为未来大推力运载火箭的生产基地，而在海南将建设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射基地。

构建航天科技工业新体系的实施路径将通过六大转型来完成：从产品制造商向系统集成商转型，从以制造为主向制造与服务相结合转型，从以航天型号为主的任务型向军民融合发展的任务能力型转型，从实现单一产权为主向以市场为向导的多元产权转型，从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化精细化管理转型，从以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转型。

最值得投资人关注的转型在于“实现单一产权为主向以市场为向导的多元产权转型”。而这将成为未来实现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

报告中披露：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可以根据产业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专业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以产权为纽带，吸收外部资本和资源，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提升规模经济水平；境内外上市公司以资本市场为平台，通过资本运作，加大投融资力度，适时整合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资源，有条件的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可以整体进入上市公司；以航天服务业为主业的各专业公司通过集团公司内部参股和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的模式，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清晰的多元产权结构。通过上述手段，实现各经营实体从单一产权为主向市场为导向的多元产权转型。

在市场化前提下，以资本为纽带，构建中国航天科技应用产业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实施中。这一转型，无疑是对传统国有独资的资本结构的一种重新认识。

在马兴瑞的整体构架中，产权多元化转型倚重的有两家公司，一家是航天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另一家是航天科技财务有限公司。

其中，航天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成立，被外界看成国有大型军工企业集团进行资本运作的新突破。该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携所属九家成员单位共同注资10亿元组建，作为集团公司授权的投资管理主体和资产经营平台，重点开展产业孵化、资源整合、战略并购和投资融资等业务，促进航天产业化发展和高效资本运作。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航天科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艳华表示，成立投资控股公司，是集团公司创新航天民用产业发展模式、管理模式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推动航天民用产业进一步与市场接轨，促进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在集团公司内部第一次增资的基础上，公司近期又吸引光大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兴通讯、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注资。

作为航天产业的助推器，公司总经理张陶告诉《英才》记者，集团公司对公司有两个要求，首先是提高“硬实力”，一是要有资本。现在进行了两次增资，硬实力有了基本保障；二是要找到好的项目，要对集团公司内外的优秀项目进行投资、管理并适时实现退出，获得投资收益。目前，公司投资的煤化工装备、液压支架及电液控制系统、气动脱硫设备、高纯多晶硅等项目，未来都有可能单独上市或以资产注入的方式进入上市公司。

其次是提高“软实力”，公司要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要将自身“软实力”输送到所投资企业，发挥投资管理、增值服务的作用。

而这些也仅仅只是开始，集团公司作为发起人，正在考虑设立40亿—50亿元规模的产业投资基金。目前，国内多家金融机构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已有意向参与进来，通过产业和金融的紧密结合，融通各方资源，推动航天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英才》记者：“只有超越过去依赖国家拨付经费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带来中国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和平环境下，只有做强非军业务，才能保证在军事高科技领域的持续投入。”

海外 国际市场的焦渴

对于欧洲的运营商最佳的选择方案是购买美国卫星，然后用中国的运载火箭来完成发射。

“阿丽亚娜火箭涨到一亿多欧元了，美国的运载火箭要一亿多美元但还不能按时发射……我们承受不了，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长征火箭？”在不久前欧洲召开的卫星发射服务业峰会上，国际运营商、制造商们在激烈地讨论。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王海波，深刻感受到了国际运营商们的焦躁，以及对中国长征运载火箭的渴望。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是集团公司国际业务的平台，所有对外商业发射服务项目都是由这家公司来承揽的。然而，这家公司却因为受到某些国家的无端制裁，从1999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没有发射一颗商业卫星。

如今，随着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的发展，中国航天的实力得到了国际宇航界的认可。“长征”火箭以连续67次成功纪录的保持，证明了自身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中的价值。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考虑用中国的火箭发射自己的卫星。

据王海波介绍，对于欧洲的运营商最佳的选择方案是购买美国的卫星，然后由中国来完成发射。但是，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由于多种原因无法接受某些卫星发射合同。

“长征”运载火箭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辉煌的发展。至今，“长征”火箭创造了12年来的发射“完胜”的纪录。较高的性价比，使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很高的声誉。

但是因为多种原因，中国长征运载火箭无法承担更多的卫星发射任务，而这也正是某些国家希望借助非市场手段降低中国发射服务市场份额，从而遏制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目的。

2005年，时隔六年之后，中国成功完成了“亚太六号”卫星的发射，而这是完全由法国阿尔卡特宇航公司研发生产的通信卫星。

今年10月15日，在胡锦涛总书记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的见证下，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巴基斯坦空间和外大气层研究委员会在北京签署了巴基斯坦Paksat-1R通信卫星项目合同，而卫星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制造。巴基斯坦Paksat-1R通信卫星是继“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和委内瑞拉卫星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国际用户签署的第三个通信卫星合同，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首次向亚洲用户提供卫星在轨交付服务。

在中国航天科技的未来版图里，随着航天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卫星制造水平会不断提高，也会为中国带来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

太空经济 中国的“新发动机”

“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适度的向民营资本开放，包括某些领域的国际合作。”

采访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法杰 出处|英才杂志11月刊

太空经济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世纪“美苏争霸”最为激烈的时候，“谁能有效控制太空，谁就能有效控制地球。”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这样定义说。

显然，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太空经济不再仅仅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太空军事优势，它还直接涉及到这个国家关乎经济命脉的产业发展，以及直接、间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看一下航空航天、核电站、飞机制造这些重要的产业，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军工企业的地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法杰介绍说，从世界的角度看，民用航天肯定是军工派生出来的，核电站也一定是从核爆炸、原子能利用衍生出来的，而商用大飞机大多都是由军机制造商制造的，“这些是其他的企业代替不了的，我们国家也不例外。”

太空经济的发展，显然会加强中国在这些行业的竞争力。

美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两次世界大战所占的便宜，“还有一个经济发展手段就是要靠大项目带动。”魏法杰介绍，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花了大概400亿美元、历时11年，当时就有经济学家估计，它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会在4—5倍，因为它拥有如此长的产业链——从基础原材料到成品——都可能转入到民用。

“我们国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时不时的要搞出一个大的高科技项目，来带动一下。”魏法杰估计：“中国今天处于高速增长期，我们的航天活动，像神七发射，对产业的带动作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要在7—14倍。”

然而差距依然存在。能贡献10%的国民经济总量，太空经济只有加工制造商、没有运营商显然是做不到的。航空工业制造除了性能可靠的飞机，还要有民航系统的运营才能形成产业。“有成熟的技术才可能有运营，有运营才会有经济。”魏法杰如是说。中国已经有了通讯卫星、气象卫星的运用，但没有形成规模的运营体系，这方面恐怕起步就落后于欧美了。

以强关联性为特征的太空经济、航天经济，对高科技产业的带动效应是各国以10%的增速投入的重要动因，全球投入太空经济的总规模已经达到2500亿美元。但中国的产业集群效果并不明显，产业化程度非常低。

首先是中国太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有限，资源配置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的因素，而是由国家需要按计划执行，投资结构上几乎100%都是国有投资。向市场经济过渡，国防是最后一个环节，“比如说行业壁垒，采办人员首先会从航天系统内选择，民营的可能关注不到，这就大大削弱了行业带动作用。”魏法杰表示，中国产业本身也存在问题，总体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能够承担航天科技相关任务的民营公司还很少，不具备合作以及带动的条件，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开放，适度的向民营资本开放，包括某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难以带动的集群效应。

“其实制造部分完全可以放开，比如一个零件加工，哪个企业有这个能力就让它加工，成本低、保证质量，”魏法杰建议中国的国防经济应该逐步由橄榄形向哑铃形过渡，国防经济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两头——研发和集成，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太空经济竞争力的指标。

（文|宋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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