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理论范式

播音与主持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年轻学科门类，其独立性已经得到学界和业界的普遍承认。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理论上借鉴了新闻传播学、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理经验和成果。时至今日，该学科独特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也日趋成熟。文章在回顾播音主持艺术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梳理了各种学术脉络，进而提出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四大理论范式。

播音主持 艺术 学科 理论范式

战迪，深圳大学艺术系讲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

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资助（2013WYM0074）。

就学科分类而言，播音与主持艺术既属于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在教育部学科体系中也被划归为戏剧与影视学的下属学科。其交叉性、综合性、边缘性显而易见。随着电子传媒的跨越式发展，一大批优秀的播音员主持人成为令人瞩目的传媒文化使者而被广泛关注，而学界重量级的专家、学者及理论著述也应运而生。每年数以万计的有志青年纷纷报考国内各大院校的播音主持专业，更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招考中一道靓丽的风景。这一切都为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培养更多符合现代传媒生态需求的播音员、主持人，建构播音主持队伍的评价体系，更丰富了媒介文化的内涵，拓展完善了传媒批评系统。

美国科学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备了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之后，才能称其为科学，否则，只能被看做是“前科学”。“范式”（paradigm）最早作为一个概念被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种组织性的理论视角。就像一幢建筑，范式一旦被建造起来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承载了建筑者的梦想，也将梦想具体化。在库恩看来，“范式”一词与“科学共同体”十分接近，科学共同体中所包含的信念、知识基础、研究工具，及其总和都可以在范式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可以说，范式集研究者的信念、知识储备、研究工具、价值判断等要素为一体，聚合着一门学科的理论传统，为其发展规划了科学的路径。

在充分认同库恩所提“范式”理论的基础之上，本文将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加以研究，而相关学者则可被视为学术共同体中的成员，在特定的圈层中，他们的成果可纳入相应的理论范式，在规定的学术视域下展开研究。

一、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传统与现状

相较于其他成熟的学科门类，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尚显年轻。如果从1940年人民广播诞生之日算起，至今不过70余年，即便从20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广播电台创办算起，也不过百年历史。这与其上位学科新闻与传播学几个世纪的传承相比，差距立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电子传媒行业的快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与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双重语境之下，社会人文心理发生了激烈的震荡，文化观念在器物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都发生了结构性裂变。这些社会思潮在传媒行业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尽管受到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冲击，近期关于当下广播电视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表明，电视仍是受众最信任的传媒渠道，61.9%的被访者对此持认同观点。[1]作为广播电视媒介与观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中介，播音员主持人不仅扮演着传媒行业“把关人”的角色，也在受众潜意识的期待视界中充当了“舆论领袖”的角色。因此，对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重视程度，恰恰折射出学界对电子传媒行业文化体认的深度。

播音主持艺术研究以播音业务研究为发端，在总结老一辈无产阶级播音艺术家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借鉴了声乐、曲艺等相关艺术门类的学理经验，诞生了一批相对成型的理论著述，如齐越的《献给祖国的声音》、徐恒的《播音发声学》、张颂的《播音语言通论》《播音创作基础》、吴郁的《播音学简明教程》、姚喜双的《播音学概论》等等。这些论著在传承播音业务传统的过程中，归纳、总结、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学理认知，时至今日，其思想仍在业内广泛传播。在众多著述中，已故张颂教授主编的《中国播音学》被视为集大成的扛鼎之作，此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国内该学科普遍认同的基础性教材，其研究视角、方法与态度体系，构架起播音主持艺术学科的一种重要基础理论范式。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播音主持艺术研究具有独特的本体性规律，但毕竟还有待完善和拓展。播音主持创作基于其实践性、形象性、音声性、多质性等特点，给学理总结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其间分歧不断、争鸣不息。将具象化的声音、图像描摹为抽象的文字语言，不易；将转瞬即逝的文化现象勾勒为富于规律性的本行业文化地图，不易；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性表征转化为审美体认，不易；将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集合点准确定位，实属不易。于是，播音主持艺术的研究与广播电视行业的日新月异同行，研究中离散性的、富于洞见的个体化言说居多，而任何一点同一性共识的达成，都举步维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主持人队伍的广泛兴起，主持人文化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大批新观点、新主张层出不穷。以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坚持捍卫播音语言本体论，进而提出播音主持一体论和播音主持涵盖论。而以白谦诚为代表的新锐学派则坚决主张替代论，意为播音员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播音员终将为主持人所替代。与此同时，播音主持传播是单向传播亦或双向传播、播音员主持人是否需要表演、节目主持人的起源等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热议。理论交锋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学界与业界专家各自秉承着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理论主张，相持不下。

时代跨越至新世纪，论而不争的话题被暂时搁置，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诸多后起学者借时代发展的东风，借各自的学科优势，以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拓宽了播音主持艺术的研究视域。以深圳大学应天常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从交叉学科的视角出发，独辟蹊径，开创了播音主持研究的南方学派，其专著《节目主持人通论》《节目主持语用学》等将语言学、社会学理论同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相对接，其扎实的论证、严谨的态度和鞭辟入里的观点获得了学界的赞许；南京师范大学毕一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贵武副教授则从传播学视域切入，分别出版了专著《语言与传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艺术新论》《主持传播学概论》；上海戏剧学院的吴洪林教授将影视戏剧表演艺术的相关理论与训练方法同主持人培养相勾连，出版了专著《主持艺术》；吉林大学文学院孔朝蓬教授、施斌副教授带领的团队，依托本学院深厚的历史文学底蕴，重新编写了“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艺术”系列教材，以史论中介、价值趋附、经验认同为研究方法，为播音主持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添砖加瓦。

与此同时，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为代表的传统精英学派并不甘寂寞，相继推出了《朗读学》《朗读美学》《语言和谐艺术论》《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文化影响力研究》等一批著作，其学术脉络的传承性与创新性可见一斑。

多元共存的研究格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阵地。然而，在百花齐放的繁华中也出现了乱象纷呈的尴尬景观。一些局外学者不明就里，仅靠一腔热忱盲目发表主张的现象屡见不鲜。近年来，在国内新闻及广播电视的核心期刊中，很大一部分关于播音主持的文章令人遗憾。要么停留在感想式、印象式的点评层面；要么作简单的业务总结，学理深度扁平化；要么以花哨的新鲜理论作浮夸式的学术包装，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则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核心价值缺失。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播音主持艺术的研究呼唤着理论创新，期待着百家争鸣，但也亟须坦诚的基础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播音与主持艺术集纳了相关学科的既有研究成果，也正在形成基本的研究方法。当然，受到学科发展的时间和规模等因素的限制，完备的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原有的理论框架中还有很多偏颇有待斧正，很多细节有待完善。因此，建立相对统一的理论范式势在必行。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四大范式

理论构建的诉求在于解析人类社会不同领域中的思想与现象。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方法论武器，本文试图从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的“科学共同体”视域出发，将共有的信念、知识基础、研究工具作为范式划分的基本依据。

笔者在系统研究了几十年播音主持艺术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理论前辈与同行的学术传统、背景、研究习惯与思想惯性，将学界研究归纳为四大范式，即技术艺术基础论、社会文化传播本体论、意识形态决定论、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论。四大范式的研究视角、学术基础、思考重点各不相同，但殊途同归，共同建构起播音主持艺术这座宏伟大厦。

1. 技术艺术基础论

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播音与主持艺术对于技术、技巧的依赖尤为明显。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言：“艺术的本质是技术，所不同的，是一种创造美的技术。”西方著名的符号哲学家卡西尔也曾谈道：“艺术给予我们以实在的更丰富更生动的五彩缤纷的形象，也使我们更深刻地洞见了实在的形式结构。”[2]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创作实践表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缺乏娴熟的有声语言表达技能，再厚重的思想也将无从传达。为达到张颂教授所指出的“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有声语言传播境界，以技术、技巧支撑的艺术体验，无疑是一条难以规避的学科路径。

播音主持艺术研究中的技术艺术基础论，恰是传承了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的学术传统，将播音员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视为“人文精神的音声化”。从语音发声、播音创作、文体播音等角度，对播音与主持艺术展开系统研究。在这一经典播音主持创作学派看来，自然主义倾向将导致大众传播陷入人际传播的汪洋，不得自拔。“能否在传播活动中创作出富有生命活力的有声语言作品，是体现传播主体生命活力、实现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关键”。[3]

在技术艺术基础论的指导下，《播音发声学》（徐恒）、《播音创作基础》（张颂）、《中国播音学》（张颂等）成为这一传统学派的滥觞之作。在借鉴姊妹艺术的过程中，大量的原创理论推陈出新，形成其学科研究发展稳健而扎实的基底。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实验技术的发展，大量实验语音学的成果也被引入该研究领域，如以计算机技术替代真人的普通话语音测试、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考量播音艺术用声气息的变化等。

可以说，技术艺术基础论作为经典的播音主持艺术理论范式，以其厚重的历史经验、广泛的学术影响、卓有成效的现实成果，成为国内播音主持研究领域众多维度中的重要一极。

2. 社会文化传播本体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渐次从传统播音员队伍中剥离出来，其独特、鲜活的传播形态受到了受众界、业界、学界的普遍关注。将主持人文化现象搁置在现代化的电子传媒生态中进行审视，成为各派学人研究的重点。然而，也正由于对主持人这一新兴媒介现象的广泛、热切关注，新旧理论此消彼长，研究景况乱象纷呈。百家争鸣的学术场域演化为一场缺乏学术对接点的芜杂讨论，传统学者忧心忡忡，后起学者愤愤不平。

事实上，将主持人现象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景观加以考察，无可厚非。关键是怎样在深谙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学理认知看做一个新陈代谢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清扫运动。任何盲目的所谓“填补空白”“重大突破”都显得幼稚与可笑。

作为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播音与主持艺术的研究有赖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加以支撑。以社会文化传播本体论的范式为切入点，可吸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华，将本学科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当今社会语境下的播音主持创作，是在大众传播环境下糅入人际传播而表现出的口语传播。广义上现代化、后现代化的社会语境，狭义上电子媒介的播出语境，是播音员主持人工作的逻辑起点，承认这一点，学者们对主持人角色、功能、社会价值的探讨才可能有同一性的价值归宿。语言符号学中的语境理论、能指所指理论、意义理论、神话理论等可将主持人传播符号加以细致解剖；传播学中的经验主义、批判主义、媒介环境主义又是对主持人传播文化研究的科学构建；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交往理论、对话理论、主体间性理论等可深入解读主持人传播的社会价值，搭建起传受双方的对话关系。总之，社会文化传播本体论是一个学术交锋最为复杂的场域，尽管如此，在通晓各派理论基点，厘清学术主张背后的清晰脉络后，这一范式可能成为深入读解、准确定位当下主持传播形态与观念的一把钥匙。

3. 意识形态决定论

播音主持创作、运作、研究景况在中西方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观念联系密切。尽管中西方国家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一国度里，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场域。播音员、主持人正是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进行着社会文化信息传播工作。因此，从意识形态入手对播音主持艺术进行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

“意识形态”概念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后因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反复运用而被学术界熟识。一般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1977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汉语词典》“意识形态”注：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抑或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观念，诸多学者和研究流派都将媒介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选在意识形态范畴。广播电视传播媒介“通过各种更加宏观的权力框架来联系各种家庭语境的构建；融合这些统治结构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在场（absence）；将某些文化活动的作用当做社会控制的诸种形式，这可能比它们的符号丰富性更为重要”。[4]

作为一架虹桥，意识形态将政治规约、媒介体制、选拔管理、使用机制等要素与播音员主持人的具体工作紧密勾连。事实上，任何以上要素的细微改变，都会对播音主持具体工作造成深刻影响。不难想见，意识形态决定论范式的提出，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而非虚张声势。

在中国当下社会，广播电视传播媒介仍是捍卫国家利益、传播先进文化、引领舆论导向的重要国家机构，播音员主持人则是国家、政府话语的重要“把关人”，对于播音主持艺术的研究，自然不能跨越意识形态规约范畴，用播音员主持人的个体价值取向来覆盖带有国家意志的媒介价值取向。在避免政治身份简单化的前提之下，播音员主持人的文化身份识别、传播语言引领下的传统文化价值、本土文化价值等等，都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范式框架下进行研究的具体内容。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广播电视的根本属性、传播语言的文化地位、有声语言的个性表征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共生共荣。

4. 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论

对创作主体的研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并不鲜见。如文学领域中对某位作家、诗人的研究，艺术学领域中对某位音乐家、导演的研究等，都属于对创作主体的研究范畴。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文学、艺术领域中对创作者的研究，已然跳脱出狭隘的文献学概念，更强调情境对主体意义的决定性。也就是说，将具体的创作者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在应用性范畴之内，一切表意的符号实体都被囊括于其中。正如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所言：“文本是复数的，具有无法缩减的多义性。”[5]

在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中，有必要将某位具体的播音员、主持人作为文本加以研究，在文本细读中，梳理出经验性判断、学理主张与文化深意，即本文中所称的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论范式。

将具体的播音员主持人文本当做一个文化现象加以阐释，必然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总是要具有相应的文化蕴藉，这种文化蕴藉势必通过文化修辞手段呈现；其二，播音员主持人的文化修辞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三，播音员主持人的文化修辞、口语修辞与文化语境的对话、交流可借用语言学模型等形式分析框架进行阐释。

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范式，不能停留在对受众阅听体验的感性描摹层面，传播主体文本有时呈现在受众感知觉范围内的信息是被部分遮蔽和抑制的，只有透过无意识层面，从创作主体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彼此依赖关系角度出发，去重新发现合理化阐释的结果。也就是说，潜藏在一般文本之下的，还有更需要挖掘和凝聚的第二重文本。

具体而言，对传播主体文本的深入阐释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跨越直观感受，探究文本的边缘、空白处；第二，从边缘、空白处寻觅第二重文本，并对其概括、梳理；第三，把第二重文本搁置在播音主持作品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在关系图谱中做合理化阐释。

值得一提的是，就传播主体文本细读论范式而言，深圳大学应天常教授于1999年出版的《节目主持艺术论》中，就不乏成功的个案研究范例，其经验值得汲取借鉴。

三、播音主持艺术研究的学术规范

时下，关于播音与主持艺术研究的论著颇丰，但细究起来，同一性重复阐释居多，鹤立鸡群的真知灼见鲜见；感想式、印象式业务总结居多，（下转第46页）（上接第42页）学理抽象和挖掘深度有限；哗众取宠的学术包装居多，扎实稳健的跨学科学术视域融合不足。究其根本，是理论研究科学性与真理性的缺失。对于任何一门应用学科的研究，科学性与真理性都应当被置于首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术理论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并经得住业界的打磨，是该理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播音主持艺术的研究理论既要有丰富的阐释力、预测力，也要有强大的实用性。当然，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立场、思维方式各不相同，研究准则与操守的认定标准也难以统一，因此，很难将离散性的观点简单加以聚合。但研究者理应在变动不居的业界寻找规律，在形式多变的大众心理中寻找契合点，通过不断的社会学习来强化社会大众的共识，进而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判断。

就本文中所论述的理论范式而言，也绝不是故步自封、一成不变的。就像建造摩天大厦，框架已经被搭建，大量的细节还有待填充和完善。客观而言，没有任何一种范式能够为所有观察、研究的结果提供科学有效的解释，即便是作为某一范式忠实拥趸的学界偶像在研究中有时也会发现与传统范式相左的现象。当相左的矛盾数据积累到足够程度的时候，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就在所难免了。范式转型，是从一种有组织的理论上的视角向另一种转变的过程。这也是一场不断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科学革命。播音主持艺术研究固然需要在不断批判与自我批判中建构起符合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论范式，更期待着各家学人在视野不断拓展、理论不断夯实的基础上寻求科学有效的范式转型动力。

参考文献：

[1] 雷跃捷，刘学义，段鹏，等. 广播电视传媒公信力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3.

[2]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伦[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35.

[3] 张颂. 语言和谐艺术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品味与导向[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86.

[4] [英] 尼克·史蒂文森.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 王文斌，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2.

[5] 程曼丽，乔云霞. 新闻传播学词典[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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