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意义与表达

村庄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载体。因此，无论是现代社会学研究还是乡土文学研究就不妨把“村庄”作为一个视角。就文学研究而言，如果把“乡土”或“乡村”当成文学叙事的一个空间概念，可能会得到一个宏大的景观，但也会流于普泛化，而缺少一种更具体和微观的原点性考察。本文拟从村庄这个空间概念，来分析现代作家对于乡土社会的审美观和现代性想象。

一、村庄的发现与现代性的时空体验

在古代文本中，不乏关于村庄的描写和叙述。如陶渊明那榆柳掩映、李桃花开、鸡犬相闻宁静安闲的田园村庄，孟浩然那腊酒飘香、鸡豚丰盛的颇具人情味的山西村，杜牧那细雨蒙蒙、酒旗斜挂的杏花村，杜甫那经受战争袭扰、雨声幽咽、亲人离散的荒凉不幸的石壕村；更有《水浒传》中史进管辖的史家村、晁盖独霸的东溪村、祝朝奉执掌的祝家庄，《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居住的村庄等小说叙事中的村庄。但是，在乡土中国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村庄的印象却是模糊的，它给人的印象只是几幅充满清新纯朴气息或苦难不幸图景平面画面，我们很难看到更为细致的村庄的结构和意义，作家对待村庄的态度也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而不是一种理性的观照和介入。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和村庄不能进入文人士大夫的深层审美视野，二是因为叙事主体和叙事的对象都生存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不能跳出其外反观和审视农民与村庄。

村庄的真正发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这个现代性事件伴随着新文学的肇始而发生。首先，村庄的整体形象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开始清晰起来，而这种解剖式观照则是从具有医学经验的鲁迅开始的。鲁迅着意把村庄中的日常生活、习俗仪式，以及农民命运际遇等内部事件作为描写的重点，他不仅发现了村庄中诸如闰土、阿Q、王胡、小D、七斤等农民，与赵太爷、赵七爷、鲁四老爷等地主乡绅在村庄经济、村庄政治上的对立；而且还发现了村庄的精神世界的麻木、冷漠与自私，从此村庄的人物的精神世界被逐渐敞视。

其次，村庄叙事逐渐成为新文学发展史中一种大规模、多数量、多维度的自觉行为。在鲁迅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许多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描写了各地颇具乡土色彩的落后、闭塞的村庄（村镇）生活。寓居在北京的王鲁彦、台静农、蹇先艾、黎锦明，寓居在上海的彭家煌、许杰等作家在鲁迅的启示下，立足自己的村庄生活的记忆和丰富的村庄知识，开始大规模地描写村庄生活，进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乡土写实派。王鲁彦笔下的陈四桥、许杰笔下的枫溪村（环溪村）、彭家煌笔下的溪镇、许钦文笔下的鲁镇、松村，构成了一个丰富、细致而又无限绵延的文学村庄世界。这时候的村庄叙事更多的是集中书写村庄现实世界的苦难和精神世界的封闭与麻木。

在后来的早期普罗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语境中，作家更关注一个社会学层面的乡村。作家更注重表现村庄的内部结构、矛盾、问题以及村庄与外部联系，这是发现村庄的另一个维度。如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中，主要表现地主李敬斋、胡根富与在乡间做散工的刘二麻子、受欺凌贫农王荣发、儿子王贵才、李木匠的阶级矛盾，和革命军战士李杰、矿工张进德回到村庄，组织农会，建立革命队伍进行斗争的过程。左翼作家则以村庄为基点，更为深入地透视乡村经济和宗法伦理溃败的原因。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等作品，都通过村庄中新老两代农民冲突与遭际，更加深入表现着农民的苦难生活和伦理价值的转变，探索着中国农民的出路，表达着“乡村的愤怒”。吴祖缃的《一千八百担》《樊家铺》等小说通过宋氏家族所在的“村庄”和“樊家铺”两个村庄发生的事件的描绘，表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宗族制度、人际伦理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恶化中的崩溃图景。“农民作家”赵树理则通过对阎家山、李家庄等村庄中农民解放翻身的历程叙事中发掘农村和农民身上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都是社会学层面的，而不完全是“五四”时期鲁迅式农民的精神批判。

村庄的发现来源于新文学作家现代性的时空体验。西方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的入侵，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方式进行的。西方现代性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持有的是一种帝国中心主义的时空观，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时空逻辑也按照这种基本认识展开。在时间认识上则表现为一种“地方性时间”，国家的时间的纪录是以国家的主体象征——帝王的年号为维度，日常时间纪录是以农耕生活经验的节奏为维度的，如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等二十四节气，和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十二时刻，地方性的时间感受不是线性的、发展的，而是回环的、重复的，人们的生活就是周而复始，日升日落，国家的生活就是改朝换代，王姓的循环。而这种时间的体验必须有外部的时间的观念的介入，才得以被观照到的。《阿Q正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时间表述：“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三更四点，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 “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本来是“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这是村庄的外部时间，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时间，但这个时间因为与村庄无关，因此对村庄没有意义。村庄的人们纪录时间的方式是村庄事件——“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这是一个村庄事件，这种事件时经常会发生的，因此没有线性的纪录意义，只有一种重复中标注意义。而“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这个连接村庄与外部关系的事件，带来村庄时间和外部时间的接触，外部时间见证村庄时间的重复和停滞。在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鲁迅小说中，很多人物没有正式的名字，且都具有一定的符号性特征，比如阿Q、小D、王胡、七斤、九斤老太、六一公公、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以及赵太爷、钱太爷、八大人、老把总等，这种称呼除了符合地域习惯外，他们也传达了作家的一种时间体验，即生命的重复，生活的重复。因为整个村庄世界的时间存在，就是这些生命符号的不断重复，没有差异和新质。人们在这种时间的轮回里，自足无知，自得其乐，并且不断地排斥和置换着外部介入的时间。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对于村庄时间的体验，很像后来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通过马贡多镇传达的时间体验。《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姓名与秉性是循环往复的。布恩迪亚家族中的男性，始终是阿卡迪亚与奥雷良诺的重复或相加，秉性也依次延续，而《故乡》中也隐藏着这样的一种可怕的重复，作家从少年润土写到老年润土，从青春美丽的杨二嫂写到“颧骨突出”、“细脚伶仃”的杨二嫂，这是一种生命的轮回；同时小说又写到了宏儿和水生，他们是否还要像“闰土”和“杨二嫂”一样“辛苦麻木而生活”呢？这是鲁迅的可怕的忧思。鲁迅在世纪之初便有着与马尔克斯同样的时间体验，是因为清末到五四的中国现实使中国知识分子被迫地以一种现代化的视角，以一种忧思的心态来观照本民族的历史。马尔克斯站在拉美文化的立场上抒写的是拉美民族百年的孤独，而鲁迅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抒写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孤独。

与循环封闭的时间体验相应，新文学关于村庄的空间体验表现为一种幽闭性和规训性。这种幽闭性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出的“铁屋”式体验：“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这种“铁屋”生存的体验，转化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如未庄、鲁镇、吉光屯、寒石山式的村庄世界；王鲁彦的陈四桥，许杰的枫溪村，彭家煌的溪镇，许钦文的鲁镇和松村、吴祖湘的金燕村等村庄同样是“铁屋”的放大。鲁迅写“我”回到故乡的感受是“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吴祖缃在《樊家铺》描写樊家铺时写道：“整个的樊家铺是沉浸在死寂里，除了隔邻茅铺里断断续续发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声和一两声婴儿的啼哭。” 这些村庄给人的感受得都是沉寂荒凉、压抑窒息，而这些村庄中的人物则是或艰辛麻木，或倾轧挣扎，或悲哀绝望。

推荐访问:村庄 表达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