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亿人:互联网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但公平公正有待加强

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普及，民间组织的兴起、基层自治的蓬勃发展和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促成了中国现代公民社会的萌芽与发育。截止2007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9.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然而，学者的估计大大超过这个数量，不少学者估计各类民间组织已多达300万个左右。与此同时，在高科技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播介质的发展变化，截至2010年11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4.5亿人，年度增长率为20.3%，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33.9%。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让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

201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全文公布，在这次的五年规划建议中，“科学发展”在中国编制五年规划史上首次被明确为“主题”，贯穿其中、统领全篇。《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此外，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的部分中，《建议》论述如下：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上面这个论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被纳入到科学发展当中。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于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关于此次《建议》中全新的表述，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表示，“四个更加一个促进”就是围绕“科学发展”展开的具体内容和实现路径。

“科学发展”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在相关评价体系、长效机制、具体政策等方面将发生重要调整和变化，会更加重视质量效益、结构优化、节约环保、民生改善、社会公正。

不可置疑的是，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

目前中国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但其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更加严峻，必须竭力避免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的“中等收入陷阱”。

分析人士指出，科学发展如果能渗透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解决遇到和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将会变得不再棘手，整个中国的面貌将随之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关于中国未来将如何达到科学发展的目的，实现近年来民众更加关注的社会公正的目的。

200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整个国家充满活力。

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2010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2010年8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深圳时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2010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胡锦涛在大会上表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而且应该办得更好。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经济特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发挥作用。

纵观2010年，关于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发展目标，很明显中央的表态很多的都将其集中在推动进一步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到底该如何推进，以什么方式来推进，至今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从各种迹象的判断来看，深圳可能再一次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相对于之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这一次的改革很可能仍将延续当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理念，而这一次的改革可能将更加艰难。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了权力高度集中导致领导人专制、滥用权力和腐败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推进政治改革。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去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以后，温家宝重新多次强调邓小平所强调过的问题。尽管这并不是说在这三十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一点也没有变化，但的确说明了，三十年之后，中国仍然被政治体制所困扰，政治体制仍然面临三十年之前的老问题。

的确，我国既往30年经济改革成果的保护需要我们启动政治改革，我国未来发展的持久永续需要我们启动政治改革。

权贵资本主义隐忧：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

虽然说民富对于中国未来来讲有多么多么重要。然而，一个让人尴尬的事情是，中国人连自己到底有多少财富也说不清楚。

在2010年出版的《比较》第48期上，发表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一篇《灰色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王小鲁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

王小鲁的发文显然挑动了社会本来就紧绷的敏感神经，也让一向作为中国数据权威的国家统计局颜面无光。8月24日、25日，针对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的估算结果，国家统计局网站相继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研究在抽样、推算方法上存在问题，推算结果明显高估了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灰色收入数额。

结果这场似乎只是关乎一个学者和一个机构之间数据准确与否的争论，经过媒体的传播和转载之后，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讨论。一个很难明确界定的敏感词汇和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加上官员的参与，诸多的敏感因素迅速发酵成一个热点话题。

王小鲁基于2009年对全国19省份64城市4000多户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情况的调查数据，将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分为最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等七组。通过分组比较和模型分析两种方法得到比较接近的结果。

在最低收入到中低收入这三组人群的推算收入水平虽然高于统计结果，但差异不大。然而，从中等收入往上，尤其是最高收入组的两种收入推算结果却达到统计结果3.76倍和3.19倍。结果，由此推算得到的2008年全国城镇人均收入平均值为32154元，几近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16885元）的一倍。

作者将没有被包括进统计数据中的那部分收入称为“隐形收入”。然而，结果显示，最高收入家庭这些没有包括在统计数据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而如果再加上高收入组，城镇20%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80%以上。而由此推算得到的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就达到了65倍。

王小鲁在2007年同样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在2007年的那份报告中，作者得出的2005年全国隐性收入为4.85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得到的隐性收入结果高达9.26万亿元，比作者在2007年报告中推算的2005年隐性收入扩大了近一倍（上升91%），占GDP比重也上升到了29.5%。而同期，名义GDP只增长了71.4%。这说明隐性收入在以快于GDP增长的速度迅速扩大。

在得到了不同于统计局公布的国民收入数字后，王小鲁又对经济普查数据提出了挑战。这一次的结果是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有23.2万亿元，这比经济普查得出的住户可支配收入总额17.9万亿元高出5.4万亿元。对于这部分经济普查也无法得到的收入作者称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初略估计，2008年灰色收入大约占到国民总收入的15%。

显然，王小鲁的研究结果很难在理论上予以推翻，虽然国家统计局发文表示其结果有高估的可能性，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比较认同王小鲁的研究结果，有的网友还表示，不止这么多。

然而，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到底有多大额的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关键问题是这些收入掌握在谁的手里。王小鲁的研究结果很清楚，城镇20%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80%以上。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出现如此巨额的隐性收入，而且分布高度集中，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统计遗漏来解释的。

王小鲁在文中指出，中高收入阶层以上居民的隐性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是最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统计收入的几倍，说明存在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而对于所谓的灰色收入，其重要来源，不过就是围绕权力产生的贪污、渎职、寻租等腐败行为。掌握这些资源的权力机构或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容易染指其使用或分配过程，侵占这些资源，或利用这些公共资源获取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本来用于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资源，可能成为少数特权阶层的猎物，反而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王小鲁推算得到的城镇最高收入20%的家庭和农村最低收入20%的家庭的收入差距达到了65倍。王小鲁指出，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会显著高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专家计算的0.47～0.50的水平。事实上，王小鲁的研究结果实际上跟众多的学者近年以来的观察结果很切合。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是达成了一致。

2010年5月，新华社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发表了一篇少见的长文，论述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现象，在新华社长文中，作者提到，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此外，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那么，巨大的灰色收入从哪里来。王小鲁给出的答案是:1.钱权交易，以权谋私；2.公共投资与腐败；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

以上事实仅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的佐证。规模巨大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的流向显然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很难不相信那只是冰山一角。在我们改革开放30年取得巨大发展成绩之时，改革的成果显然正在被一部分人窃取。这部分人使用其手中的权力谋取巨大的自身利益，同时也在掠夺社会和普通老百姓的已有的和将要享受的财富。

最为可怕的是，权力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将逐步取代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演变为垄断性的权贵资本主义，导致越来越不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低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冲突。

身份与阶层的代际继承：“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

中国近年来有关“什么什么二代”的新闻越来越多，媒体和民间对类似的新闻也是越来越关注，由此引起的争议更是充斥于网络、报刊与书籍。在这些新闻中，更能引发社会关注和触发社会敏感神经的无疑是一些散发着浓重血腥味和不堪以真面目示人的事件和勾当。

2009年5月7日晚8时许，杭州青年男子胡某驾驶三菱跑车，行驶至南都德迦西区门口时，撞飞横过马路的男青年谭卓，导致谭卓当场死亡。而有目击群众称，事故发生时死者被撞飞5米多高，撞离斑马线有20米距离，据目击者称当时车速至少在120～150公里每小时。据了解，肇事的胡某是杭州某高校学生，曾获得杭州首届卡丁车大赛冠军，是当地的一名富家子弟。

2010年10月16日晚21时40分许，在河北大学新校区门口，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两名穿着轮滑鞋的女生后，司机不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李姓年轻男子却高喊“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经媒体证实，该肇事男子的父亲为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2010年年初，正是各地召开两会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和严琦3人来到北京最大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了解“蚁族”的“蜗居”生活。据称，这里聚集了大约6万租户，其中70%为大学生。这些“蚁族”们拿着低微的收入，聚居在这里，期望通过奋斗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2010年5月，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研报告”出炉。报告显示，武汉“蚁族”数量为3万～6万人，八成“江蚁”出身“穷二代”。

上述三则事情仅仅是近几年来关于他们——所谓“富二代”、“官二代”以及“穷二代”的一些报道和消息。仅仅是媒体曝光出来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些代表事件，但这仅仅是此类事情的一个缩影而已，冰山之后的冰山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

作为“富二代”，晚上８点多在闹市飙车，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自我为中心的极度膨胀，只管自己快乐，对社会法律和人们生命则任意忽视。

作为“官二代”，撞死了人居然不闻不问，被强制拦下后，居然抛出一句“我爸是李刚”，个体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在其看来已经无足轻重，反正“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爸是李刚”。

所谓“穷二代”，以卑贱之生命奋斗在人生的道路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能收获到的幸福又能有多少。没有富裕的成长环境，缺少社会的关怀，可能还会产生“穷三代”甚至是“穷N代”。

当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已成为舆论的热门词语，在网上、社会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人们会强烈地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代际传承的怪圈。

毋庸讳言，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就开始出现，到今天愈演愈烈。随着第一代的社会分化的出现，第二代、第三代之间的社会分化问题就慢慢地出现了。在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几乎是那个时代关于快速致富和身份关系的代名词。

对于经历了人生艰辛的上一代乃至是上几代人来说，“读书改变命运”几乎是一条宗教式信条。而到了今天当走出校园的一代们发现，“读书并不能改变命运”，“上个好大学不如有个好老子”才是真的真理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表达出对社会的不满和对于自身命运的焦虑。

就像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一样，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众多的二代们一出生、一进入社会就开始了对社会资源的争夺过程。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富二代和官二代由于上代条件的优势，在成长过程中就获得了诸多的优势，他们可以上更好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在物质条件更好的家庭。当其走出社会后，上代的父母还要借助于自己的各种资源为他们的孩子们争取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上述的种种就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有权的越来越有权，没权的就更加不会有权”，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人情关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经过这些途径谋得利益的群体们就会同中国的垄断性企业、政府机关拉上关系，将二代们安插进这些部门，最终的结果是金钱、权力、社会关系和不合理的社会生产结构和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低效的，存满了封闭性色彩的并带有一定封建世袭色彩的社会利益群体。

而另一个方面，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公平的保障的严重不足，出生贫苦家庭的二代们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生活负担，还要从小就负担起家庭生活的重任。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进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或是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仅仅局限在中小的知识范围。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中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己出生和上学的地方，在部分山区和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那里集中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他们的二代们亦不能走出大山或是享受更好的环境。

生来的不平等或许是不好改变的，但是当那些先前比较幸运的穷二代们走出大山，走出校园要开始自己人生前途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很多的使自己命运得到改变的机会并不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很多的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已经占据和本来是人人平等的机会。自己也只能是被抛弃在优势领域之外。靠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结果呢，那只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已，高企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各种身份和地域限制足以耗尽一生的劳动所得，生活的理想和为社会贡献价值的信念也同时流逝。

古今中外的国家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承平和繁荣已久，社会里面行业和集团之间的固化现象势必会出现。通过构筑壁垒，坐享其成，而生产性和创造性力量日益衰微。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最让人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当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带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二代”现象频繁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说明社会的阶层意识正在形成，社会各群体的裂痕在扩大。

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可以成为穷人改变命运，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而当这种通道一旦堵塞，社会底层的民众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甚至是已有的私人财产被掠夺的时候，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就会升腾，酝酿甚至是爆发。

如今，无论贫富，人们都在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但无论有多少政治机巧和智慧，无论有多少职场谋略，改革分化后代际之间能否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会断裂，这是社会成长的重要方面，也是从社会层面检测这个国家未来活力的试金石。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是“丛林的战争”。

危机还是涅：繁荣之下的中国会向何处去？

2009年，一本外国学者的著作引起了全中国人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据称，这本著作的全球销量超过1400万册，成为一时间全球首屈一指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约翰·奈斯比特，曾经的《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的作者。翻开多年以前他出版的这两本书。《大趋势》中的预言几乎全部成真，这也让他从此声名显赫，在《亚洲大趋势》里，他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在这本新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中，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并预言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中国。

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之际，全球经济的老大哥美国失业率高企，国内经济复苏之路似乎还渺茫无期。欧盟在受到金融危机打击之后又曝出了连环的债务危机，经济形势不宜乐观，罢工和游行时有发生。曾经一度经济飞速增长的日本，还没从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中复原，却又赶上这次号称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危机。

就在各国忙于商讨应对之策的时候，中国已经果断推出了救市计划。结果证明，中国经济反弹强劲，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绘出的相关指标图，均是一条漂亮的V字。中国的出色表现，让观察家们纷纷转向。人们开始讨论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一次的危机可能是否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核心的诞生。

如果说《中国不高兴》的火热代表着崛起大国里的愤青对于外部威胁的竭斯底里，那么《中国大趋势》则是外部观察者对于一种新势力崛起的乐观和对于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模式的期望。

那么，中国真的会如其所言，成长为一种新的世界中心，还是会复制其他被打败的或者是自身衰惫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呢。当然，后一种结果是所有中华儿女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当然，所有世界大国的崛起，均是以经济力量来作为其最坚实的后盾的，军事和文化影响力的强大，均要依赖于前者。

如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列全球第二，中国社科院额预计到2010年年底，中国的GDP增速有望达到9.9％。美国《世界日报》30日刊文《2030年中国GDP打败美国称霸全球》。文章说，日本内阁府发表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率，预测将由2009年的8.3%大幅增至2030年的23.9%，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这次的报告分析指出，受到人口老化、劳动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的GDP全球占比2009年时为8.8%，至2030年将跌至5.8%，只达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也将从24.9%降至17%，把排名首位拱手让给中国。相反的，中国则将成长至23.9%。该报告预测，亚洲经济在全球所占比率，将由目前25%升至2030年的40%。2009年GDP全球排名依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2030年将变成中国、美国、日本、印度。

中国经济如今强大的不仅仅是衡量经济总量指标的GDP。代表着一国实力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实力，也预示着如今中国的崛起。

高铁技术被称为“大国技术”，近三十年以来，全世界走在这一技术前沿的国家只有法国、日本和德国。如今，中国已经飞速进入高铁时代，并将这一计划向外延伸。

根据铁道部发布的消息，未来十年在全国将进一步建设34000公里铁路（其中18000公里为高铁），进而更紧密地连接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省份。根据摩根大通研究，这些建设规划可能会于2015年完成。按此计算，全国铁路长度的年增长率达到5.7％，几乎翻一番。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高速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7531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里程超过30％，稳居世界第一。中国高铁最高运营试验时速达到486.1公里，而目前德国高铁的运营速度在300公里，日本一般在270公里。据专家介绍，中国的高铁技术相对于德国、日本等有三个优势。一是从工务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到客车制造等方面，中国可以一揽子出口，而这在别的国家难以做到。二是中国高铁技术层次丰富，既可以进行250公里时速的既有线改造，也可以新建350公里时速的新线路。三是中国高铁的建造成本较低，比其他国家低20%左右。显然，中国高铁技术已经超越日本和德国。

由于中国高铁的速度实际上已经代表了目前世界的高铁速度。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有意使用我国高速铁路机车等技术。中俄还将签署发展高速铁路备忘录。可以说，中国高铁技术正在改变着世界。

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战机的研发。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俄罗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武器提供商，为中国提供了价值200亿至300亿美元的战斗机、驱逐舰、潜艇、坦克和导弹等。而如今，中国已经开始研制许多先进武器，包括苏-27战斗机等高科技歼击机。据称，在过去两年，中国没有向俄罗斯下任何大的武器订单。另外，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可能正在建造航空母舰。

这一形势的变化在2010年珠海航展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2010年珠海航展上，俄罗斯没有带来一架真飞机，只展示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塑料微缩模型，以及“照料”这些模型的几十个百无聊赖的销售人员。而与之相反，中国在本次航展上推出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技术商业展示。据国内媒体称，在这届珠海航展上，各国参展商之间签订了28个项目价值约93亿美元合同、协议及合作意向，成交了254架各种型号的飞机，成交金额比上届航展增长了一倍多，这是中国航展自举办以来签约金额最多的一届。而中国自主生产的大飞机已经获得了100架的订货协议。

除了上述的例子以外，据媒体和研究机构报道称，近年来，中国已经在电动客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石化炼油、桥梁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多个重要领域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最不可以忽视的是中国这个国家有着14亿人的庞大市场和这14亿人有生以来就具备的勤劳吃苦的品质。在经历了百年以前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之后，这个国家的人民无时无刻不想着有朝一日复兴民族光辉的历史。眼下似乎中国正在朝着这个目标靠近。

然而，在任何一国兴旺的同时，历史总会给人们埋下一些让人不高兴的因素，这些因素向来被认为是与国家的强盛趋势格格不入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国家才得以生存发展和快速壮大。当然人们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去导致一国的衰落。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秦帝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贾谊在《过秦论》中讲道：“（秦统一六国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最后秦的覆灭，贾谊将之归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尽管史学界对强大的秦国瞬间灭亡的原因，有诸多的争论，但是贾谊在《过秦论》中关于秦暴政亡国的结论还是深有影响。可以说，秦的灭亡和其将法家的治国思想发挥到极端是分不开的。《史记》记载，“商鞅见秦孝公，初谈‘帝道’，次谈‘王道’，均不为用，第三次商鞅谈‘霸道’，孝公大悦。”显然，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霸道基础上的严刑峻法，奖励军功，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不可持续的基因。但是在秦平定天下统治者并没有将这种在乱世之时的治国之术进行变革，而是将其与封建集权的制度进行了登峰造极般的结合，所谓的法也就成了一人驱使万民之武器。

秦的成功与它的灭亡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完成统一六国的巨大功绩之时，因为没有因时调整治国的策略，已经埋下了帝国行将灭亡的种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我们观察历史的同时，是否历史也在考量着我们的今天。

30多年的改革开放，60年的建国历程，100多年的民主和强盛的追寻。当历史到达今天之时，中国也许需要的是另一场变革。

正如学者余永定所言，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绝非一帆风顺。纵观历史，中等收入国家进入这一发展阶段后数十年停滞不前，最终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

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也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最终达到了完全工业化的发展水平。

需要正视的是，当今，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到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这其中包括了人口红利的失去和投资效率的低下。因此中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

中国为实现高速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可能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够真正计算清楚。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投资和出口一直被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投资热中有两方面特别令人忧虑。首先，地方政府影响很大一部分投资决策。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投资额的将近四分之一。中国造就了太多的豪华公寓、宏伟的政府办公楼和高耸的摩天大厦。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粉尘和烟雾笼罩着一座座大城市。国内所有的主要河流均已遭到污染。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森林砍伐和荒漠化依然非常严重。干旱、水灾和山体滑坡已经非常普遍。毫无节制的开采正在迅速耗光中国的资源储备。

在中国贸易和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0%和30%的情况下，已经无法继续依靠外部需求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幸的是，由于出口部门为数千万工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导致这种依赖已经转变为一种结构性问题，而这意味着，降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已经不单单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

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扩张后，中国已经奠定了世界经济工厂的地位。然而中国经济的弱点是缺乏创新和创造力。虽然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国，但由中国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车型却屈指可数。在这样一个以快速技术进步、创新和创造力为核心的年代，全球经济风景线瞬息万变。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当巨人倒下时，很多人都不能幸免。

尽管中国的生活水准在过去30年内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已经急剧扩大。虽然中国在逐步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但却未能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富人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穷人生活水平缓慢改善之间的强烈反差激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对这种现象的反弹随时可能发生。

如今，特定改革政策的特定受益者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这其中包括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政府腐败分子和富有阶层的勾结体，如何打破这一联盟是执政者在未来所面临的最大考验。

上述问题，是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否则经济发展很可能无法持续，执政党也将面临来自的社会方面的巨大压力。任何改革都十分痛苦。但延误越久，调整的痛苦就越剧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将中国未来之变革，称为一个重建社会的过程。结合传统的公民社会，孙立平教授又引进了人类学家波拉尼提出的“能动社会”的概念。他指出，中国需要一个能融合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双面”因素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是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组织日益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的确，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之后，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开始形成，但这个市场的自主性程度还是相当低的，而社会的发育则是更为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权力独大以及造成的滥用和失控；二是过分强大的权力与自主性程度较低的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失控的强权力与弱市场的畸形结合，换言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而能够制约权贵资本主义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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