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众理论出发提高我国体育解说水平

摘要：北京奥运会的解说，是对我国体育解说水平的一次综合检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我国体育解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后奥运时代的来临，我国观众对体育解说的水平和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受众更多的需求，本文针对以往我国体育解说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在总结北京奥运会体育解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受众理论的“五W”传播模式，对如何持续提高我国体育解说水平进行一个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　体育解说　“五W”传播模式　对策

北京奥运会的解说，是对我国体育解说水平的一次综合检验，集中体现了新世纪我国体育解说的新发展。北京奥运会有28个大项302个小项，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奥运解说“国家队”，将选拔出的优秀的解说员安排到最擅长的赛事现场。打破了以往万金油式的解说安排，荟萃了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嘉宾。解说趋向风格多样化、解读专业化。然而北京奥运会后。由于受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地方台的优秀体育解说员必须回归各自的单位。北京奥运会形成的我国体育解说的高水平难以持续。根据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网上调查结果表明。观众对体育解说不满意率居高不下，这说明当前我国体育解说水平满足不了受众的需求，其原因依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

总结北京奥运会解说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结合受众理论和“五W”传播模式分析问题。将有益于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解说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受众理论认为受众是积极主动的信息寻受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寻求各种信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受众对于外来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接触、理解和记忆。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对受众理论作了一个总结，把它们分为四种类型：受众的个人差异论、受众的社会分类论、受众的社会关系论、受众的文化规范论。受众的这些特征，对信息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具有制约作用。美国传播学学者哈罗德·拉斯威尔提出著名的五个W传播模式，这五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我国体育解说发展和变化的历程

我国的体育解说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以张之和陈述搭档对当年的一支苏联男篮在上海比赛进行解说为开端，迄今为止已经近60年了。综览体育解说的发展全过程，鲁威人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1年至1978年，为体育解说发展的初创阶段，简称改革前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1994年，为体育解说发展的成长阶段，简称改革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94年至今，为体育解说发展的壮大阶段，简称改革后的阶段。这种划分的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以“改革开放”这个在中国具有重大的、非凡的意义的历史事件为坐标。不但清晰地反映出改革开放对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而且也反映出我国体育事业的飞跃发展和进步。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体育新闻事业的发展，这是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新闻以及体育解说发展的物质基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我国体育解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综合各专家学者的意见，从我国电视体育解说、播音和节目主持人发展的历程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代。以张之为代表的第一代，体育解说知识广博，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总能以清晰的声调、准确形象的语言在第一时间把赛场上的情况介绍给场外观众，使他们凭借解说去想象、去“观看”比赛，符合当时以广播为主的传播方式。他对徐寅生著名的“十三大板”的解说更是体育解说史上的经典之作，深受欢迎。以宋世雄为代表的第二代，以“宋氏解说”为代表，其最大特点是口齿伶俐、吐字清楚、反应机敏、富有激情、出口戚章、言简意赅。美国广播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协会主席路易斯·施瓦茨先生说：“宋世雄的口才横溢，对各项体育运动广见博闻，他的体育评论机智过人，充满热情。”这些不仅是宋世雄先生个人的荣誉，也是对我国体育解说工作的肯定和评价。这个时期电视逐步取代播音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体育解说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孙正平和韩乔生为代表的第三代，他们继承了上两代的优良传统，并努力提高电视体育节目主持的专业水平。孙正平凭借其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大局观，韩乔生凭借幽默、风趣的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张斌、黄健翔等为代表的第四代，他们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塑造了不同的主持风格。黄健翔以其饱含激情的主持风格、专业知识和尖锐的评论征服了广大观众。以在世纪之交的两次主持人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四小龙”——于嘉、甄诚、洪钢和杨健为代表的第五代，他们对自己负责的项目更为熟悉，综合素质突出，语言功夫上乘。他们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时代的特征。

受众对体育解说不满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会使我国受众对体育新闻体育解说产生更高的要求，虽然体育新闻事业和体育解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和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受众之所以对当前的体育解说不满意，最主要是体育解说无法满足时代变化后的受众的需要。

受众对于体育解说水平不满，从体育专业素质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体育理论知识不足。由于绝大多数体育解说员并非出自体育院校，而是来自播音院校或其他院校。所以掌握体育理论知识不系统，而体育是一项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的社会活动。已成为一门集多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既涉及社会科学，也涉及自然科学，知识量非常大。所以体育理论知识不足的解说员很难根据具体运动项目的规律，在解说过程中很好地把握好时机、语调等。第二，基础业务不扎实，应付比赛中突发事件的能力差。由于体育解说员兼项太多，万金油式的体育解说员客观存在，有的解说员对于自己不是太熟悉或新兴的体育项目的规则和特点都不是太了解，在解说中经常出现所说的情况与画面游离、冷场、结巴等现象。第三，外语水平低。随着国际体育赛事转播的比重增加，对于外语的使用和要求在逐步提高，而现在我国大部分的体育解说员在外语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欠缺，这不仅会影响体育解说的质量，也会影响我国体育事业的国际交流。第四，体育解说风格单一。宋世雄在出道时被人们称之为“小张之”，而孙正平在出道时则被人们称之为“小宋世雄”。其他几位解说员韩乔生、金宝成、王泰必的解说，无论是在用声上还是表达上也与张之、宋世雄如出一辙。

从受众理论出发提高我国体育解说水平的对策

哈罗德·拉斯威尔提出的“五W”传播模式。是人们最常引用的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包括五个基本要素，即传播者(Who)、信息(What)、渠道(Which ehannel)、受众(Whom)、传播效果(Which effect)。我国

体育解说同样包括了五个基本要素，即Whom(受众)、What(信息)、Who(传播者)、Which channel(渠道)、What effect(效果)。体育解说“五W”传播模式中受众是指接收体育比赛的观众和听众；信息是指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和资料；传播者是指电视台、广播台和网站等：渠道包括电视、广播、网站以及各类新型媒体；效果是指受众对接收信息的反映。与哈罗德·拉斯威尔的“五w”经典模式比较。我国体育解说“五W”模式要显著突出受众和信息的地位，将Whom(受众)和What(信息)的位置提前，以符合在时代发生了巨变的背景下，必须改变传统的传播模式中以传播者为主动和主导，而受众为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明确受众的需求和对信息的选择是决定他们对体育解说质量评价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Whom(受众)的主导，在What(信息)、Who(传播者)、Which channel(渠道)、What el-feet(效果)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共同构成一个新的传播过程，才能彻底扭转我国受众对体育解说普遍不满的情绪。

第一，细分受众，针对不同的受众和不同的需求进行体育解说。社会分类理论认为可以把受众分成不同的群体来加以研究。该理论认为受众可以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收入等人口学意义上的相似而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这些因人口学因素相同或相似而结成的群体，又有着相似的性格和心理结构。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因此，统一群体中的成员在传媒的选择、内容的接触甚至对信息的反应上都会有很多统一的地方。随着解放思想的浪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新的阶层不断出现和形成，这对受众的细分创造了客观条件。针对不同的受众，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进行体育解说，才可能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

第二，消灭万金油式的体育解说员，培养专业化的体育解说人才。在我国体育解说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由于体育解说员数量有限，每个解说员都需要解说许多体育项目，个别解说员兼项达到二三十项，被迫成为万金油式的体育解说员。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体育新闻事业的兴旺，体育赛事解说的任务已经无法由少数解说员来完成，而且体育比赛项目本身就纷繁复杂，各个体育项目中又有各自不同的规则和战术特点，只有实行专业化的体育解说，才能克服体育解说专业知识不足的弊端。宋世雄解说排球，蔡猛、杨影解说乒乓球，张斌、黄健翔、段暄解说足球等都是很好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给体育解说员配备高水平的解说顾问也是可行之道，例如NBA的苏群、斯诺克的金龙等都是优秀的代表。这也是北京奥运会体育解说成功的经验之一。

第三，飞扬个性，形成多种多样的解说风格。改革开放前后，我国体育解说风格单一，现在是追求个性胸年代，体育解说需要丰富的多元化的解说。受众理论的个人差异论强调。在传播提供的同样的信息面前，各个人会因为心理、性格的差异而对信息做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特别是轻松幽默的解说方式尤其受到受众的青睐，韩乔生的解说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不经意之间突然出现的“韩氏语录”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像“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成为经典。梁宏达的体育评书也是很好的实践，体育评书不但将我国传统的评书运用到体育解说和评论上，而且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新闻传播的创新形式。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同样的：刘星字在北京奥运会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近乎相同的激情解说，迎来了满堂喝彩，受到广泛的好评和高度的赞扬，这充分说明激情式的体育解说风格的出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出现的理由和存在的空间的。

第四，体育解说要回归到体育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体育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在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许多人认为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赋予体育强烈的政治色彩；还有人认为体育事业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激发爱国情操。当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比赛更多是被看做一种特殊的产业。蕴涵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和财富。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奥林匹克精神不但要体现主张“更快、更高、更强”，而且要强调“重在参与”的精神，还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体育比赛的过分商业化，是滋生各种丑恶现象的温床。我国体育事业要从“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转变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重点发展竞技体育转移到普及大众体育，在“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基础上，提倡“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从参加体育运动中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我国体育解说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才能扭转受众对体育解说不满的现状，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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