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

摘要：基于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所收录的约150篇论文的文献研究，旨在指出，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尚待完善之处，自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建立以及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获得广泛认同以来，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已然崛起。并对会议论文从文学地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与文学区研究，文学景观、文学地理空间与文学地理意象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新拓展等四大领域进行梳理、分析。文学地理学在坚持中国话语属性的基础上，积极与域外相关思想展开交流与对话，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更趋完善。

关键词：中国话语;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学科自觉意识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18）12-0099-08

随着2011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成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以及曾大兴、杨义、陶礼天、邹建军、刘川鄂、梅新林等学者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的大量问世，文学地理学的中国话语属性日渐彰显。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二届硕博论坛于201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青海西宁青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国的17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学术论文近150篇，更是集中展現了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刘庆华在《从文学地理学看中国学的构建》中，从中国学术体系构建的角度如此肯定文学地理学的贡献：“在建构中国学术体系的艰难历程中，文学地理学学科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率先垂范，为构建中国学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①

一、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

言说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的崛起，强调文学地理学的中国性，并非盲目的民族主义自信，而是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学理依据：

首先，长久以来中国学术界面临着严重的失语症困境，这是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诞生的学术生态背景，也凸显出文学地理学的中国话语属性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中国近现代以来长期遭受西方话语的压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方式。在西方，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现象学与阐释学、精神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流派迅速更迭、接踵而来;反观中国，新时期以来我们忙于目不暇接地被动接受各种西方批评话语，却疏于主动挖掘原生性的批评话语。曹顺庆在1996年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话语的缺失：“长期以来 ， 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 、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②

其次，何种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才能称为中国话语？一方面，从时间维度考量，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已有2560年的历史。”并将文学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划分为片段言说阶段（前544—1905）、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学科建设阶段（2011—今）等三阶段。③ 那么，我们可以说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同样具有2500多年或者110多年的历史吗？答案是不能也没有必要。中国话语是一个参照性观念，只有与西方话语相参照才有实际意义。具体到文学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焦虑，大体上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与文学地理学的渐成显学的时间大致一致。另一方面，从文学地理学性质定位考量，无论是作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作为学术研究方法还是作为文学史的补充，均面临着或者中外皆有或者中国源自外国的合法性质疑，无法被看作是中国话语。

综合以上两方面考虑，我们认为，自2011年始的学科建设阶段才为中国所独有，也才可以被称为作为中国话语的文学地理学。曾大兴正是从学科史的视角考察，发现了中西对待文学地理学的态度差异：“为什么文学地理学在国外不受重视，不能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而在中国却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并且正在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呢？”④ 并详尽阐述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诞生的五大原因。具有学科自觉意识的研究同仁均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文学地理学的中国属性，如曾大兴2012年明确地表示：“文学地理学是由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学是‘舶来品’，文学批评学是‘舶来品’，文艺理论学也是‘舶来品’，只有文学地理学才属于‘中国创造’。”⑤ 再如陶礼天2016年指出，“我们现在研究文学地理学不要也不可能只依靠外国的理论”，应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归纳出许多有创新性的命题，乃至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派，从而推动我们‘中国的文学地理思想’研究和‘中国文学的文学地理学’研究”。⑥

再次，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2017）的出版，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新收获，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崛起的又一有力例证和巨大推力。杜华平将该著看作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⑦;李仲凡认为该著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的早日建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⑧;刘川鄂与黄盼盼认为“此书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做通盘考虑的第一书，这对于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学科具有突破性意义”⑨。从以上诸位学者的评价中，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静态地看，《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标志着文学地理学作为学术话语的崛起;另一方面，动态地看，这种崛起不仅不意味着学科发展的停滞，反而是对学科更系统、更深入发展的一种助推。

最后，我们可以从研究者有无话语自觉意识来检验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话语是否真的崛起，事实上中国学者的确在自觉地运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进行多领域研究。在此仅举一例，曾大兴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就系统地提出文学地理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并强调与文学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使用‘空间分析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时空并重’的原则”⑩。以下诸文无不在突出地理空间的前提下，兼而做到时空并重。刘介民的《文学地理之时空维度——唐诗绝句的时空意识》，从人文性、精神性、想像性、跨学科性等层面讨论文学地理的时空维度。左洪涛的《论唐代前后期女性审美观的演变与胡汉关系变化的关系》，使用曾大兴提出的“区域分异法”考察唐代女性审美观，认为初、盛唐以壮硕为美是黄河流域的胡人和北方汉族人的审美观，中、晚唐以劲瘦轻巧为美则是长江流域南方汉族人的审美观。颜红菲的《前文本·嵌文本·潜文本——论〈我们中的一个〉的景观叙事》指出叙事文本中的地理景观不仅展示故事背景，也发挥着时间叙事的功能。陈桐生的《从地理名称看〈诗经〉中的西周风诗》从地名推测《诗经》风诗的创作年代。彭民权的《从自然到文化：先秦地域观念的演变——以“夷狄”“蛮夷”“荆楚”为例》，强调对地域观念认识的时间维度，早期指中原以外自然区域的夷狄等，其后逐渐演变为对非中原区域的文化贬斥。陈丽丽的《论中国古代诗歌总集编纂中的地域意识》以地域与诗歌总集为切入点，对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发展史进行纵向考察，窥见中国诗歌发展的地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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