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繁荣曲艺鞠躬尽瘁为农民创作愿当“文摊”

汪曾祺形容赵树理，说他是个高个子，长脸，眉眼也细长，看人看事，常常微笑。他是个农村才子。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他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的稿子非常干净，极少涂改。他写稿大概不起草。底稿上只是一些人物姓名，东一个西一个，姓名之间牵出一些细线，这便是原稿了，考虑成熟，一气呵成。

之所以能一气呵成，在于他平时不断积累。赵树理认为，写出好作品，必须深入生活，不论写人、写事，深入生活是个根本条件。他身体力行，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洞察了曲艺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喜闻乐见等特点，便决定放弃“文坛”而选择“文摊”作为自己的陣地。他说：“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儿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他几十年如一日严格要求自己，改造自己，磨练自己，他说，“我从小曾锻炼了一个消化小米的胃口和两条爬山的腿，这种生理的性能，我将永远不让它退化。”赵树理同太行山区的农民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他熟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他的作品里洋溢着对农民的热爱，他的感情和农民的感情融成一片，他非常熟稔农民的生活，理解农民的喜爱，只顾怎样为农民写些通俗的书，使农民爱看和爱听。康濯评价说，赵树理毕生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特别是对农民极尽关怀、爱护和尊重，也极其了解；进城以后，往往是任何事物都要联系到农民头上。买一块手表，他默算一下，说：“够农民买五头驴呢，这是五驴表。”一本小说拿了稿费，也要算算够不够买抽水机。家乡的干部每每找他协助集体买机器，他总是解囊相助。家乡亲友找他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困难，要30元，他总拿50元，为此并向我说明过“人家找我开口不容易，总要替人着想，把自己克紧一些嘛！”赵树理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深深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勤劳、善良和朴实的优美品格。

解放前，赵树理参与编辑的第一份小报是《黄河日报》（路东版）的副刊《山地》，以发动人民抗日、揭露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目的，形式上鼓词、快板、故事等无所不包。一人办的副刊，文章不能老用一个名字，他究竟用了多少笔名，笔名是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也没法记清，只有一个还记得就是“胡启明”。因为当时实在起不来名字了，心想胡起个名字吧，就把“胡起名”写作“胡启明”印上了。有时候随手在排字架上摸三个字对在一起，看看像个名字就印上了。后来他参与《中国人》周刊编辑工作，在副刊《大家看》上，采用了小说、诗歌、话剧、鼓词、快板、民间歌谣等各种形式来揭发敌人的丑恶嘴脸，宣传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的政治观念。赵树理独立主编的这份通俗小报，形形色色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他的手笔，里里外外的编务也由他一人包办。他自己查字数，排版样，在石印药纸上写出各种字体的标题，还要配上插画、连环画和活跃版面的装饰画，并且从头到尾地进行校对。为此，他曾作打油诗一首：《中国人》报，《中国人》报，一个编辑姓赵；他编、他写、他校，别看报纸小，作用可得了；写篇小鼓词，快板句句妙，小评论、小报道，大半作品老赵包。

1943年是赵树理创作丰收的一年，也是他确立人民作家地位的一年。史纪言说赵树理的作品的文字，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评书的优秀传统，同时也吸收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在形式方面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5月写出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亲笔题字：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9月《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10月作小说《李有才板话》，12月由新华书店出版。1944年夏天，湘衡剧团演出秧歌剧《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剧团邀请赵树理指导。他来到剧团，为了能听到群众的反映，根据群众的要求和意愿修改剧本，每日跟着剧团翻山越岭，到各村演出、奔波。他有时改剧本，有时也参与导演，哪场缺了人，哪场演员有个病病灾灾的他也替一场凑一下。一夏天，不知他跑了多少路，反正回到新华书店时两双新鞋都穿了个稀烂。1945年10月、11月动手写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1月由新华书店出版。周扬称赞赵树理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是三幅农村中发生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支配一切的因素。周扬表示，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和赵树理相处多年，深深感到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淳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郭沫若曾经深情地说，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我感觉这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一样可爱，而规模确实是更加宏大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的自然自在。当然，大，也还并不敢说就怎样伟大，而这树子也并不是豪华高贵的珍奇种属，而是很常见的杉树桧树乃至可以劈来当柴烧的青杠树之类，但它不受拘束地成长了起来，确是一点儿也不矜持，一点儿也不衔异，大大方方地，十足地，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大约是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吧。书的封面上是有“通俗小说”四个字的标志的，作者存心“通俗”，而确实做到了。所写的是老百姓自己翻身的事，人物连姓名也不雅驯，铁锁、冷元、白狗、二妞之类，然而他们正是老老实实的人民英雄。事件的进行，人物的安排，都是妥帖匀称的，一点儿也不突兀，一点儿也不冗赘。

老舍曾经这样评价赵树理的小说《套不住的手》：“文字极为朴素严整，不像赵树理以往的文章那么有风趣，可是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可爱的微笑。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啊，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可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这篇作品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大题小做，篇幅不长而意义很大，它叫我们看见比什么都更可贵的一双宝物——手。”

据汪曾祺讲，赵树理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豪饮，而且划拳极精。他划拳打通关，很少有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赵树理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1951年初赵树理调中宣部担任文艺干事。九十月间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庚先生之请为该系开设民间文艺课，开头亲自讲授两次，每两周讲一次，以后每堂课介绍一两种说唱艺术，系组织别人讲述，由演员现场表演。讲评剧，他请王雁介绍评剧的历史，接着请新凤霞清唱一段《刘巧儿》；讲评书，他请连阔如介绍评书的历史和特点，又由连阔如说了一段《潘金莲》。这课程别开生面，开创了民间艺术家登上大学讲座的历史新纪元。时间长达一年左右。

1953年冬他开始动笔写《三里湾》，断断续续写到1954年冬完成。傅雷评价《三里湾》说赵树理把主题融化在故事中间，不露一点儿痕迹，把精神食粮调制得既美味又可口，叫人看了非爱不可，非吃不可。《三里湾》中大大小小琐碎的情节，既不显得有心为题材作说明，也不以卖弄技巧为能事。作者写青年男女的恋爱、夫妇的争执、婆媳妯娌之间的口角、顽固人物的可笑、积极分子的可爱，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而那些细节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包含的教育意义，又出之以蕴蓄暗示的手法，只教人心领神会。作者的笔墨很经济，差不多全是双管齐下，一笔照顾了几方面的。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出版社都找到赵树理，希望交他们出版。这两个出版社的稿费高，但赵树理执意要交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他不图稿费，想的只是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发行渠道是农村，他想让农民看他的书。

赵树理的创作，在文艺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深最直接的是山西省的一批作家，如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以赵树理为代表，这些作家大抵处于相同的地域，有着相同的地方色彩，有着比较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思想倾向，又有着比较共同的艺术趣味，因而在作品中表现了大体相同的主题、题材，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表现手法和语言，被人们称为“山药蛋派”。这个流派的小说有主要的读者对象和描写对象——农民。这批作家个人的风格并不全同，但是共同的特点始终保持：第一，在题材上，都择取太行山区、汾水流域广大农村沸腾的生活，都带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和晋中盆地的气息。第二，在表现形式上，都极其通俗化，群众化。第三，他们都采取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把锐利的笔触从生活的表层深入到生活的内核，在思想内容上敢于描写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揭示中国农民在新旧社会交替的伟大时代里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不平凡的历程。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经很中肯地评价老舍和赵树理，说他们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创作道路不同，作品体裁不同，风格不同，语言不同，但是两人在一些根本方面却有着非常近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来自穷人阶级，都是底层里钻出来的，他们勤奋一生，有“一双套不住的手”，他们的作品，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小人物，一个叫祥子的人力车夫和一个叫李有才的农民，后来都成了闻名的人物。他们酷爱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和地方戏，对其中的若干形式，自己会唱，会写，会表演，而且以此相当自豪。他们都特别对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一个写了一辈子北京城，一个写了一辈子山西农村，他们的北京味儿和“山药蛋儿”成了别具一格的重要文学流派。他们热情，慷慨豪放，像一团火。他们幽默，都是说笑话的能手，几句话就能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他们都很谦虚，在原则问题上眼睛里不揉沙子。对待自己非常严格，在生活上严肃，过着异常简朴，甚至有点古板的生活。

赵树理积极参与和组织曲艺活动，在培养曲艺表演和创作人才方面作出了贡献。他作为曲艺界领导者和曲艺刊物编辑，为推广、繁荣曲艺事业作出了努力。赵树理除了创作和改编了《石不烂赶车》《登记》《考神婆》《王家坡》《春在农村的变化》《灵泉洞》《谷子好》等一大批优秀曲艺作品，还撰写了许多曲艺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关于曲艺的评论涉及到曲艺的艺术特点、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问题、曲艺价值的探讨、创作中对曲艺手法的借鉴等方面。从这些评论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赵树理对曲艺的熟悉和热爱。此外，他还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自身的创作归纳出了曲艺的创作手法，肯定了曲艺的价值和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积极倡导将曲艺中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中，指出曲艺艺术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宝藏，文艺工作者要从曲艺中吸收营养。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许多曲艺因子，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在其小说作品中曲艺形式的直接呈现，其次从赵树理两种类型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其小说与曲艺的关联：一是赵树理“问题小说”理念的形成与曲艺有关。他管自己的作品叫“问题小说”，就是因为他写的小说都是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二是“新评书体小说”从艺术体式角度更加直接地突出了赵树理小说与曲艺的关联，如回目式的标题设置、用“扣子”艺术来勾连情节以及描写方法上的继承与革新等等。另外，赵树理将评书手法灵活运用到了小说创作当中，非常注意故事的头尾衔接，人物出场、下场的交代，以及叙述故事过程中通过书中人物的视线、感觉描写情景，刻画人物，从不脱离故事的叙述，单独地去进行景物气氛的渲染和冗长的人物描写，这在许多作品中都使用得非常精彩。赵树理小说创作吸取曲艺营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他吸收了主要靠“说说唱唱来讲故事”的曲艺的艺术特色，实现了小说可以“说”的艺术追求，为实现小说改编成曲艺提供了便利，實现了小说创作与曲艺改编的双向互动。如他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对李有才的描写：“他还有个特别本领是编歌子，不论村里发生件什么事，有个什么特别人，他都能编一大套，念起来特别顺口。这种歌，在阎家山一带叫‘圪溜嘴’，官话叫‘快板’。”这篇小说中一共使用了13段快板，穿插其间，赵树理借“快板”这种韵诵体曲艺形式来进行人物性格的刻画或事件的总结，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也构成了该小说的一大特色。朱自清对此给予了肯定：“快板及其故事所使用的语言自有其风格，完全抛弃了附着在民族形式上的封建臭味，而采用了正在变化中的农民的生动的语言。”

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伟大阶段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农村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它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描写不同时期农村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可以说是贯穿在赵树理整个创作中的一根中心红线。赵树理对我国评书等传统的文艺形式，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能够很好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认为对传统应该区别对待，批判地接受。他融化了各种民间文艺形式的传统特点，又接受了世界进步文学的优点，经过创造，形成了独创性的风格，在小说创作中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新形式。他塑造出来的农民形象，性格真实、饱满、鲜明、生动。

参考书目：

[1]赵树理，《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

[2]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3]赵树理，《赵树理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3年。

[4]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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