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巧判沃尔玛女工案

男女平等是美国一大政治正确。三位沃尔玛前女工比起沃尔玛，似乎是弱势一方。村上春树有名言：当鸡蛋与高墙相撞时，他永远站在鸡蛋一边。那，美国大法官凭什么站在高墙一边？

对美国了解越深，越感到法律在这个国家的至高地位和至大作用。比如，美国和古巴虽是冤家对头，两国却早在1977年——比联合国通过海洋法公约还要早五年——就和墨西哥一起划定了三家海上近邻的经济专属区分界。划界的原则，后来还被海洋法公约采纳。在美国的扩张过程中，不管土地是怎么来的，拿到手之后，分界都是明确签约的。在法律上，美国与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领海的冲突。这就使美国意图主导国际事务时，阻力大为降低。其他国家也得益，中国公司帮古巴勘探近海油田，就不必担心美国军舰干扰。

美国法律的最高解释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政党，而是属于最高法院的九位终身任职大法官。是他们的分析和辩论，维护了美国法律及社会的稳定。美国不是和谐社会。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一本书，《美国政治：先天的不和谐》（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亨廷顿说：不像其他国家，美国不是民族国家，美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移民，为了一个共同的自由理想，走到一起来了。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所以美国政治永远吵吵闹闹，总是有人按着理想激烈批评现实。而美国的理想是一种政治原则，原则问题是很难妥协的。美国的大法官们，面临事关原则的冲突时，如何处理才能使社会相对稳定、不被左右之争撕裂？

试看一个被告为沃尔玛的例子。三位沃尔玛的前女工，代表曾在和正在沃尔玛美国各分店工作的总计160万女雇员，控告沃尔玛在加薪和提职时有性别歧视。这案子从低级法院打起，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期间引来各界关注，成了美国一大案。今年放假（美国大法官和大学教授一样，享有暑假，从７月４日的美国独立节开始，休息到９月初的美国劳动节）前夕，大法官们判决：女工的共同诉讼不可立案。

男女平等是美国一大政治正确。而且女工比起沃尔玛这样的全球大商场大企业，似乎是弱势一方。村上春树有名言：当鸡蛋与高墙相撞时，他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美国大法官凭什么站在高墙一边？——其实，大法官们哪边都不站，他们只是站在法律和程序之上。他们并没有判决说沃尔玛不存在性别歧视，也没有说女工不能控告沃尔玛，判决只是认为女工的共同诉讼不合程序。

原告律师是按照美国民事诉讼法第23章的Ａ条和Ｂ条而要求立案的。Ａ条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共同诉讼；Ｂ条则与赔偿有关。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原告不适当地援引了Ｂ条，据此提出的补发工资要求不合程序。他们同时以五比四通过，判定女工的共同诉讼不符合Ａ条规定。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大法官们不管偏左偏右都一致同意的部分。

原告律师实际引用的是Ｂ条第２款，这是针对被告的某个涉及共同诉讼群体所有成员的一般性举动。最高法院判决指出：沃尔玛并没有歧视女性的企业性政策，加薪和提职由每家分店的经理独立决定，这里不存在对每一个女工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解决。美国共同诉讼的条件比较严，原告为方便打官司，仅仅提出工资补发，没有要求金额更高的惩罚性赔偿。反正160万人的补发工资已是天文数字，足够律师发财。

但是，最高法院判决指出：沃尔玛3千4百家美国分店的情况千差万别，可能会有某些女工，如果由她自己控告本店经理，她的经历足够要求惩罚性赔偿；另一方面，也有女雇员一路升迁，已经做到分店经理或更高，她在感情上不愿控告公司——共同訴讼的整体性解决，实际上会损害这两类人的个人利益。大法官们认为：如果存在个体利益优化方案，你不能随意“代表”他人，哪怕出发点是为集体谋利益。所以那三名女工不可“代表”沃尔玛全体女雇员，她们提出的共同诉讼不成立（但可以缩小规模继续打官司）。

这案子，看上去是个站在劳动者一边还是大公司一边的“姓社”还是“姓资”的原则问题，但大法官们只是在程序上作了个比较狭隘的判决，就摆平了各方的汹汹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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