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先导

人文创新与科技创新有着互动、互促、互渗的关系，人文创新对科技创新起导引、培育和催生作用。这是人文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一种深层联系。然而，这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被现代科技创新的强大潮流掩盖了，被过分高扬科技价值的现代人忽略了，而社会上又普遍存在着一种重科技轻人文、重科技创新轻人文创新的心理态势和价值导向，其后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科技创新能力与人文创新能力的失谐。避免和削除这种失谐倾向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重建人文创新对科技创新影响的价值定位。

一、人文创新为科技创新催生必要的思想前提

文化对科技创新具有正与负两重作用，总体上看，陈腐的文化阻碍科技创新的发生和进程，先进的文化对科技创新活动起着积极推动作用。当某一时代的主流文化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阻碍时，打破这种文化的桎梏，创建新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符合科技发展需要的主流文化，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历史表明，每一次科技创新活跃时代到来之前，都会有一个文化繁荣时期，有一个人文创新运动的发生，有对科技创新起导引作用的新的人文思想创生。人文创新运动发生在先，科技创新活跃时代在后，人文创新运动为科技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催生必要的思想前提。这是历史上表现出的科技创新的一个基本规律。

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打破封建文化专制、摆脱宗教神学束缚、反对经院哲学的人文创新运动。

意大利文学家但丁、薄伽秋、艺术家达·芬奇、拉斐尔、米开兰基罗、哲学家彭波那齐等人充当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上帝为中心，强调思想解放，反对文化专制，倡导人性、人权，反对神性、神权，重视面向自然、面向现实、面向生活，反对经院哲学的玄想空谈。这场以弘扬人文主义精神为主题思想的人文创新运动，首先引发了意大利科学技术的复兴和科技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使意大利成为近代第一个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天文学家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一代科学英雄，就是在这场人文创新大潮中涌现出的科学革命的勇士。

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人文思想革命，急风暴雨般地席卷了整个欧洲，洗刷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把人们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科学探索精神从封建社会和宗教神学的冰冻土壤里释放出来。正是在这种探索创新精神的影响下，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首先举起科学革命的义旗，拉开了近代科学的序幕。在意大利科学中心孕育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科学探索精神很快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并逐渐影响到德国、法国、英国以至整个欧洲，引起科技创新的链锁反应，近代科学由此神奇般地蓬蓬勃勃发展起来。

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局面，也是一场开放、多元的思想文化大碰撞、大交流，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文创新运动。在这个人文创新活跃的时代，各家学派荟萃、自由争鸣，以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为主题的各种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这场生机勃勃的人文思想创新运动，不仅直接带来了秦汉农业文明的成熟，而且引发出众多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集哲学、力学、数学于一体的《墨经》，集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农学、天文学、气象学于一身的《吕氏春秋》，数学中的《九章算术》，医学中的《黄帝内经》，农学中的《神农本草经》，都是人类古代社会的科学珍宝。对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三大技术发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孕育、酝酿出来的。

现代社会也是如此。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本质上是一场人文思想解放运动。这场人文创新活动把人们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中解脱出来，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此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成为我国科技创新活跃时代到来的先导。先有人文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我国科技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这是当代每个中老年科技工作者都能深切体验到的历史事实。

二、人文创新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科技创新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作用，特别是近代科学以来，缺失良好的环境条件，科技创新特别是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几乎寸步难行。在诸多环境因素中，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起着基本保障作用。社会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制度的功能主要是规范、制约、控制、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制度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创新，是以制度变革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性的人文创新运动。近代科学发展史表明，社会制度变革能够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的发生，加速科技创新的进程，催化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这是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科技创新的又一个基本规律。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蒸汽机的雏形本来是17世纪中叶由法国工程师巴本最先研制出来的，却因法国封建君主制的保守而没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只好长期停留在实验阶段。英国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为蒸汽机的研发提供了最适宜的人文环境，英国工程师塞维利把巴本设计的蒸汽机加以改进，首次用于矿山抽水，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塞维利本人因之荣获“矿上之父”的盛誉。蒸汽机后经瓦特的多次重大改进、创新，终于广泛应用于纺织业、冶炼业、化工业、运输业和机器制造业等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英国成为蒸汽动力革命的爆发地。在法国播下的蒸汽机发明的种子，之所以在英国首先开花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的社会制度为蒸汽机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

三、人文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战略政策保证

英国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发了近代科学中心由意大利转移到英国，那么，在同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为什么科学中心会从英国又先后转移到法国、德国和美国？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战略、科技政策本质上属于人文范畴，是人文思想、人文理论在科技管理领域的应用。从这种意义上讲，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创新，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创新。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解开上述问题之迷的钥匙，同时也寻觅到了人文创新成为科技创新先导的另一条路径。

历史表明，独到自主的科技战略，鼓励创新的科技政策，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的生命线，是一个国家振兴科技的必要条件，亦是激发民族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保障。反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它已拥有了多么发达的科学技术，只要选错了科技发展战略，执行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方针政策，那么，它就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渐失去已取得的优势，其领先地位最终也不得不让给后来居上者。循着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轨迹，可以深刻领悟到这一创新规律的作用。

英国跨入世界科学中心的年代，正值动力学充当着自然科学的领头羊地位，有50﹪以上的杰出科学学家被吸引到力学领域。其结果，取得了当代第一流的科研成果，为英国进入和保持科学中心地位创立了必要条件。从18世纪中叶开始，热学和化学进入到时代科技发展的主流，而此时的英国科学决策者，却仍然死抱着已失去活力的理论力学不放。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大革命促进了法国科学的崛起，为法国进入科技创新繁荣期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制度基础。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的比英国要晚，但法国的科学决策者却及时捕捉到了时代科学的主题，积极引导大批杰出科学家投入到热学和化学领域施展才华。拉瓦锡的氧化说，卡诺的热机理论等大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理论和具有开拓性的科学成果，都是在法国科学中心年代（1770—1830）出现的。这一时期，法国科学家做出了全世界40﹪以上的重大科学发现。科技战略的失误，使英国最终失去科学中心地位，取而代之是后来居上的法国。法国赶超英国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后进的国家常常不是在先进国家选定的战略方向赶超的，而是凭借自己自主独创的科技战略，另外开辟前进的方向。

到了19世纪初，后进赶超先进的历史规律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又发生了重演。从18世纪末开始，时代科学的主题转向电磁学和有机化学，新一代法国的科学决策人物开始走向保守，他们还在已取得的科学优势领域里尽情遨游、享受，无视科技发展的潮流走向。相反，1848年的大革命使德国科学的天空群星灿烂，精明的德国科学决策者没有模仿和追随走在前面的法国的科技战略，而是看准了电磁学和有机化学这两个潜力学科，把50﹪以上的科学家引领到这两个专业里去。结果，德国科学家如同找到富矿一样，很快就取得一大批开创性科技成果，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科学殿堂的台柱。就这样，世界科学的中心在法国停留了六十年以后又转移到德国。德国雄踞世界科学中心期间（1810—1920），在科学版图的各个领域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德国科学家的名字。有能量守恒定律的创建者之一赫尔姆霍茨、科学里程碑式的人物爱因斯坦、享有“有机化学之父”盛誉的李比希，等等。

德国科学中心的丢失，在很大程度是由德国科学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希特勒纳粹主义的非人性政策，使许多杰出科学家遭受迫害，科学人才大量流失。自20世纪20年代起，世界科学的中心开始向美国转移，美国的科学技术在50年代进入它的黄金时期。这在很大程度要归功于美国独创的科技发展战略、鼓励创新的科技政策和开放、民主的人才政策。如联邦政府鼓励性薪金法和发展私人基金会的政策的提出。美国的科学决策者把发展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作为争夺世界科学中心的突破口，占领核世界的制高点。美国不仅有自己的一支优秀科学家队伍，而且积极吸纳全世界的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像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罗伦茨、李政道和杨振宁，杰出天文学家哈勃，优秀的数学家韦尔，控制论创立者维纳等。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基本保证”不等于是“完全保证”，不等于可以忽视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优化选择。实践已经表明，在保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改革那些不适宜的制度、体制、规章和做法，制定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促进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措施。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配套改革，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各种鼓励创新政策的推出，有利于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的各种举措，国家创新体系和各省市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高科技园区的建立，为我国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科技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和持续展开，提供了多层次强有力的保证。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如此多层面营造的鼓励创新的战略政策保障，就不会有今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遍地开花的大好局面，也不会有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某些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W．C．丹皮尔．科技史[N]．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赵树智．科学的突破[N]．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3]陈子彤．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的协同发展[M]．现代经济探讨，2004，（4）

[4]崔莹玺．关于文化创新的几点认识[M]．前进，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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