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现状及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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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入调整，贸易分工模式发生变化，同时中国进入产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时期。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使用WIOD数据库1995—2011年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从供给层面测算中国整体及货物生产业、服务业增加值输出。并基于增加值测算产业显性比较优势。中国自身增加值90%用于国内最终品和中间品的生产，不足10%用于国外生产；各产业自身增加值用于国外最终品生产的比例大于中间品；传统货物生产业优势下降，而高技术货物生产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多数服务业具备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竞争力不足。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测算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结构调整；最终品；中间品；贸易分工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4-0066-11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品的生产环节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而是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承接了产品生产的某一环节，并由此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价值增值链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参與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ins）分工格局的一部分（程大中，2015）。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贸易中的增加值利得，也区别于总量贸易利得，成为研究重点。根据国家投入产出表，Hummels，D等（2001）通过定义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首次分析了一国在GVC背景下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外增加值。之后Daudin等（2011）、Johnson等（2012）、Wang等（2013）、Koopman等（2010、2014）对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测算，并从增加值角度，分析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及演变趋势。

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通过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本身并没有过多的增加值。同时中国作为加工贸易大国，进行大量的进口中间品再加工生产环节，出口仅获取组装费用，无法获取高价值。依靠外需进行的低价值生产以及应对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当前产能过剩，且危机之后，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去产业空心化，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疲软，多余产能无法输出。就中国内部而言，基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必然，高技术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由于过度的粗放增长以及经济体制缺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从而资源配置扭曲，技术落后，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造成有效供给约束，不仅无法满足多样化、高端化的生产、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产业自身的竞争力不足，无法在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占据优势。

二、文献综述

Hummels等（2001）根据国家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品投入增加值，即垂直专业化VS。根据10个OECD国家及4个新兴经济体的投入产出表，发现这些国家垂直专业化占比21%，并且在1970—1990年之间，增长30%。但VS测算是基于两个假设，第一，进口的中间投入用于国内销售生产和用于供给外需的生产具有相同比例。第二，进口的中间品所含价值完全来自国外，且只有一个国家出口中间品。之后的文献，对两个基本假设进行了修正，不断完善增加值测算体系。Koopman等（2008）修正假设一，通过匹配中国投入产出表及海关贸易数据，分离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指出中国入世之前，货物生产业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50%，入世之后，升至60%。Wang等（2009）使用亚洲投入产出表（AIO），实现了出口所含增加值来源分解，完成了对假设二的修正。之后，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出口中的增加值进行研究，Johnson等（2012）定义了两种增加值出口概念，直接增加值出口即一国出口中直接被进口国家消化吸收，而间接增加值出口是通过中间国家出口至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进一步将两者占总出口的比重定义为VAX。Daudin（2011）将VS1*定义为一国出口再进口回本国的增加值。Koopman等（2010，2014）同时对两个假设进行修正，将一国的出口分解为国内、国外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将前述学者的增加值研究归于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内，初步实现了一国增加值出口核算方法的整合。同时，完成了官方总值贸易统计（gross value terms）与国民账户贸易增加值统计（value-added terms）的对接，从总值贸易中对重复统计项及不同类型的增加值进行分离。Wang等（2013）的工作论文在Koopman（2014）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双边产业层面的测算，并且从产业前向关联（forward-linkage）的角度即产业作为供给方向他国不同产业的增加值输出测算，本质上是考察一国的GDP（各产业增加值）用于何处。也可以从后向关联（backward-linkage）的角度即产业作为需求方从其他国家不同产业进口的增加值测算，考察了产业作为使用者，其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中所包含增加值的来源。

国内的研究中，李昕和徐滇庆（2013）排除了加工贸易的重复统计及产权属于外资的企业之后，认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且外贸失衡并不严重。罗长远和张军（2014）测算发现，中国出口在1995—2005年降低24%，主要原因是中国产业自身增加值创造能力较低。樊茂清和黄薇（2014）采用WIOD数据，发现中国1995—2009年，加工贸易增加值占比快速上升，知识密集型产业对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贡献上升。王岚和盛斌（2014）通过对中美双边贸易增加值分解，发现中国对美国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占对美国总值贸易顺差的50.6%，从增加值角度而言，中国贸易顺差被高估一倍。陈雯和李强（2014）研究得到同样结果，认为中国出口贸易被夸大。卫瑞、张文城和张少军（2015）采用结构分解法，发现1995—2009年，外需引致的中国增加值出口增幅达629.36%，并指出影响中国增加值出口的主要因素为外需来源地、中国产业国际前向关联、国外最终需求规模。程大中（2015）发现1995—2011年中国以国外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与世界经济关联度上升，且倾向于由高收入经济体进口较多的增加值。而投入—产出关联指数表明，中国通过国际中间品的供给、需求两个渠道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叶作义等（2015）通过对中、日、美等七国的附加值测算，发现发达国家增加值本国使用率高于中国等新兴国家。进一步的研究中，樊茂清和黄薇（2016）通过贸易增加值分解，发现投资是中国对外贸易需求上升的主要原因，而资本投入是中国出口增加的重要推动力。在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的研究中，张杰、陈志远和刘元春（2013）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微观角度发现提高中国出口所含国内增加值的主要是民营企业以及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刘维林（2015）发现中国加工贸易的完全国外附加值率高于一般贸易近70%，且高科技产业对进口投入的需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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